图1. 宇宙大爆炸图示，其中每个2维y-z平面代表某一时刻的3维宇宙空间。宇宙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其存在后的最初<10^-43秒被称为普朗克纪元。当时宇宙大小与时间都在普朗克最小量子单位数量级。这套理论最早由比利时物理学家、天主教神父勒梅特在1931年提出。他认为宇宙由“太初原子” (primeval atom)膨胀而成。照片来自NASA和维基百科。

狭义相对论诞生于1905年，指出时间与空间不恒定、依观察者速度不同而不同。广义相对论诞生于1915年，重塑时空概念，推翻牛顿时空观。天文学家在1919年观测到星光经过太阳附近时弯曲，支持广义相对论、否定牛顿物理、轰动世界，爱因斯坦从此名扬天下。1922年，科学家基于广义相对论，证明宇宙可以扩张或收缩，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的雏形。1927年，科学家证明宇宙无法保持静态稳定。1929年，天文学家观测到远方星系都在退行，证实宇宙正在膨胀。1931年，勒梅特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在过去某一时刻，宇宙从无到有，然后由小变大，所以时间与空间都有限，类似《圣经》中神创世故事。物质世界不永恒，所以物质不是第一存在、必是衍生的，否定了唯物论，与基督教和唯心主义相符。

再看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呼唤“赛先生”、即科学，从此信仰科学成为知识界绝对主流，直到今天。1922年，爱因斯坦已享誉世界，短暂访问中国，受到社会各界热烈追捧。从1923到1925年，学术界最高层爆发“科玄论战”，实质是唯物与唯心之争。“科玄”原意Science vs Metaphysics，就是“科学与形而上学”。论战双方都是留学生，英文是他们的学术语言。中文名称里的“玄”指玄学，让人联想起魏晋虚矫学风、甚至街头巷尾算命、占卜之术。唯物派借此贬低唯心派，唯心派无奈接受。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大辩论，其实也是唯一一次，代表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的高峰。后来还发生过多次名义上的思想辩论，但本质都是政治斗争，不是真正的思想对抗。如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1960年代初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文革期间关于相对论的辩论、打倒四人帮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等。后来这些“辩论”，发起与结论都由政治力操控，观点本身的真伪、对错、严谨与否等都不重要。

图2. 爱因斯坦携夫人于1922年底访问上海，在梓园与接待人员合影。爱因斯坦在前排正中。前排右起两位是于右任和王一亭(梓园主人)，后排左起第4位是张君劢。右图是上海《时报》相关报道。爱因斯坦在上海期间，收到瑞典总领事正式通知，他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科玄论大的战结果是唯物派大胜。其中代表人物包括胡适、丁文江、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等。这批人其实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群体。他们以科学为旗帜，占领中国社会思想高地，将唯心论排挤出局。即使到了今天，主流国人仍然禁锢在他们的主张之中，从没实现超越，且已沿唯物道路走得更深更远。但考查这几位的思想，不难发现他们没懂在当时已是主流科学的相对论，仿佛爱因斯坦引发的革命没发生过。比如陈独秀在1920年写道，“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的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15】。科学是关于现实的专门知识，基督教的神是纯精神。三位一体关于纯精神、创世说关于精神如何产生现实，它们从没被科学“破坏”过。比如牛顿认为他提出的无限时空属神、不在现实里。科学既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纯精神的信仰。主流科学界和哲学界从没认为科学证伪了基督教，包括在相对论出现之前。确有少数西方思想家因为科学而选择相信无神论，但他们也不敢讲科学证明神不存在。陈独秀代表中国知识界从五四到今天的主流想法，思想中存在明显逻辑硬伤，表现出惊人的肤浅。

胡适和丁文江多次强调自己是无神论者。科学派实质就是唯物派。胡适曾对英国女作家谢福芸说过，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连我们的鬼神都唯物【6】。科学派的唯物程度超过中国平均水平，但皈依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还公开批评他们不够唯物。直到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界依然视唯物为光荣，视有信仰或唯心为耻辱，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胡适在1923年首次发表他的“十诫”，作为自己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宣言，并在1928年讲演中和1932年出版的《我的信仰》里全文重复，以示重视。其中开篇就讲，根据科学，空间无限大、时间无限长，与陈独秀观念如出一辙，明显违反相对论和宇宙科学。在胡适晚年，宇宙大爆炸理论不但被科学界认可，在西方社会已路人皆知。但他多次骄傲地重提自己的“科学”世界观，从未撤回或修改过胡适十诫，更没为误导国人而道歉。他一生高喊信仰科学，在此过程中飞黄腾达，从安徽乡下一介小书生，摇身变成学术泰斗，却从未认真学习、思考过科学。思想领袖有相应责任。当主张被证明错了，就必须公开修改和道歉，胡适没做到。陈独秀和丁文江也没做到，但他们去世较早，不像胡适那么过分。

图3. 胡适十诫出现在他多部著作中，最著名的是1923年他为《科学与人生观》写的序言，丁文江是该书作者【6】。每处文字稍有区别，这个版本来自1931年《我的信仰》【24】。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6476.html

其实我并不在意胡适个人，但至今主流国人仍然视他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好的学者，包括我的很多熟人朋友，所以我绕不开他。我认为他就是个处世精明、但思想平庸的人，既说不上很好、也说不上很坏。在学术上他与主流中国读书人一样，很会考试，却不会思考，缺乏哲人应有的思想敏感性。一个小例子，在《胡适十诫》各版本中，他有时说“空间的大”，有时说“空间的无限之大”。他都不知道作为世界观，“空间大”与“空间无限大”之间存在根本区别，所以用词随便。我翻看过他的许多文章，都是中学生背书、然后复述的水平，严重缺乏智慧火花，从没见他提出过经得起推敲的独到见解。印象中他唯一触及哲学大问题的谈话来自谢福芸的回忆。她出生在中国，父亲和丈夫都是基督教牧师。他俩在火车上谈到中国人缺乏信仰，胡适说中国人从来如此，意思是未来也会如此，你们努力传教也没用。谢福芸说中国人重视祭祖、说明并不绝对唯物。胡适反驳说，中国的鬼神也唯物，比如要吃的、用的、还有钱。谢福芸简单的话里藏着一个简单、但根本的问题，如果中国人绝对唯物，为什么有鬼神观念？中国人知道鬼神，就说明他们内心也联通彼岸世界，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9】。但胡适完全没听出来，胡扯一些次要问题，什么祭祖要烧钱、中国鬼也索要东西之类。

为尽可能多地获取来自彼岸世界的灵感，哲人们通常需要远离世俗，让内心进入悲天悯人的境界。但胡适忙于功名，视学问为敲门砖，一旦有机会就做官，做官也是为自己功名。抗战期间蒋介石派他作驻美大使，第一要务当然是争取更多美国援助。但他在这方面成绩平平，可谓聊胜于无，有负于战火中苦苦坚持的亿万同胞。在外交工作上，他没什么特别能力或兴趣，却利用在美机会为自己争取到二十几个名誉博士学位【14】，弥补毕业后花十年才拿到学位的遗憾与屈辱。稍有平常心的人都懂，名义学位是虚名，最多一两个就足矣，何必要那么多？在功利方面如此欲壑难填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真的智者与哲人？看懂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狭义相对论问世近20年、广义相对论问世近10年之后，这位中国“学术泰斗”却还以为科学等同于机械宇宙论与无神论，完全没意识到相对论已经改变了主流科学的根基。

那些推崇胡适的人也没全错，因为其他学者还不如他。从五四到今天，中国物理学界一直没懂相对论背后的哲学。在哲学专业里、或在更广泛的文科领域里，学者们也只会喊口号“相信科学”，没谁真懂相对论里的物理，也就没谁真懂相对论里的哲学。并非相对论太难，只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沉下心来学习和思考。当年科学派中另一位大将丁文江，曾在英国著名大学留学，专业理工，按理应该能够深刻理解科学，其实不然。他知道“相对论”这个名字，但从来避谈具体内容，只说自己相信科学方法论，不在乎具体科学理论。他大概从没听说过“归纳法丑闻”。休谟在18世纪就论证了归纳法假设未被观测的样本与已被观测样本一致，但这个假设在根本上不可信。科学方法论基于归纳法，所以也在根本上不可信【7】。陈独秀更简单粗暴，强词夺理坚称相对论属于唯物主义。他学苏联做派，超越孔子春秋写法，硬把黑的说成白的，然后宣布胜利。这种操作后来成为中共传家宝，至今在中国盛行。

科玄论战的主要参与者们都曾长期在欧美留学或生活，本来有机会深入理解相对论，但都没做到。关于胡适的资料最全，所以再以他为例。他一生中大约有25年生活在美国，尤其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他去世，他有大约18年身在美国，在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时间加在一起只有5年。在1915至17年之间，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当时哥大是美国最重要的物理学中心之一，与欧洲顶级相对论专家们关系密切；纽约又是世界科学出版中心，信息畅通。他主攻哲学，讨论问题时尤其喜欢讲“根据物理学…”、“根据科学…”等，理应主动理解最新科学，只要到隔壁物理系上几门课就行，但他全没那样做，所以连相对论的皮毛都不懂。从1950到58年，他居住在纽约曼哈顿。在那个时期，宇宙大爆炸已成社会热门话题，连普通纽约市民都知道，胡适却还继续表现得全然无知。每当谈起这类事，我不得不直面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之鄙劣，脊背就不禁阵阵发凉，为我们民族悲哀，心情郁闷。现在很多知识分子羡慕北洋时代的同行们，觉得他们被社会尊重、而现代人不尊重自己。但很少人看懂现象背后的简单逻辑。当时我们民族面临重大转折，人民不知所措，于是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群体身上，类似西方人在面对大危机时向基督教会系统与牧师群体寻求指引。但在得到人民的敬仰和优待后，中国知识界却没拿出真知灼见，要么胡言乱语如南郭先生，要么妄言自肥似卑鄙小人，社会的尊重与优待当然难以为继。

图4.梁启超(1873-1929)，清末民初社会领袖，在日本期间吸引一大批留学生追随，包括张君劢和张东荪。张君劢(1887-1969)，出身上海宝山名医家庭，留学日本与德国，学习政经与哲学，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民国风云人物之一。他疏远蒋介石、又坚决反共，1949年后逃离中国，辗转后定居美国，寿终正寝。他是徐志摩原配张幼仪的哥哥。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出身官宦家庭，留学日本学习哲学，回国后活跃于政治、出版、和教育等领域，成为著名哲学家。1950年代初他被指控为美国特务；3个儿子中两个自杀，一个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他最后死于狱中。陈独秀(1879-1942)和胡适(1891-1962)无需赘述。丁文江(1887-1936)，出身江苏乡绅家庭，留学日本与英国，学习动物学与地质学，曾在交大前身南洋公学教书，获得满清格致科进士名衔，成为民国初年风云人物之一。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者丁子霖教授的伯父。

科玄论战中的唯心派由梁启超作总后台，张君劢作主力辩将。梁不懂相对论，情有可原。他是前清举人，一生成就卓越，但受时代局限，缺乏基本科学训练。张君劢曾两次赴德国留学，专攻哲学。他正面看待相对论，但理解较浅，只能谈论只言片语，比如能量与质量互相转换、时空因人而异等，却不懂其中精密的物理。他也不懂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比如经常将“唯心”等同于“主观”、“我想怎样就怎样”，有点类似当今很多国人望文生义，认为“唯心”就是“全看我心”，像唐代僧人惠能的名句，“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其实基督教的神、柏拉图的彼岸世界等理念，绝非物质、但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几何与数学等也都非物质、但客观。基督教认为它们属于神的智慧，存于神的头脑之中；柏拉图认为它们存于彼岸世界。张君劢最后回归儒家，可见其思想混沌，没突破原生文化。

唯心派另一大将张东荪曾留学日本，主修哲学，是个相对认真的读书人。在科玄论战主要参与者中，他最了解相对论，但依然停留在典型中国文科生讨论科学的水平。他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数学和现代物理训练，不能体会其中的严谨与精妙，因此无法从相对论的数理内涵出发，独立自主地提炼其哲学含义，只得复述和拼凑外国哲学家与科普作家们的总结，于是造成错误。比如他认为时空随参照系变化代表时空非客观、需要人作为观察主体，在物理学上是不对的。参照系是客观的，不依赖人。他总体思想摇摆不定，既推崇康德，又要在中国儒道佛中寻求“整体观”；既否认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又提出“外界有其条理，内界亦有其立法”，从而引入自己的形而上预设。他自以为融贯中西，实际上他没领悟西方信仰，不深入理解西方数学与科学，因此他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受到局限。在如此认知下谈论融贯中西，是狂言妄语。思想体系本性严肃，不可随意混淆。他确实比绝大多数同时代知识分子更聪明与严谨，但太追求折衷、破坏了本真。中国读书人似乎都追求折衷，没人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来坚信神与唯心主义。折衷，有利于人处世；求真，让人与社会为敌。张东荪在国共争斗中骑墙，游走于两端，想做中间调和人。后来双方力量对比明朗化，他再偏向中共，最后死在中共监狱里，可惜可怜。总之唯心派里也没谁真理解相对论、或其背后的信仰与哲学，造成他们论述浮于表面，不能服人。

在科玄论战中，唯物派中的马克思主义派荒谬得不值一提；唯物派中的科学派推崇科学作权威，却没领会相对论的哲学冲击；唯心派感觉到相对论的哲学冲击，却没能力把它讲清楚。他们都不懂相对论里的数理内涵，更没懂其背后的西方信仰与哲学。论战主要参与者们都是当时中国学界顶级人物，却没一个肯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相对论或西方文化。他们都算不上真正的学者，而是社会活动家和政客、或努力朝那个方向发展。中国其实没有学术，只有谋求权、名、利的技术。虽然很多机构被称为学术单位，比如大学、研究所、学部委员会等，但它们的运作都依据权、名、利原则，而不是依据思想观点的优劣。假设一个真正的学者出现在中国，为追求真理而潜心研究学问，他在学界上不去，没机会参与学界或社会的高层次讨论，其他学者不会尊重他，大众更不会知道他，他会自生自灭。中国读书人本能地知道这点，所以几乎没人努力探究真理或真相，学问就变成了追求权名利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多年前媒体报道，季羡林晚年找到机会去台湾，下了飞机就奔到胡适墓前祭奠，并嚎啕大哭。回到大陆后，他到处为胡适说好话，名言是“我为胡适说几句话”。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胡适【11】，说到胡适如何赏识和提携自己，1949年时胡适如何劝他去台湾、但他拒绝。后来他入党、出名，但在政治运动中挨整，于是想到胡适的先见之明，到了晚年特别感激胡适。他讲到胡适的性格、爱好、与世界顶级政治家们的交往，社会成就、影响力、名声、与历史功绩等。但有一点缺失。他从没讲到胡适独创了哪个学术观念曾让自己眼前一亮、内心震撼。我一下子认识到，即使百年间中国顶级学者也只看重广义现实利益，不在乎什么学术。真知灼见不但非最高原则，甚至不是第二或第三原则，而是根本排不上号，他们觉得无足挂齿，甚至根本没想到。他们看重的是你帮过我吗？你在社会里重要吗？具体多重要？与你相处让我愉快吗？等等。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好东西，胡适和季羡林比中国学界大多数人还好些。但他们思想里都缺失一个维度，那就是高于现实的纯精神、纯思想维度。那才是学术的根本。没有它，学术徒有虚名。1949年后，这种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但中共并非始作俑者。《论语》中通篇没有“真”或“实”字。几千年来读书人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有时还加上“忠孝廉耻勇”，全是关于如何在社会上为人处世，没一项关于客观的“真”或“实”。中国学界只是个名利场，古今一贯。

图5.照片与其中文字来自网络。

学界顶层的问题自然流转到普通读书人身上。在我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里，声称信仰科学的比比皆是。他们都知道相对论是科学，但没谁努力搞懂其思想实质，所以没一个因为相对论而放弃唯物论、相信基督教和唯心论。他们信仰科学是假的，他们没懂科学实际在讲什么。这是中国精英虚伪和愚昧的一种表现，虚伪和愚昧总携手而行。聪明勤奋、智商高的人同样可能愚昧。我熟悉的同学大多读理工科，在大学里学过相对论，曾记得所有概念和公式，能解各种刁钻作业题，并通过高难度考试。在各个中美校园里、以及在华尔街上，我见到不少中国顶尖物理人才，包括多位获李政道CUSPEA奖学金来美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极聪明、极用功、读书成绩极好，但都不在乎相对论本质是什么，因为他们学习是为出国、高薪等世俗成功，物理只是垫脚石、敲门砖。前段时间，几位当年在交大时学习成绩排名前1%的“优异生”凑在一起谈思想，其中一位说自己连牛顿第二定律都不记得、更何况相对论，反正对工作生活都没什么用，何必记得？千百年来中国主流读书人只把学问当作求权谋利的工具、在社会里向上爬的梯子，对其中哪些是真理、哪些不是，或其中是否有真理，都不太感兴趣。

古有叶公好龙；百多年来主流国人对待科学，还不如叶公对待龙。无论科玄论战参与者群体、五四后主导中国社会的各派精英、还是广大普通读书人，都号称崇尚科学，但都没展现对科学本身的真实热忱，包括没理解相对论的思想本质，更没将其融入自己的世界观。古代叶公看到真龙就跑，至少不糊涂、没有继续装。而现代国人高喊“欢迎赛先生”已过一个世纪，看到科学来了，既不真感兴趣、更没真理解或相信。他们继续唯物，同时糊涂地认为自己信仰科学、虚伪地宣称自己信仰科学。他们既糊涂又虚伪，因为他们心灵从没脱离肉体对现实利益的动物性渴求，根本不知道信仰科学，或信仰任何抽象的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其实只追求功名利禄、或更低级的肉体享受。所谓“信仰科学”只是借口，粉饰自己唯利是图的灵魂。这是民族层级的堕落。

当然，感受真理召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并非所有人都对科学本质无动于衷。另一位优异生谈到，在高中阶段学习物理时，他悟到其中隐含决定论(Determinism)，即宇宙按规律自我决定。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可以根据此刻的宇宙状态，完整算出过去或未来任何时刻的宇宙状态，就是决定论。它意味世上万物运行、包括自己与他人的所有思想言行，都已事先决定好了；人的自由意志只是假象，在根本意义上不存在。他感到郁闷泄气，心里难受很长时间。我问他后来如何想通了？他说其实从没想通，只是过段时间就淡忘了。我再问他大学时学相对论有什么体会？按理，相对论比牛顿物理更让人震撼。他却说大学不像高中，自己没觉得什么。我知道零星几位朋友在高中时曾被牛顿物理隐含的决定论震撼，但还没听说谁在大学期间被相对论震撼。大概14、15岁的少年还保持对真理的天然渴求，但17、18岁的青年就已失去了赤诚。我自己也曾在高中时被牛顿物理中的决定论震撼，当时没想通；大学里学相对论，更迷惑，继续想不通。我的根本改变发生在六四之后、长期冥想之中。我在心里遇见神，开始有了方向感。而觉得在根本处想透了，发生在我40岁左右。

世上多数人只在求利上精明、在求真上混沌。所以每次遇到较真的人，我都惊喜且珍惜。一两年前，有位读者主动与我交流。他说爱因斯坦错了，时间和空间不可能因参照系改变而改变。我问为什么？他就通过Email寄给我一本他写的电子书。他认为时间看上去随参照系变化，实质是原子钟工作原理造成的假象。他毕业于中国名牌大学理工专业，在美国做技术工作几十年。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当代物理的惊天缺陷，花大力气将想法写成书，却无处发表，于是多年来一直在私下里散发给感兴趣的人。他并非我遇到的第一个严肃否认相对论的中国人。1990年代初，我在交大读研究生，有位物理系年轻教师在校园里四处张贴小广告，声称自己从来怀疑相对论，现已发现相对论里的漏洞，就是时间与空间并不如爱因斯坦所言、不会因为观察者变化而变化。他想招收志趣相投的交大学生或青年教师，与他一起专研，目标是推翻相对论。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他又资浅位低、得不到官方支持，只得在私下招人。他的小广告出现在报亭旁、树干上、食堂饭桌上等，用词悲壮，但描绘的前景宏伟。成功后人类思想将改天换地，他与他的团队将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

我尊重这类严肃对待科学的人，觉得他们比那些把学问当作敲门砖的大多数强多了。但我也怜悯他们，虽精神可嘉、却没能理解相对论。这么多聪明人不理解相对论，不是因为它太难，而因为它体现西方精神，与他们思想深处的原生文化不兼容。相对论实质是德意志版基督教信仰与唯心主义哲学应用于科学领域的产物，与中国传统思想、或当代中国唯物文化，都格格不入。其实相对论基本理念，包括时间与空间不绝对、随参照系变化而变化等，都非常简单。这不是夸张，任何人只要静下心来、排除习惯性思维的干扰，花一小时就能理解其核心，再花几个小时就能看懂其全貌，比在交大拿全A容易多了。所以我决定避免泛泛而谈，从相对论内部视角讨论它。本文努力用简单例子介绍相对论，目的是让读者收获底层直觉，然后决定如何将它纳入自己的世界观。

图6. 科学史各阶段名称与代表人物，其中“当代科学”以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为主要成分。

普通人看中国政治，不可能得到最新最完整的信息，最好的办法就是“察史知今 ”，根据相似的历史先例理解当前和预测未来。1967年1月13日，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国第二号人物、靠党内斗争起家、打倒过很多战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此时已经在与毛泽东的斗争中失败，两人有了最后一次见面。刘对毛提出辞职，表示“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毛态度客气，但未置可否。这次见面后不久，刘被软禁，接着被红卫兵虐待与羞辱，后来被转移到河南开封继续囚禁，于1969年11月惨死。毛没有给刘回家种地的机会。

图1. 左为刘少奇风光时，看上去与毛平起平坐。中为刘少奇被造反派批斗。右为他死后的样子，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刘少奇在1966年上半年还权倾一时。全国人民，包括他自己，都以为他将接替毛，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下半年刘就被打倒，被红卫兵揪到大会主席台上批斗，不久后惨死。中共党内的人与事可一夜大变，高度不确定。

中国最高权力的争夺，从来都是你死我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共在建党初期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政治主张到组织人事都由莫斯科一手操办，党内有欧洲流传过来的基本民主原则，并不存在绝对权威，所以那时党内斗争比较有底线。但在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正是刘少奇帮助毛泽东扳倒总书记王明，彻底改组党中央，把毛树立成凌驾于全党的新主席，地位类似《水浒传》里的宋江、或陈桥兵变后的赵匡胤。

从秦到清的几千年王朝史中，无论在京城的皇宫里、还是在土匪的聚义厅中，规矩都一脉相承，就是都要拥戴出一个“主子”，其他人都是他的奴才。在群体里排位子，谁是主子、谁是奴才，是中国传统政治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主子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中共建国后，官方历史学家们把延安整风中毛获得党内绝对权威称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按大白话讲，欧洲来的主义不适合中共，在中国搞政治还需要“主子与奴才”那一套。延安整风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毛是党内的主子，其他人只能是奴才。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毛提了一次意见，被全国批判，最后惨死。林彪曾在大会上骂他，“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就是这个意思。

世人皆知刘少奇死得惨、毛泽东整他很无情。其实如果情况倒过来，刘赢毛输，没有理由相信刘会比毛仁慈。看刘少奇的历史，他整人一样心狠手辣。比如他主持或参与肃反和土改运动，没有正当理由就杀了成千上万的辛亥英雄、抗日英雄、民国时的民选代表、普通地主等。在延安时他斗王明，建国后他斗彭德怀、彭真等，都心狠手辣。刘借三年大饥荒逼毛退居二线，夺了毛的行政权，毛焦急紧张。因为他深知中共的规矩，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林彪在日记里记载了当年毛的生日派对，“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覆“【3】。毛弄死刘，既是整人，也是自卫。

不但毛刘之间如此，毛与林彪、邓小平与江青、江泽民与陈希同、习近平与薄熙来等也类似。在中国的所有政治家、甚至普通老百姓都懂，在最高权力争夺战中，为了赢可以动用任何手段，不计道德、感情、信誉等。就像两千年前的刘邦与项羽之争，谁守信用谁就是傻，谁心慈谁就是傻，谁在乎名声谁就是傻。中国大众也接受这个恶毒原则。最后赢得权力的人，即使恶贯满盈、杀父逼兄、流氓无赖，老百姓也会把他捧成伟大天才。而输的人则失去一切，即使品行高尚也被世人耻笑，留下千古骂名。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主线。过去、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都如此。

疫情封控背后是政治斗争

在2022年下半年，中共将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习近平将在大会上谋求打破惯例，连任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稍微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懂，如果他连任成功，就代表邓小平时代建立的多派寡头体制终结，毛泽东式一人独裁体制复活。这将是一次政治大地震，权力与利益将重新分配，过程必然惨烈。习近平党羽将一冲登天，而其他派别的人，比如江派、团派，将集体性失势。其中很多人将身败名裂，甚至失去人身自由和生命。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生死大战，只是战场深藏于幕后，老百姓看不到。

对于当权者们，防疫只是一项工作，而政治斗争关系生死。他们也是人，在工作与性命之间孰重孰轻，一目了然。习近平高调防疫，只是表面借口，掩护他最关心的政治斗争。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都认为Omicron病毒危害不大、清零政策不可行。习与身边那些高官们不懂医学，却偏要坚持清零，背后的原因是极端防疫政策有助于习扩权，让他在二十大之前最后冲刺阶段中保持优势。老百姓懂得高层正在为他们的权力、财产、和生命而激烈互斗，才能理解目前的很多现象。

具体讲，习近平惧怕在二十大前的不稳定期，民众不满情绪与高层反对派或境外势力结合，发生像六四、东欧巨变、或中东颜色革命那样的骚乱。而他坚持清零政策，就为自己创造一个借口，可以强力管控社会，把任何对自己的挑战都消灭在萌芽中。第一，名正言顺地禁止任何群众聚集。第二，挤走在中国的西方人，培育国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戒备心理。西方记者和西方普通人的介入，在中国的六四与世界各国颜色革命中都是关键因素。第三，全面动员国家机器，使之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扑灭任何社会运动苗头。第四，提高社会焦虑程度，把大众注意力集中在疫情，让他们没心思搞政治。

普通人通常不敢想象独裁者们多么自私。决策时他们只想自己的权力，因为他们只有保住权才能保住命，所以顾不上其他，不把老百姓生命、财产和权利当回事。《三国演义》里曹操说，“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是独裁者们思想的真实写照，并非夸张。不是独裁者天生比别人坏，而是他们要活命，就必须如此。

图2. 在最高权力斗争中，老百姓没有知情权。小圈子密室政治造成外界信息匮乏。普通人无法验证上述任何消息的真假，但它们反映出当前政治斗争的激烈。习近平连任之路远非一帆风顺。各派人马都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当然要挣扎一番。

二 独裁制与寡头制

寡头制形成

毛泽东建立了以他为首的绝对金字塔独裁体制。但在这个体制下人人自危，包括毛本人。他一直生活在害怕被夺权的恐惧中，所以不允许任何下属积累势力。在他去世时，原来声望较高的政治人物，包括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朱德等，都已凋零。剩余的政治派别都弱小。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是政治小矮人。无人有实力接下毛的衣钵，造成围绕毛设计的体制岌岌可危。其他共产党国家也类似，强人离世后常出现政局不稳。

经过宫廷政变、外加一番暗室政治，最后邓小平与叶剑英联手，先打倒毛的太太，再推翻华国锋。但是邓叶二人的政治资本有限，夺权的过程缺乏正当性。为了避免全党、全国的矛盾大爆发、政敌大反扑，他们都拒绝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叶剑英为家族争取到巨额利益，然后退居二线。邓小平手握军权，但只做太上皇，挑选了无名小辈胡耀邦和赵紫阳做“儿皇帝”。

这种安排弱化了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体制自然转变成多派分权、相互依存和制衡。中国政治于是从毛泽东时代的金字塔格局，变成邓小平时代的寡头体制。当时最大的寡头包括邓家、叶家、陈云家族、杨尚昆家族等。后来几经变化。现在则有习家、江家、胡锦涛家、邓家、叶家等。几十年来，寡头之间斗而不破，产生了客观上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基本避免了毛时代的疯狂政治运动，为经济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寡头政治也为美国势力进入中国提供机会。各派别之间激烈竞争，都需要拉拢强大的美国，并让美国充当事实上的派系间传话人、各方行为见证人、失败者避难所等。政治人物者预知自己和家人有美国作避难所，就不那么怕失败，政治斗争中就更可能保持底线。作为交换，美国压中国接受经商自由、劳工保护等观念，美国公司也得到机会在中国赚钱。总之，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下，老百姓依然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但国内外多个重要角色获利。他们皆大欢喜，造就了中国四十年的和平大发展。

寡头制衰落

既得利益者们当然希望目前的政治局面永续，可惜做不到。邓小平时代派系共存的最大基础是邓小平本人。他手握军权、却不方便直接执政，才造就了多派别共处。他去世后，他遗留的人事和机制安排还继续起作用，比如他隔代指定胡锦涛做接班人。但随时间流逝，他的作用越来越弱。派系之间的关系逐渐回归自然，就是楚汉相争的状态，每一方都怀疑对方要灭掉自己，而唯一有效的自卫方式就是首先灭掉对方。这造成正反馈，怀疑生出更多怀疑，斗争生出更多斗争。很快，各派之间的互信消磨殆尽。大家都觉得除了实力，其他都是装门面的胡扯。楚汉相争最后的结果是汉随秦制，也就是独裁制。缺少强大保证人的寡头制自然滑向独裁制。

到目前为止，江派与团派的元老们，比如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等，还没有被打倒，说明邓小平的遗产还没有完全消逝，元老们可能还有一些政治影响力。但是习近平成功修宪，并公开要求无限期连任，说明他的权力已经很大，邓小平时代的制度安排对他的约束力已经很小。目前习是否有独裁的实力，外界也无从知晓。但从长远看，随着时间流逝，邓的影响力势必越来越淡，独裁制回归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高。

寡头们不要民主

按理，在极权制度下，高层斗争中劣势一方愿意举起自由民主大旗，拉民主派入伙，与民意站在一起，增加自己的实力。如果取胜，民主派也可以分到一杯羹，自由民主事业就前进一步。当年赵紫阳就想这样做，可惜失败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高层里没有哪个派别明显支持民主，背后的原因简单而根本。六四之后，中共为了巩固权力，采取了一个恶毒的战略，就是故意让所有官员贪污腐化，不贪污的人在现实中无法做官，造成整个统治集团变成“共犯”结构。每个人都有罪，“清白的”只是因为还没被查。所以每个官员都知道，如果换个政府，自己很可能身败名裂，于是支持中共继续掌权，当然也就排斥民主化。

即使中共查出一个贪官，也不收缴他全部犯罪所得，以此让体制内的人知道，即使自己最后倒台，只要党还执政，他也可以为家人留下一大笔财产，所以中共掌权比民主化对他更有利。比如薄熙来以贪污受贿罪被打倒，官方公布的涉案金额只有约2500万元人民币，还不够在北京买套房。他倒台后，他儿子薄瓜瓜继续在美国过着贵族化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都住着大批中共贪官家属。他们过着豪华生活，即使他们依仗的贪官已被抓捕。薄家的情况并非特例。在过去几十年里，高层每家都搜刮了大笔财富。中共上述做法对保持他们的忠心很有效。

如果政治斗争变得激烈，高层还可能出现支持民主化的声音，但声量会比1980年代时弱得多，并且更可能是权宜之计，而非真心支持中国民主化。与1980年代相比，现在的高官们太有钱了，他们害怕被民主政权清算。

中共二十大

人们关注习近平能否在二十大上连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我却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能否连任军委主席。如果他能保住在军队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支持者们就无需怕未来被清算，他们整人和推行极权措施就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帮习更快成为独裁者，并清洗其他派别的人。如果习失去军中最高地位，所有人都会认为他受到重大挫败、是政治上的败军之将。他的反对者们会受到鼓舞，追究他的错误。中国未来将变得不确定，也许将回归寡头制，也许将涌现出另一个独裁者。

中国权力的大原则是，谁掌握军权、谁就最终胜出，其他因素都次要。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刘少奇当面批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并逼迫毛交出行政权。但毛保住了军权。在1964年刘少奇权力最大时，毛曾当着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面训斥刘，“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这么胸有成竹，根本原因就是他有军队支持。两年后他成功打倒刘。

习近平连任可能性很大。他现在的权力比文革开始时毛泽东多。习不但控制军队，还控制情报和行政系统等。军队之外，情报系统也很重要。自从延安整风之后，中共最高领导人对下级的控制变得非常严密。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每个高级干部的警卫员、司机、保姆等，都可能是上级安插的特务，把他的言行及时上报，让任何私下政治运作都很困难。现在又有了新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让情治系统的效能更上一层楼。掌握情报系统对习近平非常有利。

中共宫廷政治诡异。即使习在二十大上失利，比如失去一些头衔和职权，只要他继续掌控军队和情治系统，他还会大概率夺回权力、成为毛式独裁者，只是多一些周折、多花一些时间而已。可见中国未来回归独裁制的可能性有多大！其实很多人早就看懂这个大趋势。比如薄熙来很多年前就支持“唱红歌”，比习近平更高调地推崇毛泽东路线。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谁做中国最高领导人，回归独裁都是大趋势，很难逆转。

二十大当然不是权力斗争的终结，但是一个关键政治节点。邓小平设计的寡头政治，在二十大后将大概率衰落。即使还存在，可能也是暂时的，最终会被独裁制取代。其实很多人早已本能地感觉到改革开放局面很难长久。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里，从党内最高层到中产阶级，都纷纷把自己的后代和财产转移到海外，包括邓小平家族、习近平家族、和薄熙来家族都如此。他们用脚投了对改革开放的不信任票。对于一般老百姓，虽然邓小平给予人更多经济自由，但邓时代也有很多根本性问题，比如贪污腐化，所有体制内的反腐措施都无济于事。仅凭这一点，邓式制度就不能激励大众奋力保护它。它的衰亡于是很难避免。其实改革从来没有走很远，而且早开始走回头路，现在正快速奔向原点，有可能将超越原点。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确实为中国带来真金白银。邓小平精于现实政治，但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大方向。他一时说大陆未来要像香港，一时又说要坚持一党专政，没看明白这两件事不可调和。

图3. 近期以来，关于“习近平下、李克强上”的传言甚嚣尘上。人们还注意到其他怪象，比如《人民日报》头版上关于习的篇幅缩小、广西云南等地开始回收习近平著作，王岐山访朝时称习为“他”而非标准尊称等。这些现象可能代表习在高层斗争中受挫。但我觉得即使传言是真的，只要他还保持军权，这类挫折都是小事，他最终还会独揽大权。

三 独裁制中国的未来是朝鲜

中国政治将大概率转向一人独裁，既不是因为习近平特别伟大，也不是因为他特别邪恶，而是因为在当前现实下，其他政治体制不可行。要继续邓式寡头制，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保证人，震慑与平衡各派力量。但邓小平去世后，不再有这样的强人，未来也很难出现这样的强人，于是各派别无法建立互信，只得斗到只剩一个胜利者，其他人都跪下，才能实现社会和平安定。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寻求外部帮助，比如日本和台湾内部各派之间靠美国摆平。中国那么大，唯一可能作外部保证人的国家是美国，但中国人目前不会接受，美国也不愿对中国承担这样的责任。

由于人民的思想状态，中国也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无论习近平追求的毛式独裁体制，还是江派和团派想保持的邓式寡头体制，本质都极权反民主，都没有为老百姓留下多少政治权力。虽然中国的每个派别都声称自己支持民主，就连习近平也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其中包含“自由”和“民主”，但社会里没有哪个阶层或集团真正理解和支持民主、准备为实现民主而奋斗，党内高层也没有民主力量的代表。没人真支持、真奋斗，民主自然很难实现。即使在特殊情况下阴差阳错，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的民主体制，通过民主宪法，开始举行选举，组成议会等，按照中国人现在的思想现状，在没有强大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这个民主制度也会像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或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那样，混乱软弱，最后被新极权势力取代。

邓式寡头体制难继续，民主制也难实现，于是这代领导人都把眼光投向毛式独裁体制，他们都变得很左。其实向独裁制的转变早已启动。国内正在如火如荼地宣传伟大领袖、重手限制个人迁徙和言论自由等，都是这个大转变中的重要环节。

这个大转变的过程就是文革2.0。我在《中美对抗与文革2.0》【2】中曾预计它的降临。它在很多方面与第一次文革相像，但也有一个根本不同，让它更接近朝鲜的情况。在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他有军权但没有行政权，他必须以无权者的身份从当权的刘邓派手里夺权，所以当时社会里长期存在造反派与当权派激烈斗争。它们相互揭短，客观上相互制约和抗衡，当时被称为“大民主”。一般老百姓在大民主中获知一些真相，并可在多派别之间选择支持谁、反对谁。

但习近平拥有军权和行政权，不需要像毛那样夺权。当前派系斗争只限于高层小圈子，老百姓接触不到。老百姓只看到习近平一派，没有选择，必须拥护。比如这次疫情中，习派说必须清零，老百姓即使不满，也不能加入造反派发泄。另外在文革2.0里，派系斗争藏于幕后，老百姓很少看到他们互相揭短，于是习近平一派说什么，老百姓只能信什么。这种情况与朝鲜类似。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党内有个“延安派”，与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在1956年试图罢免金日成。他们失败后，金日成大规模清洗反对者，从此朝鲜成了金家王朝，没有人能抗衡金家。国人眼里朝鲜人的很多特点，比如一本正经地相信假话、思想教条、行为极端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习近平连任成功，他可能大权独掌，没有任何势力能制约他，中国将因此朝鲜化。

中国将与美国交恶

独裁者蔑视老百姓。他之所以是独裁者，就是因为他打败了国内所有势力。他看本国老百姓，都像农场主看养鸡场里的鸡，即使数量众多，也可以任意处置，不必担心他们反抗。但独裁者害怕美国。美国在军事上碾压所有国家，美国人走到哪儿、就把自由民主思想带到哪儿，让本来服帖的老百姓不再服帖。所以独裁者在制定国策时，美国是第一考虑。他不得不自问，“如果美国人来了，我怎么活命？“

独裁国家里的老百姓，看到身边所有人都害怕独裁者，经常觉得独裁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但这些老百姓不怕更强大的美国，都敢骂美国，却不敢骂独裁者。因为美国虽然强大，依然尊重老百姓，包括美国之外的老百姓，不像独裁者那样打击骂自己的人。久而久之，很多老百姓觉得美国没啥了不起，还不如自己的伟大领袖厉害。他们很难理解他们的伟大领袖那么害怕美国。

如果中国回归毛式独裁制度，中美必将对立。中国领导人害怕、警惕美国颠覆自己的独裁政权，所以中国急着与美国脱钩。很多国人看到中美在近几年里渐行渐远，以为美国要主动与中国脱钩。实际上中美脱钩多由中国引领。比如最近大量美国公司离开中国，民间很多人以为那是美国早计划好的，现实却是中国以疫情为借口，阻止美国公司正常经营，迫使它们离开。类似地，大量中国人不能来美国经商、旅游、或留学，并不是美国不允许他们来，而是中国不给他们护照，不允许他们换美元，或阻挠美国机构在中国举办留学考试等。独裁者与美国交恶，是为自身生存。只有老百姓敌视和怀疑美国、远离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精神，独裁者才安全。

台湾、南海等领土问题

中国与朝鲜对国家统一问题的根本态度类似。朝鲜曾派小型潜艇入侵南韩、派特务小组进入汉城暗杀南韩总统，近年里试爆核弹、频繁发射导弹等。这些挑衅手段极端、疯狂，让世界侧目，也让朝鲜国内战争气氛弥漫。但朝鲜并没有真开战，南韩和美国也就不会反击。这个结果正是朝鲜设计好的。不真打，金家王朝就安全。而朝鲜老百姓以为要打仗了，民气有利于金家统治。金家还可以借机对国内宣传，南韩与美国没反击是因为害怕，证明金家王朝英明伟大。其实中国也采用类似战略对待美国和台湾。

全世界都知道，南韩已对朝鲜有绝对军事优势、朝鲜已不可能靠武力打败韩国、朝鲜的军事挑衅都是政治秀。但朝鲜人民不知道，还以为如果金家一声令下，全国孤注一掷，朝鲜就会打败美韩联盟，就能让国家统一在主体思想下 。金家用各种手段保持老百姓的这个错误认知，因为金家的生存与统治正当性就基于此。

类似地，中国大陆没有武统台湾的能力。即使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解放军继续获得大笔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台湾也完全有能力抵挡解放军的进攻。美国和台湾一直强调解放军强大，是他们军民保持警惕的必要方式，并不代表他们真的处于劣势。美国希望大陆看清军事现实，然后知难而退，让台海长久保持和平。但是大陆官方不承认，因为就像朝鲜的情况，习近平连任、以及中共统治合法性都基于此。

台湾海峡的局面与南北朝鲜的局面类似，大陆官方，美国，台湾和整个世界都知道，解放军没能力武统台湾，只有大陆老百姓不知道这点。大陆官方不断摆出强硬姿态，是演戏给自己的老百姓看，让他们以为武统台湾指日可待，但实际上与美国保持联系，保证不挑起战争。比如1996年台海危机是毛泽东之后两岸最接近实战的一次。解放军看似就要开战，惊动了美国。美国施压，解放军于是保证“三不原则”：一、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二、海空军都不超越台海中线，三、不占领台湾任何岛屿。为避免刺激美国，解放军在演习中发射的所有飞弹都不携带真弹头。

可以预见，未来大陆还会像朝鲜那样做出各种看似危险的军事动作，方式可能推陈出新、不一而足，目的都是为了国内政治。不但在台海如此，在其他热点地区也类似，比如南海、钓鱼岛、中印边界等。但在内行人眼里，解放军并不想大打。因为如果真的大打起来，中共可能失去政权。在独裁者眼里，国家领土远没有自己的政权重要。现在与朝鲜战争时不同，中国背后不再有苏联撑腰。除非情报错误或决策失算，解放军不会选择与美军对打。

未来只有好消息、老百姓自由将缩水

人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很多人却淡忘了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受的苦。那时没有迁徙或言论自由，人们不能经商，不能自由找工作，不能出国留学或旅行等。所有媒体的调子都一样，就是形势永远大好，党总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像肃反中枪毙了很多辛亥英雄和抗日英雄，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河南板桥溃坝造成几十万人死亡等事件，媒体根本不报道，老百姓都不知道。如果习近平成功恢复独裁制度，中国将重回那种状态，媒体又将只报喜不报忧，改革开放时代老百姓获得的那点自由将再次失去。

独裁制度下的社会稳定，本质是恐怖平衡。独裁者保住位子的唯一原因是，竞争对手们知道斗不过他，所以按兵不动。如果独裁者显露弱点，身边人就可能政变，老百姓就可能起来反抗，把他推翻，剥夺他的一切，直至生命。中国王朝时代都如此，中共统治下更是这样。所以独裁者永远生活在恐惧中。而编造一条有利于自己的好消息、或掩盖一条不利自己的坏消息，就让社会对自己的支持多一分、反对少一分。剥夺老百姓一分自由，独裁者的权力就多一分、老百姓反对独裁者时的力量就弱一分。于是独裁者当然只允许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并限制普罗大众的基本自由。

近年来习近平权力逐渐扩大，这类情况已广泛存在，在抗疫中变得尤其严重。比如政府屏蔽国际卫生组织对清零政策的批评、甚至屏蔽朝鲜关于omicron病毒变种的评估等，就属于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宣传中药连花清瘟能治疗新冠病毒、中国抗疫最成功、美国抗疫最失败，就是编造假消息。现在以莫须有的疫情为借口，大规模封城，强迫几亿人长期不许出家门，就是减少老百姓个人自由和权力。如果习近平成功连任，制衡他的力量将溃败，他更可以为所欲为。到那时，钳制信息、压迫自由的情况将更严重。

图4. 在独裁社会里，所有统计数据都必须听从权力的意志，经常与事实没什么关系。

政治运动整肃思想

独裁者怎么可能放任民间对自己说三道四？至少从三千年前的周厉王开始就不行。现在互联网上还有不少反映老百姓怨气的信息，尤其在微信群里和抖音上。因为高层还在激烈斗争，没有分出胜负，有些派别需要民间不满声音为自己助力。如果习近平连任成功、成为毛式伟大领袖，势必打击这类民间不满意见的源头。

微信早已大规模、有针对性地屏蔽账号和封账号。网警们时刻监视言论，并频繁删帖。警察看到负面发言就可能找上门来、面对面地威胁。这些手段在未来肯定继续，并很可能在执行得更加严厉。但未来整肃思想的政治运动将超越这些手段，将直接整人。比如批判、监禁发表不满意见的人，把他们开除公职等，目的是杀鸡儆猴，让全社会缄口。中共在这方面轻车熟路，曾经的文艺整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都是蓝本。简单讲，毛式独裁制度恢复后，文革2.0或3.0将深入到思想领域。

数字化奴隶制

图5. 上左为新疆再教育营的围墙，采用数字化高科技。上右为新疆政府在市区内监视行人的辨识系统，采用了最新人工智能技术。下左为疫情中北京封控居民小区，如同新疆再教育营。下右为上海采用高科技无人机在封城期间监控普通民众。

新疆利用高技术手段，大规模监禁与监视维吾尔族人，让全世界震惊。新疆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管控的广度与深度。政府监视与限制普通人正常生活中的各个细节，对个人隐私与自由的侵害程度超过朝鲜，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一般国人都有耳闻，但经常觉得维吾尔族人非我族类、其心可疑，于是默许政府这样做。这些国人站在当权者一边，看不懂在当权者眼里所有老百姓都一样。这套手段在新疆被证明有效，政府当然就把它推广到全国。于是上海一夜之间成了新疆、2500万人成了居家囚犯。在疫情期间，全国90多个城市、约4亿人被封控，采用的就是在新疆验证过的办法。在当权者眼里，只有自己的权力与利益重要，老百姓的民族成分并不重要。

任何个体出于本能，都最大化自己的权力与利益，无论个人还是团伙。但在好的社会里，每个个体也要考虑到其他个体的权与利，个体之间需要相互制衡与妥协。在独裁社会里，独裁者一支独大，不受制衡或约束，于是为最大化一人一党的权力与利益，就践踏千万人的权力与利益。在新疆实施的这套倚重高技术的全社会监控手段，目前还没有统一名称。它曾被称为“新型数字化社会管理机制”、“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社区网格化管理”等，但海外有人叫它“数字化奴隶制”，最贴切传神。

这次疫情中，新疆方式被推广到全国，总体讲老百姓顺从就范，在当权者看来获得巨大成功。所以疫情中的各种严控手段在疫情之后将大概率继续，意味着今后普通人、非传染病人、非犯罪嫌疑人，每时每刻的行踪都被政府监视。他们简单和必需的行动自由，比如坐车、坐飞机、买卖生活用品、进出小区，甚至进出家门，都需要政府特许，例如“绿色行程码”。在未来，政府也很可能依靠像支付宝、微信支付、数字货币等新技术手段，精细监控老百姓的每一笔资金交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热衷于发展数字交易技术，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怀疑这类技术，一直不敢放任发展。总之，中国已有能力广泛深入地监视与控制所有国民，这种全社会监控只出现在《1984》和《动物庄园》等政治寓言中，在现实世界里从未有过。中国已登峰造极，超越朝鲜。

中共可能创建新宗教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思想逐渐多元化，对中共造成根本性威胁。如果习近平成功连任，成为毛泽东那样的绝对领袖，将可能把毛式个人崇拜提高一个层次，变成更理论化的新宗教。中共早已注意到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里的基础作用，也看到朝鲜“主体思想”宗教化对金家王朝江山永固的巨大作用，很可能照葫芦画瓢，创造出一套新“信仰”，把忠于领袖、忠于党、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绝对信条，不容理性讨论或质疑，以此加强社会控制，保护自己的执政权。

中国曾是世界共产党阵营里的“小兄弟”，属于第二梯队。苏联是“老大哥”，东欧共产党国家是第一梯队。当时中共与中国人民都景仰苏联，愿意接受苏联人相信的马恩列斯思想作为自己的信仰。1960年代后中苏交恶，中共政策偏离经典马列主义，于是中共开始强调毛泽东思想，弱化马恩列斯。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大规模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接受事实上的私有制，与马恩列斯毛都直接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思想更加失败，苏联与东欧都抛弃了它。如今习近平强调中国的自主性，要为世界指明方向，又拒不接受自由民主思想，所以急需一套新意识形态。

朝鲜为中共提供了前车之鉴。朝鲜也曾追随苏联，并长期依赖其他共产党国家全方位援助。但在19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剧变之后，朝鲜成为国际孤儿，生存都岌岌可危，不得不大变。从1991年开始，朝鲜用金正日的名义发表文章，扩充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并把它绝对化，立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朝鲜强调主体思想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主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以此与马恩列斯毛完全切割。

西方的基督教把每个普通人的灵魂与神联系在一起，因此创造出民贵君轻的现代民主制度。在基督教里，信仰是目的、不是工具，人是目的，也不是工具，而政府是人民的工具。朝鲜的主体思想相反，目的是加强金家王朝的权力，把信仰和人民都当作金家的工具。简单讲，主体思想把民族主义与残忍的斯大林主义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一层朝鲜化外衣。今天的习近平与当时的金正日面对类似问题。黄长烨能做到的，王沪宁等人也能做到。中共将来的新宗教与朝鲜主体思想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加强领袖与党的权力，所以二者将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人将越来越像朝鲜人

每个朝鲜劳动党员都曾宣誓永远忠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金家王朝却一朝抛弃了这个主义，而朝鲜全党全国平静地接受了，说明朝鲜劳动党的主流从来没有真的信仰过什么主义。这是人群被长期奴役之后的特点，极少有谁真的相信任何主义。主义都是用来装门面的。即使他们曾跪在地上、哭天抢地发毒誓，也全不算数。他们实际上追求功名利禄，只要上级让他们继续当官、继续得利益好处，上级让他们相信什么他们都接受，而且还经常自以为“无限真诚”。精英层如此虚伪、堕落，让整个民族软弱，自然召唤独裁者主宰他们。所以像金三胖这样的小孩，没有任何让人敬佩的功绩、也没有什么人生经验，只是出生在金家，且敢于杀人整人，就成了几千万朝鲜人崇拜的伟大领袖。

图6. 外界看朝鲜人愚昧、疯狂，他们却觉得只有自己正常、全世界都不如朝鲜。上左，朝鲜人见到领袖都必须哭，不哭就有危险，但他们觉得自己哭得真心。上右，朝鲜人反美大游行。其实美国没兴趣侵略朝鲜。即使与朝鲜开战，目的也只是消灭金家王朝，并希望朝鲜老百姓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下左，朝鲜的反美宣传，毫无真实成分，但朝鲜人相信。下右，朝鲜反美教育从幼儿开始。未来中国很可能类似。

普通中国人看不起朝鲜，觉得朝鲜人远比中国人穷、傻、疯狂，觉得朝鲜与中国如天壤之别。其实朝鲜与中国从来差不多。两国本来同文同种，两个执政党也同源，都属于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在1940年代以前，朝鲜与中国东北两地人员自由往来，经济一体。很多朝鲜的精英人物在中国长大和受教育。金日成就是在吉林市长大，并一直读到中学毕业，那是他的最高学历。在1940年代末，朝鲜与中国东北的区别，小于广东与福建的区别、或河北与上海的区别。

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朝鲜曾领先中国。朝鲜战争后，整个半岛被打烂，朝鲜远比中国穷。但在之后二十年里，中国经历大跃进和文革等运动，而朝鲜没那么疯狂。当时朝鲜人看中国，就像今天中国人看朝鲜。到了1970年代中期，朝鲜经济与社会发展已超越中国。我读小学时，吉林的中小学与朝鲜有很多交流。去过那里的老师们回来后赞不绝口，羡慕朝鲜的城市建设、市民文明水平、工业发展等。

今日中国比朝鲜富裕，因为中国加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循环，而朝鲜没有。如果中国与西方脱钩，再搞文革2.0，回归独裁制，中国就将很像朝鲜。到那时，中国人也会热情讴歌压迫自己的制度，莫名其妙地仇恨美国，见到领袖时也将激动万分，并且坚决认为自己的眼泪是真心的，等等。

改革开放让中国迸发出惊人的经济活力。很多人因此乐观，以为这种局面可以长久维持下去。既然中国从改革开放中获利巨大，何必不继续呢？但是如果冷静观察中国人心、文化传统、党内运作机制、和世界局势，就会发现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薄弱，让它永续的愿望不太现实。几十年后再回头看邓小平时代，可能会发现那只是因缘巧合促成的一段离奇故事，就像王莽的新朝、纳吉的匈牙利等，都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图7. 左边是身着白色医疗防护服的中国机组人员，穿行于已恢复正常生活的美国人中间。右边是在上海街头，一群没有任何防御措施的外国人跑步经过戴着口罩、排长队等待检测核酸的国人。在很多场合，国人已经与北朝鲜人类似，自外于世界了。

四 小结

我希望我的预测被未来事实证明是错的。民族命运经常由小概率事件决定，而很多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是特殊的人做了特别的事。比如辛亥革命成功，最大原因是裕隆太后主动让权，使得古老的华夏从帝国王朝，不经过残酷内战，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但裕隆太后的行为不符皇家惯例，没人能预测到。未来中国将朝鲜化，现在看来是大概率事件，却并非板上钉钉。我写这篇小文，把坏消息用直白的语言展现给大家，就是希望更多人正视现实。也许看清形势的老百姓多了，能促使身居高位的人改变。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小，但聊胜于无。

可能性更大的是，我可以对身边朋友有所帮助。普通人看懂现实，即使不能改变大局，也可能更好地计划未来。比如能移民的人赶快移民。自己不能移民，可以让孩子出国留学、或把资产移到海外。捎带坏消息的信使，经常不受人欢迎。我知道这个道理，却还是写了这篇小文，因为我觉得真实总有价值。真实可以帮助所有人趋利避害。对于基督徒，真实是人生追求的大目标，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实”。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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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骆远志，2015年3月，文革重来？，https://lyz.com/culture-revolution-again/
2. 骆远志，2020年5月，中美对抗与文革2.0，https://lyz.com/culture-revolution2/
3. 中时新闻网，20140124，毛泽东晚年丕变探秘，https://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40124001072-260508?chdtv
4. 武德山，20210409，毛泽东和刘少奇内斗的真正原因，https://history.creaders.net/2021/04/09/2340935.html
5. 索菲，20160220，刘少奇对毛泽东说的话：依娃用书应验 ——明鏡出版《寻找人吃人见证》，https://www.rfi.fr/cn/中国/20160220-刘少奇对毛泽东说的话：依娃用书应验-——明鏡出版《寻找人吃人见证》
6. 凤凰资讯，20090713，高华：从毛泽东《七律·有所思》看文革发动，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07/0713_7316_1246818_1.shtml
7.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0616，第三十二章 庐山会议由畅言到缄口，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616/c85037-25155453-2.html

赵大爷与我父亲互相欣赏，感情深厚。我父亲尊敬他，觉得无论人品还是学识，他都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关于他，我最清楚的记忆是在1970年代刚打倒四人帮那会儿，知识分子们心情振奋，他经常来我家，与父亲畅谈未来工作打算。当然他们也会天马行空，无所不说。我当时在读小学，记得他充满骄傲地讲述他的光荣经历，主要是在交大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要求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贪污腐败和独裁统治。他讲到交大同学如何拦火车，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内战，与军警斗智斗勇等。他最重要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国民党军警进入交大校园抓捕地下共产党员，他是党外积极分子，为了掩护真党员，他冲在前面，欺骗和迷惑军警。后来他被抓进监狱，但国民党发现他不是党员，只好把他放出来。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他很了不起。当时全社会都在控诉四人帮多么坏、文革多么黑暗。我还在心里想过，赵大爷那么厉害，文革中他肯定也反对万恶的四人帮，勇敢地支持自由与民主。

刚打倒四人帮时的节庆氛围后来自然淡去，生活回复正常，不过赵大爷的那些故事沉淀在我心里。中学毕业后我进入上海交大，一呆就是六年半，从本科到硕士。在吉林，大家觉得上海太遥远，很少同学报考交大。而我从小就知道交大，赵大爷是重要原因。刚到交大时，我并没把他那些故事与身边现实联系在一起。但是在1990年代初，交大搞了一次校史展。我参观时在一张图片介绍里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再按名字找到照片里的人，一眼就认出他。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他基本轮廓没变。

建国前夕在交大

赵大爷生在江南，但在抗日战争期间辗转多地，在重庆读完中学，并在1943年考入当时西迁到重庆的交通大学。他入校时正值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国民政府组织青年远征军，去南亚配合美军打击日本人。为了保家卫国，他中断学业，报名参军，成了印缅战区的一名英文翻译，在中美军队之间做联络。抗战胜利后，交大回迁上海。他退役返校，继续学业。三年内战期间，解放军攻势凌厉，国军节节败退。校园里左派学生众多，中共地下党非常活跃，不断以各种名义发动学生运动。他也很积极，努力靠近党。但亲共学生太多，入党要排队、比贡献。他不够资格，于是成为党外积极分子。

在那个年代的交大，学运几乎都由学生自治会领导。这个学生自治会实际由中共地下党操控，发动学运就是为“反美、反蒋”，搅乱敌人后方，帮助战场上的解放军。但他们的口号永远包含“自由、民主、人权”。二战中，中美并肩作战，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民主灯塔，并大力援助全世界。上海和全国多地的人吃美国救济粮才度过经济难关。所以在当时中国大众心目里，美国地位崇高。老百姓普遍希望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有自由、民主、和人权。

交大学生抢夺火车事件

图1. 1947年5月13日，在中共交大总支领导下，交通大学近3000名学生抢夺火车，自行开火车从上海去南京请愿抗议。

1947年5月，交大发生轰动全国的学生抢夺火车事件。当时国共内战正酣，国民政府财政极端困难。战场上将士们的军火和粮食都短缺，但交大等公立大学还过着相对贵族化的日子，国府因此希望减少教育经费，取消交大的航海与轮机二科。在中共地下党暗中领导下，交大学生群情激愤，拦截铁路，抢夺火车头，然后开火车去南京请愿。据记载，大约95%的交大学生参加了这次运动。最后，总体讲学生胜利，国府屈服，收回成命。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抢夺火车运动之后，紧接着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三反”指“老百姓在挨饿、国家在内战、军警在抓捕共产党”。这个运动是全国性的，针对国民政府和美国，口号包括“反对征兵征粮”、“增加教育经费”、“取消特务组织”等。它由共产党在国统区各大学里组织发起，地点包括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关键事件是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集聚在南京抗议，在5月20日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所以也叫五二零惨案。

图2. 1947年5月20日，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齐聚南京，抗议请愿，与军警冲突。

四二六大逮捕

到了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上海。国民党军警进入上海各大学抓捕共产党员。其中交大是重点，大约50多位交大同学被捕，史称“四二六大逮捕”。赵大爷因为不是党员，知道即使被抓，国民党没有证据，也会放自己出来。于是他挺身而出，帮助掩护共产党员们，宁可自己入狱。事情发展正如他所料，国民党没有把他怎么样。他出狱后在共产党眼里的地位上升。这件事成为他最重要的投名状，也是他一生的骄傲。

图3. 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在交大总办公厅与上院之间的绿地上，由中共地下党授意，同学们搭起一个大型竹构架，上书“民主堡垒”。

解放军于1949年5月进入上海，赵大爷还没毕业。当时共产党地盘迅速扩大，急需自己的地方行政管理人员，就从各大学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里招募。于是赵大爷又中断学业，加入中共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被派到新组建的福建省政府里工作。干了一年多，他才回校参加毕业考试，并与女朋友结婚。1950年，他入校7年后终于毕业。恰逢中央号召大学生支援东北，他带着新婚太太一起来到东北教书。

1940、50年代的青年

我父亲一直讲赵大爷真爱国，从他的经历里就能看出来。每当国家需要时，他都挺身而出。一些朋友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比大跃进、文革之前的知识分子见识更多、素质更高等，我坚决不同意。我认识一大批赵大爷那代人，都是我父母的同事朋友，所以知道他们如何见多识广。在重大事件中，比如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国大选举、总统选举等，他们实打实地参与。而我和朋友们所属的1980、90年代的青年，参与过的国家民族重大事件要少得多。我们这代人曾旁观过很多重大事件，比如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等，但当时的决策者只是高层几个人，一般老百姓没有机会参与。只有1989年的64事件例外。

这两代人因此产生差距。1980、90年代的青年与1940、50年代的青年相比，前者缺乏后者“坐而思、起而行，知行合一”的精神。人都应该深刻思考，知道自己信仰什么，然后跟随信仰。但我们这代人经常在网上高谈阔论，实际做的却与嘴上说的没多少关系。比如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却每天想着开公司发财，或白天为党认真工作、晚上在网上大谈党多么独裁邪恶，等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真的追随自己支持的思想，只把讨论社会和人生大事当作纯娱乐。有些人甚至认为讨论社会和人生大事就应该是纯娱乐，只有傻子疯子才当真。像赵大爷那样，说爱国就参军去前线、然后去边疆工作的人，在我们这代人里太少了。

建国后在吉林

在学校里，赵大爷来得早，且属于“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所以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受组织信任，一直做专业领导。1955年肃反时，学校把有政治污点的教师们都关押起来，要求他们坦白交待自己与家庭历史。我父亲自然是被审查对象。赵大爷革命资历相对深厚，当时以为自己是整人的人，还以革命者身份批判别人，包括我父亲。很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说赵大爷在大会上语言尖刻，但不肯说太多细节。会后这类批判变成对父亲“历史政治问题”定性的一部分，在后来几十年里严重影响我们一家人的处境。父亲强调，肃反后一年多，有次小组开会“向党交心”，赵大爷说到自己在运动中对一些同志说了过头的话，现在感到很羞愧，为此自己在家中喝闷酒，云云。他并没提及任何具体的人或具体的话，但父亲把这段话翻译成赵大爷已对自己“道歉”了，从此视他为兄长。父亲珍视两人的友谊，从心里不想责怪他。

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表现好，于是很多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阵营，都想找个好位置，获得一官半职。供大于求时，人才就变得廉价，组织挑选标准变高，人才之间相互排挤和倾扎也变得严酷。太多人想在竞争对手的历史中找到污点，然后把他们压下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的机会，包括肃反。学校里还有另一位交大毕业生，与赵大爷同时期，也曾是左派学生，在交大时想接近党组织，希望了解不熟悉的共产主义，就与其他进步学生组成读书会，读了托洛茨基的《论中国革命》，结果在肃反中被指为托派，然后被抄家，关押，审查。所幸他只是读过书，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也没有深入参与组织活动，所以只定性为“一般历史政治问题”。在交大时，赵大爷大概对共产主义连这样的学术好奇心都没有，所以肃反时没有被涉及，还可以批判别人。不过他曾参加过国军，在后来历次运动中也被揪了出来。组织无穷无尽地追究细节，对他的信任程度受限。他因此不能入党，也就不能高升。

到了1960年，全国大饥荒。赵大爷住的楼房周围有点空地，居民们就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我父亲当时还单身、住集体宿舍，没有这样的条件。有一天赵大爷邀请父亲与另一位单身教师去家里，为每人端出一碗用捣碎的玉米粒煮成的稀饭。六十多年过去了，父亲还经常提起，说当时觉得美味极了，真舍不得放下碗。当时大家都长时间吃不饱肚子，所以那碗玉米粥太宝贵了，父亲至今牢牢记在心中，感激赵大爷的友情与照顾。

文革中，学校先后被红卫兵、造反派和军代表掌控。在这些人眼里，赵大爷那点革命资历就不算什么了。他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批斗等。改革开放之后他被平反，终于被党接受，成了党员，他因此情绪高涨。但他年纪较大，无法像年轻同事那样利用新出现的各种机会。不久后他退居二线，然后退休。我父亲成了领导，继续非常尊重他。两人一直保持平淡而亲密的君子之谊，直到他去世。据他家人说，他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我无怨无悔”。

我的疑问

我小时候佩服父亲，父亲尊敬赵大爷，所以我自然景仰赵大爷。他有那些与国民党斗争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完美的英雄。他去世后，父亲很感伤，几次与我谈起有关他的事，我才对他的一生有了总体认识，头脑里于是跳出一个大疑问。在1949年前，他为自由民主理念，参加反政府学运，不惜进监狱。但在1949年后，自由与民主明显比民国时更少，他自己深受其害，为什么他不再反抗？如果反抗太困难，他至少应该有歉意，为自己参与建立了一个更极权的政府、让老百姓丢掉了仅有的一点自由与民主而道歉。他为什么完全没有，到临终还说自己无悔？

后来，我的疑问逐渐变得更具体：

赵大爷和那批交大学生，在1949年5月还以“交大是民主堡垒”为口号。五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但没有任何民主，还杀了原来的民选代表，他们为什么不反对？他们真的要民主吗？

他们在1947年时高喊“反饥饿”，为什么在1959到1961年间全国饿死那么多人，他们自己和家人也吃不饱，他们反而不再反饥饿了？

他们在1947年时高喊“反内战”，为什么在1949年看到解放军大举南下时，他们反而加入解放军一边？如果真反内战，他们应该在这时劝退解放军，“你们现在占上风，掌握战争主动权。所以你们应该停战，让人民免遭杀戮，给和平一个机会”。他们为什么完全没有这样做？

他们在1947年时高喊“反迫害”。在国民党治下，军警抓你后发现证据不足，就会把你放了，让你恢复完全自由。在1949年四二六大逮捕时，即使国民党处在危难之时，赵大爷事前就相信国民党能够坚守这个原则，事后也证实了。但是在共产党治下，1955年肃反时，即使你没罪，只因亲属曾站错边，你就被拘禁，而且事后几十年被整。为什么他们不再反迫害了？

如果他们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恢复私有制，他们还继续在体制里当官？

如果他们在1949年前反美，真的是为民族独立，那么为什么他们支持共产党？中共曾是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听命于苏联。如果他们在1949年前不知道这点，到了1950年代，中共在各方面臣服于苏联，远胜过蒋介石对美国的迁就。他们为什么不反苏？

爱国，分“爱政府”和“爱人民”。如果他们爱国是爱政府，当时国民政府是正宗，共产党是反叛党。他们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如果他们爱国是爱人民，政府在1950年代实施严苛的户口制度，把全国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二等国民，地位不如中世纪农奴。他们为什么不反对？

他们曾以反贪腐为口号反对国民政府。改革开放后，贪腐程度远比民国时严重。他们为什么不因为贪腐而反对共产党？

…

图4. 左边，1947年上海大学生们的反饥饿抗议运动。他们穿着西装，梳着油头，但义愤填膺，所举标语的大意是“买菜钱不够”。右边，1960年全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知识分子们也挨饿，反而没人再抗议，没人再义愤填膺。

另一对学生地下党夫妻

后来因一个偶然机会，我从可靠来源听说一对上海学生地下党夫妻在1949年前后的故事。拿他们与赵大爷相对比，让我看清赵大爷身处的大环境，也更多地理解了他的不容易。在建国前，这对夫妻里的男生是交大学生、女生在读上海某个医学院，两人都是地下党，而且在党内地位比较重要。两人都来自大户人家，其中女生父亲是江苏大地主，算是巨富。本来家里已安排两人一起留学美国，但他们看到解放军节节胜利，觉得自己的党马上要在全国掌权，憧憬国家和自己的远大前程，他们决定放弃留学。

建国后，两个人在上海都很风光。男生留在上海某个大学里，是重要领导。女生则在大医院里做领导。不久，江苏农村传来消息，女生父亲在土改中被抓，财产被全部没收，人被关起来，面临死刑。知道女儿女婿是共产党大干部，家里要求他们想办法救人。他们赶回江苏老家，发现岳父已被打死，并且是村里很多人排队、一人一棒子打的，无法惩治凶手。而且主管老爷子案件的中共干部竟然是女生在家族内的哥哥，也是早期离开家乡，秘密投奔共产党，情况与女生类似。老爷子是在自己儿子或侄子的命令下被杀害的。

这件事之后，这对知识分子党员夫妻坚持党性，与家庭划清界限，继续为党认真工作。但是解放后中央总体不信任上海地下党，原来的重要成员被打倒，大学毕业生多止步于专业干部系列。说到底，中央觉得上海人享受过资本主义的好处，接受了太多西方文化，与延安出身的当权派气味不相投。这对原地下党夫妻并不受党信任。在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他们受到残酷打击。邓小平时代，他们获得平反，继续做了几年中级干部，然后离休。他们生活有保障，但远说不上很好。私下里他们坚决让家族里的孩子们都赶快出国，出了国就不要回来。

关于老爷子被打死的事，家族里讳莫如深，不告诉下一辈。但孩子们长大后自然得知一点风声，然后震惊，询问家族里的长辈。在上海的长辈们推说自己不知道。到江苏去问那个当时主管杀人的舅舅，舅舅坚决闭口不言，直到死也没告诉别人当时的具体情况。

这个故事的来源可靠，我无可怀疑，但曾希望它是孤例。后来读到抗战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的故事，我才发现这类故事背后的政治原因。土改时，牛友兰的亲生儿子牛荫冠回乡主持工作。牛荫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地下党。他用铁丝穿过父亲的鼻子，然后亲自牵着铁丝拉父亲游街。牛友兰几天后死去，据说是绝食自杀。牛荫冠后来官至正部级，但从不回家乡，也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意。【1】

那个年代，党公开要求党员坚定党性，泯灭人性，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地执行。相应地，在高学历地下党群体里，如果谁要获得高位，就必须拿出高价的投名状。牛荫冠弄死亲生父亲，组织觉得他信得过，让他做到部长。上述故事里的党员夫妻，虽然也很冷血，但相对于竞争对手们，他们的投名状就较弱，只能在大学里做个干部。像赵大爷那样的积极分子，为掩护党员蹲过几天牢房之类，在组织眼里微不足道，最多在政治运动中整你轻一点。而一般参加过游行示威、为地下党做过走卒的左派学生，建国后组织根本不认识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待遇。面对这份“政治地位价目表”，在地下党和积极分子群体里，很多人选择闭上心里的“良知之目”，不去想什么正义与邪恶，只求能留在胜利者的大船上，分得一份胜利果实，即使只是高官们吃剩的碎末，也远比一般老百姓拿到的多。

在官场里，这个高学历地下党及积极分子群体很大。其中一些人类似牛荫冠或那对党员夫妻，冷酷无情。为了升官发财，他们甚至不惜害死亲生父母。这不是夸张的寓言故事，而是真实状况。在共产党取得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这批人做过很多坏事，有的丧尽天良，但几乎从未有谁主动、彻底地悔过。他们非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看似什么都懂，却不认识正义与良心。赵大爷处在这个群体的边缘，但没有闭上良知之目。虽然他也缺乏深刻悔改，但至少对自己在肃反中的言行有过反思。在平时工作和生活中，他努力做个正直的人，远好过那个群体里的主流。

好人非完人

赵大爷因为爱国，所以在交大时参军去前线，毕业后来到陌生的东北。他知行合一的精神超过绝大多数我们这代交大人。我知道的1980、90年代学生党员们，刚宣誓要把一生贡献给共产主义，却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比上海好，于是拼命出国，与其他同学一样拼命。在签证时他们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到了国外就脱党。住在欧美时他们又精明地发现，骂美国可以帮助自己未来回中国升官发财，美国也不会因此惩罚自己或家人，于是他们一边把家人安顿在欧美，一边攻击美国。为利益他们分裂人格，全不在意，甚至全不自知。

很多民主派同学也说一套做另一套。无论是全国出名的那几个，还是我知道的上海学生积极分子。比如柴玲，六四时言辞极端，鼓励别人冲在前，自己因此出名，运动后却把喊过的口号都忘了，改弦更张，致力于个人发财。再比如李录，来到美国后发现，发财最容易的地方是中国，于是努力与党修复关系，全不顾及六四屠杀。留在国内的人没选择，埋头发财本无可厚非。但是太多人忘记了当年的民主梦想，有的谈爱党爱政府，有的努力入党升官，有的拥护习主席极权。

在赵大爷那代知识分子里，很多人建国后挨整，人生没有多少机会，比如我父亲。只有曾经的地下党和积极分子才有一些选择可能。赵大爷深藏良心，努力保持人格统一，比那个集体里的绝大多数更让人敬佩。比如肃反后他曾表达歉意，虽然含糊其辞，但在当时绝对是算凤毛麟角。再比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都激烈攻击美国，任何与美国的联系都可能成为里通外国的证据，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他一直保留在印缅战区用过的美军饭盒和行李袋。我小时候听他谈美国，言辞里充满好感。这样简单基本的良心、公平、和实事求是，现在看似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其实难能可贵。

赵大爷临终前说自已无怨无悔，我开始有点惊讶，后来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拿自己与别人相比，而不是与客观标准相比。很多人都如此，用人做标准，而不是用原则做标准。比如前面讲过，肃反时他发言涉及我父亲，后来影响我家几十年。但我父亲完全谅解他，因为他比别人好。如果换了别人，情况会更坏。我父亲也是用周围人做标准。在恶劣的大环境下，赵大爷尽了努力。虽然按原则讲，他远没有完全坚持正义与诚实，但他比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人好多了。

功利主义

赵大爷是人中翘楚，但远非完人。我小时候最佩服他的地方，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经历，就是他在交大时参加了争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但成年后我失望地发现，这些运动本身是谎言。那些地下党学生领袖们高喊自由、民主、反贪腐等口号，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支持战场上的解放军，搅乱国军大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中华民国更缺乏自由与民主，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腐败。历史证明这些当年的学生并不在乎，照样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共产党。他们欺骗了大众。

这些地下党学生们的“爱国”，并非古今中外都推崇的那种“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人民、或爱基于正当法理的政府。1949年后，人民失去了原有的那点自由与民主，但他们并不在乎，说明他们不爱人民。在当时，中华民国才是有法理基础的政府，而他们破坏这个政府。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像岳飞爱南宋，而像吴三桂爱满清。他们忠于党，也不是正常人推崇的忠诚。真正的“忠诚”，是当忠诚对象处于劣势时，人依据原则对之不离不弃。但大多数地下党学生们并不懂共产主义。少数人试图研究什么是共产主义，在1949年后被打成托派。其他人忠于党，因为共产党正在节节胜利，就要掌权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急忙跳上胜利者的船。

无论1980、90年代的青年，还是1940、50年代的青年，主流都信奉功利主义。这里的“功利主义”不是英文中的Utilitarianism，而是中国文人传统思想，以功名利禄为人生最高目标。表面上大家支持不同政治主张，有的支持共产主义、有的支持自由民主，互相吵得不可开交，但实质都是为了当官、发财、被社会与家庭认可、以及其他现世好处。他们其实不理解什么自由民主、或共产主义，更谈不上坚信这些主张。他们简单的目的让他们不需要理解、或相信任何高尚或高深的主张。他们只求功利，喊口号是手段。他们希望别人相信、别人奋斗、别人取胜后分给他们一杯羹。但大家都聪明，都这么想，到头来没人相信，没人奋斗。所以中国既没有建成底层人民享受高度福利的社会，更没有实现保障个人自由与人权的民主制度。与喊出的先进口号相反，他们实际上把中国推回君强民弱的传统王朝社会形态，摧毁了自晚清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用热血与智慧换来的那一点点大众之间的现代化意识。1940、50年代的青年帮助推动中国从有一些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变成了类似暴秦的毛泽东极权时代。而在1980、90年代青年全面掌控社会的今天，中国正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局面，大踏步地重回独裁制度。这是我们两代人的罪过啊。

基督教说，人人有罪，很多国人不理解。其实只要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不但人人有罪，而且大多数成年人罪孽深重，多到罄竹难书。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传教的第一句话就是，“忏悔吧！”（《马太福音》4：17）

202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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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鲁顺民，土改记忆：儿斗父，铁丝穿进鼻孔去游街，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357
2. 交大党史故事，“把火车开到南京去”，https://news.sjtu.edu.cn/ztzl_jddsgs/20210701/154117.html
3. 交大党史故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https://news.sjtu.edu.cn/ztzl_jddsgs/20210701/154141.html
4. 交大党史故事，民主堡垒 ——解放战争时期的交通大学，https://news.sjtu.edu.cn/ztzl_syh/20210715/155495.html
5. 交大党史故事，至暗时刻 ——“四·二六”大逮捕，https://news.sjtu.edu.cn/ztzl_jddsgs/20211025/160661.html
6. 民国时上海交大“进京请愿”——3000师生自己开火车、铺火车道！https://new.qq.com/omn/20220402/20220402A001AO00.html 
7. 章济塘，20170527，【钩沉】1949，大上海破晓前的“青树”学子，http://news.sina.com.cn/c/2017-05-27/doc-ifyfqvmh9290093.shtml
8. 郭沫若到底说过：斯大林是我爸爸这句话没有，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14263658555646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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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9年64后认识到神的存在，但是与神建立个人层次上的亲密关系，却是在之后几十年里慢慢做到的。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领悟来自两方面，一是我与儿女们、尤其是与一个儿子之间的互动，二是关于我自己与父亲之间关系的反思。

我的几个孩子在小时候，尤其在青春期时，对我都有诸多不满。他们对我的批评都真实和真切，虽然有时包含小孩子的不成熟，但经常是对的。比如在3岁左右，孩子总说“No”，父母问什么他都回答“No”，又不说理由，但期待父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如果父母不理解，他就大哭大闹。这是孩子的幼稚。再比如孩子们读中学时都有点怕我，觉得只要我说话就吓人，如果我急躁、发脾气就更吓人。这是我的错，不体会少年人的敏感。总之，孩子们对我的要求，有些我不可能做到，另一些我可能做到，但现实中没做到。每个孩子都希望我满足他所有要求，包括他没说出来的要求，而我做不到；他们都希望我是一位完美、全能的父亲，但我不是。

与孩子们打交道时，我自然回忆和反思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孩子们与我，很像小时候我与父亲。在童年时期，父亲在我心目中完美，无所不能。虽然当时的父亲就像现在的我，在很多时候并不完美、不万能，但我视而不见，因为我内心需要他完美、全能。到了青春期时我才不得不承认父亲也只是常人，心中秘密地感到失落、甚至痛苦，但依然渴望他变得完美、全能。父亲是我的依靠，只有他完美我才可能骄傲，只有他全能我才觉得安全。我对这样父亲的渴望是天生的，按康德说法，是先验的，不会因为发现他有缺点就消失。

我成年后，父亲进入老年。我无法依靠他保护我不受侵害了，我必须自己保护自己。我无法依靠他供养了，我必须自食其力。我无法依靠他为我创造人生成功，我必须自己奋斗。所有儿子都类似，成年后都与父亲变得平等，不能再依靠父亲。但我内心依然渴望有依靠，希望有人指引，希望他全面理解我，公正对待我，保证我走在正路上，告诉我无论眼前多么艰苦、未来依然有希望。于是我转而依靠神。神是精神，在现实中不负责保护我、供养我、为我创造成功等。这些方面我成年后已学会自己做。但神在精神世界里供养我、给我方向、支持我、公正对待我、给我内心和平。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精神依靠，男女老少、成功或失败，在这方面没有两样。

经过上述过程，我的感情与理智开始融合，个人内心经验与社会理想也走到一起。年轻时，我从社会大动荡中靠理智悟到神必须存在。中年时我又从亲子感情互动中发现，神就是人内心一直渴望、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那个完美、全能的父亲。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基督徒把神称为“人在天上的父”。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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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不爱黛玉

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丫鬟袭人的存在。《红楼梦》第6回讲到，在宝黛恋正进行时，一天宝玉做了个梦，梦里警幻仙子教授他男女性事。醒来后，“宝玉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自此宝玉视袭人更比别个不同，袭人待宝玉更为尽心。”

宝玉与袭人的性关系并非只一时，而是贯穿于整部《红楼梦》，与宝黛恋并行。试想，假如黛玉也有其他性伙伴，宝玉会如何想？宝黛恋还会存在吗？即使存在，几百年来的读者们又会如何看待？现代人还会认为宝黛恋是美好爱情吗？所以，宝黛之间的关系不对称。黛玉对宝玉忠诚，但宝玉不忠诚。宝玉的感情没有升华到爱情。

爱情有些基本特征。第一，有爱的人把对方看得等于、甚至高过自己。他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感其所感，思其所思。第二，当双方相爱、都把对方看得等于或高过自己时，从旁观者角度看，他们在感情与心灵层次上就平等了。其实，不但男女之间的爱情如此，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爱都类似，都把对方看得与自己一样重要、甚至比自己更重要。比如理想中的父母爱孩子，或者理想中好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爱，总包含共情。黛玉做到了。第29回有句她对宝玉的心里话， “你好我自好…你失我自失”，就体现了她与宝玉共情。反观宝玉对黛玉的言行态度，就没有达到类似高度。所以宝黛恋是“单恋”，不是完整的爱情。

宝黛恋期间，宝玉不但睡了袭人，还与丫鬟碧痕共浴，邀晴雯一起洗澡，与尼姑妙玉扯不清，与秦钟、柳湘莲、蒋玉菡等搞同性恋。这里的重点不是性行为，而是宝玉的心思与感情。人非圣贤，心中有爱情的人也可能一时抵挡不住诱惑。但宝玉并非只被诱惑，他压根就不觉得自己应该对黛玉忠诚。《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儒家三纲五常是社会正统，其中包括男尊女卑。曹雪芹浸淫在这套思想中，自然而然地把女人看得低一等，从没想过要求女人做到的、男人也应该做到，女人不应该滥情、男人也不应该滥情。这样的思想境界使得他想象不出宝玉会把黛玉看得与自己平等，他笔下宝玉的感情因此没有达到爱情的高度。

爱情与男尊女卑不兼容

《易传·系辞》中记载孔子观点，“天尊地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中乾是天，坤是地。这段话把男女伦常比作天与地，是男尊女卑的理论源头。儒家的三纲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 其中君臣之间讲究忠，父子之间讲究孝，忠孝优先于夫妻情。中国传统思想从根本上相信人与人之间有高低上下之分，君比臣高、父比子高、夫比妻高。但爱情要求男女在感情与人格层次上平等，所以与男尊女卑相矛盾。

明朝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观念，“男女灵魂都按神的模样造的，所以同样高贵、彼此平等”。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曾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交往。李的思想立足于儒与佛，但受到基督教影响，开始怀疑男尊女卑。他提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天地万物共造端于夫妇之间”等。这些话简直像在总结《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李贽把夫妻伦常置于父子、君臣之前，在当时惊世骇俗。他还主张，“夫妇之际，恩情尤甚”、“世间男女之位，岂因长短而判？”、“生男可以传承家业，生女也可千秋万代”。总之，他倡导提升女性地位。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李贽是个矛盾体。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方面，他依然秉承男尊女卑。德国学者弗兰格评论他，“作为一个战士，他的思想本质上来说是消极的。他没有形成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却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构建新的思想体系，妄图去代替一些在目前已经存在的事物”【7】。简单讲，李贽依然是中国传统文人，只不过用零星的基督教观念为传统思想补缺。即便如此，他是思想先驱，并因此不为社会容忍。他被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判处入狱，最后死在狱中。他的著作曾被通令禁毁，但一部分得以流传下来，最著名的是《焚书》。

到了清代，更多文人反思和挑战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比如曹雪芹（1715－1763）和同时代的袁枚（1716－1797）等人。《红楼梦》就是这股思潮的产物。在它之前、以及在它之后的很多年里，文人们习惯采用男性角度。何必要用劣等性别的角度写作呢？“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都是男性角度。甚至其他中国古代“爱情文学”，包括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天仙配、西厢记、牡丹亭等，也都主要采男性视角。《红楼梦》独树一帜，大写特写女性的命运，感受，心机算计等，开了一个文学先河。

《红楼梦》因爱情而伟大

关于婚恋，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把对方当作工具或手段，目的是获取利益，比如功名利禄。另一种是追求爱情、把实现爱情当作最高目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目的，不是工具。所以真爱对方就是把对方当作目的。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婚恋中也可以有物质考虑，但他们只把物质因素当作追求爱情的工具或手段，目的是实现爱情。

中国古代“爱情”故事，经常把婚恋功利化。比如司马迁在《史记》里直言，司马相如勾引卓文君，就是为了卓父的钱。《西厢记》里张生追求崔莺莺，现代人想当然地理解成一见钟情，其实原文里强调他见色起意，想到的只是性与婚姻，没涉及感情。《牛郎织女》中牛郎采用无赖手段，藏起织女的衣服，也是直截了当为了性。《白蛇传》里白素贞看重许仙，只是因为她需要一个男人，而许仙是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而已。中国古人真的没什么爱情观念。现代人传颂的那些古代爱情故事，更贴切的叫法应该是古代男女关系故事。即使进入现代，文革中那批青年也集体性不理解爱情，只知道性与婚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红楼梦》显得尤为独特和宝贵。张爱玲曾评价道，“抛开《红楼梦》的好处不谈，它是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我们是一个爱情荒芜的国家”。

《红楼梦》通过宝玉、黛玉、宝钗之间的三角关系，区分开上述两种婚恋态度。薛宝钗赋《咏絮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目的，就是要“上青云”。她看中宝玉，因为宝玉可以是她的“好风”。为了发达，她要改造宝玉，不想接受真实的宝玉。第36回写道，宝钗劝导宝玉读书获取功名，宝玉生起气来，说道，“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所以深敬黛玉”。黛玉爱宝玉，自不必说。宝钗也喜欢宝玉，但宝玉看穿了她的功利心，所以排斥。曹雪芹通过宝玉的话，讲清楚了爱情与功利的区别，大概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难能可贵。

即使在今天，还有很多人看不清这个区别。 近几十年里，社会上出现过数次“红楼热”，涌现出多版红楼影视作品，引发大量讨论。大多数人喜欢宝钗、不喜欢黛玉，觉得宝玉更应该娶宝钗为妻，因为黛玉病态、多疑、爱哭、孤高自许、爱吃醋，而宝钗知书达理、言行得体、宽宏大度等。不但普通人如此，红学家们也类似。比如周汝昌曾在《百家讲坛》里感慨，“有谁敢逼林妹妹呢？分明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林妹妹一直在刻薄别人！”、“她天天就那点儿女私情，太狭小，没有世界天地”等。

殊不知，黛玉的表现正是因为她爱宝玉。心怀爱情的人，都希望与对方相爱、两人共浴爱河，所以才会“吃醋”。而宝钗豁达，明知宝玉与众女子厮混却不在乎，因为宝钗的目的是求功利。即使宝玉不忠诚，如果宝钗成为正妻，也可以拥有超乎常人的地位与财富，所以她不计较宝玉有其他女人。在那个时代，富贵家庭里的男人有权妻妾成群，女人无权要求男人忠诚，“不吃醋”是好女人标准之一。但曹雪芹把自己推崇的女一号写成“吃醋”，把作为对比的女二号写成模范好人。这是他独到之处，目的是让读者撇开先入为主的好坏判断，专注对比爱情与功利婚恋观。

《红楼梦》里没有美满爱情。黛玉和宝钗都是失败者，根源就是宝玉。他从未试图放弃自己凌驾于女人之上的地位。在高鹗版第91回里，宝玉对黛玉说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情意绵绵的爱情名句之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但这时宝玉还有袭人为妾，而且从没想过分开。其实，从一开始黛玉和宝钗就都知道，宝玉永远不可能只属于自己。但黛玉依然追求爱情，明知得不到也不改初心，大概因为爱情太美、而其他男人还不如宝玉。宝钗则早早退而求其次，不寄望爱情，选择追求功利，也因此被聪明的宝玉看穿并嫌弃。宝玉自己则抱憾终身。第5回中《终身误》写出他在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到底意难平”。其中“晶如雪”指宝钗、“寂寞林”指黛玉。宝玉面对眼前高冷的宝钗，却始终忘不掉超凡脱俗的黛玉。他被两个绝世佳人围绕，看似艳福无边，内心却被深深的遗憾折磨。男尊女卑伤害了所有人。

几百年过去了，依然有很多人不懂爱情，所以不理解宝黛恋，读不懂《红楼梦》。比如红学家周汝昌，把爱情贬低成“私情”，觉得爱情“狭小”、“没有世界天地”。殊不知爱情正是《红楼梦》整部书的闪光点。如果那么看轻爱情，何必一辈子研究《红楼梦》？难道只为了有一份职业、领一份工资？像黛玉那样追求爱情、或像宝钗那样追求功利，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如果打定主意在婚恋中追求功利，不懂爱情也就罢了。就怕心中渴求爱情，希望为爱婚配，却不理解爱情，造成爱情摆在眼前也不认识、因此错过，那就太可惜了。

《红楼梦》的不足

世界文学中的著名爱情故事，比如莎士比亚（1564－1616）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R. Giovagnoli 1838－1915）的《斯巴达克斯》、1970年代美国经典小说与同名电影《爱情故事》、现代电影《泰坦尼克号》等，都曾因为其中爱情的醇美、爱人之间的忠诚、他们在克服困难时表现出的勇敢等而打动中国读者和观众，洗涤他们的心灵，让他们领略到爱情催人进取的精神力量。但人们读完《红楼梦》后很少有类似体会。书中没有那种积极向上、让心灵升华的爱情。读者最感慨的是黛玉的彻骨悲凉与红颜薄命。他们讨论的出发点经常是书中的爱情，但话题迅速变成男女之间的猜忌与提防，婆媳、妯娌、闺蜜、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富贵家里女人的黑厚生存哲学等，因为他们觉得书中的爱情太脆弱、靠不住，没什么好讨论的。不但一般读者如此，红学家们也类似。

那些西方爱情故事，即使是悲剧，也让读者在感情层次上觉得酣畅淋漓，因为其中包含一份份完整的爱情。男女主角都热烈地爱着对方，故事的悲剧性只来自外部现实。但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恋不一样。黛玉爱宝玉，宝玉却没有投桃报李、以同样的方式对黛玉。因为宝玉缺乏赤诚，他的爱情就软弱无力。虽有盖世富贵，却没有保护好黛玉，既不能像斯巴达克斯那样为爱仗剑走天涯，也想不到像罗密欧那样带着情人私奔，虽然宝玉床下就有很多银子、可以轻松走出贾府大门。于是黛玉没有安全感。在第28回里她对宝玉抱怨，“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黛玉），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在《葬花吟》中黛玉道，“红消香断有谁怜？”  渗透着她发自心底的哀凉。宝黛恋的悲剧，有外界因素，但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

故事角色的爱情观反映作者的爱情观。曹雪芹与李贽、袁枚等人类似，是明清时期接受了一些基督教思想的文人。但他们不是基督徒，更没有透彻理解基督教。他们依然秉持儒家体统，是根深蒂固的儒生，只不过借用了零星的基督教观念小修小补儒学，并没有发展出新思想体系。所以他们的想法经常不成熟，有深刻的内在矛盾而不自知。

曹雪芹不接受文学界忽视女性的传统，在自己作品中重视女性、拔高女性地位，但并不知道女性地位应该提高到什么程度，也不认为女性应该与男性平起平坐。他以非凡的敏锐眼光看女人们的爱情，但不认为男人应该以同样方式爱女人，从来没想过男人要为心爱的女人赌上一切。他不知道双方都全心投入的爱情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那种爱情可以让平凡人变得脱俗，让懦弱者变得勇敢，让男女都变得更美好。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洞见到爱情的一角，但远没有完全看懂爱情。

比如第6回中警幻仙姑密授宝玉云雨之事，目的是告诉宝玉，男女情不过如此，正经男人应该经历后在思想上摆脱它。第29回写道，“原来宝玉自幼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那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曹雪芹把爱情看作“一种下流痴病”，来自男女的“耳鬓厮磨”与“邪书僻传”，不值得男人奋力追求。他在思想上没有把性与爱分开。性来自身体，但爱发自内心。身体接触或读邪书也许有激发作用，但都不是爱的源头。他把性与爱混为一谈，所以觉得爱情“下流”，用“痴病”这样的贬义词来称呼它。

历史上，《红楼梦》一直被士大夫们视作淫书，只流传于市井，不登大雅之堂。民国初期，西方文化汹涌而至，其中的爱情作品，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强烈吸引中国各阶层大众。在这样背景下，胡适等人开创新红学，把《红楼梦》抬举成中国经典，希望让它作为中国古代爱情故事的代表，抗衡西方文艺的入侵。但细读《红楼梦》就发现，它的主题是贾家的兴衰，爱情只占其内容的很小一部分。因为其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基本没有爱情，《红楼梦》相对于它们才算是爱情小说。但如果放在世界文学里，《红楼梦》里的爱情成分就显得有些少了。说到底，由于没有透彻理解爱情，曹雪芹不认为爱情很重要或很美好。

一直有热心人想把《红楼梦》传播到全世界，以弘扬中国文化。曾有红学家们在加州讲座，美国孩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宝玉和黛玉不私奔？”这个简单的问题让红学家们立刻语塞、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好意思承认，中国古代最好的爱情作家也没那么崇尚爱情，不觉得富贵男人值得为爱情放弃安乐、去承受人世间的疾苦与磨难，就更不必谈男人为爱情献出生命了。于是这帮红学家们开始装腔作势，声称中国人相信宿命、东方哲学神秘、西方人不懂，等等似是而非的狡辩之辞。东方人与西方人，从娘胎里出来时都一样，区别在于成长中接受的文化。中国古人不懂爱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爱情。一句“为什么不私奔？”道出了《红楼梦》很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的原因，曹雪芹构思出来的宝黛恋经不起严肃推敲。

小结

《红楼梦》里没有男女灵魂平等、双方都全心全意的火热爱情，因为曹雪芹不了解、也不接受那种爱情。他写女性人生与私情，走在了时代前列，但依然跳不出传统礼教的框架，觉得男人地位高于女人是天经地义、男女之情是人伦小节。因此他想象不出男人发自内心地、专注地爱女人，就像女人专注地爱男人那样。贾宝玉是曹雪芹为女人设计的最完美情人，生于富贵，貌如潘安，玉树临风，有钱有闲，懂得女人细密心思，怜香惜玉，又会甜言蜜语。宝玉可以钟情，但不可以像斯巴达克斯或罗密欧那样拜倒在一个女人裙下。曹雪芹的思想境界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都不容许如此。所以，宝玉的“下流痴病”还算不上真正的爱情。

很多红楼迷们沉溺于书中环环相扣的细节和红学家各种天马行空的联想，把宝黛恋吹得神乎其神，觉得它是世上最美的爱情。其实伟大的文学作品不在于情节玄妙，而在于思想深刻、且走在社会前列。爱情的本质很简单，也实实在在。相爱的双方都要秉持“你希望对方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对方”的原则。试想，如果你、你的姐妹、或你的女儿，有个婚恋对象类似宝玉，各方面都完美，但还有多位炮友和情人，你觉得他有真爱吗？当然没有！这样的感情在今天不算真爱，在三百年前也不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没有忠诚的感情都不是真爱。

宝玉的缺憾源于曹雪芹思想的局限。与同时代文人相比，曹雪芹更重视女性，对爱情理解得更多，但他远没有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因此他笔下的爱情虽有独特的美，但缺乏向上的精神力量，只剩浓浓的虚空与堕落，连曹雪芹自己都看不起，觉得正经男人应该远离。要跳出这种局限，就需要比曹雪芹更伟大的人、比传统礼教更深刻的思想，那就是耶稣和他的主张。耶稣揭示了曹雪芹看不明白的“爱”。没有深刻理解耶稣，伟大的曹雪芹也搞不懂爱是什么，也写不出完整的爱情。

2022年4月2日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网址：https://lyz.com

注释

1. 曹雪芹、高鹗，清代，《红楼梦》，http://www.purepen.com/hlm/index.htm
2. 郑文，2009，《红楼梦》的心理描写，https://m.xzbu.com/5/view-1302174.htm
3. 吴宓，1920，《红楼梦新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出版，ISBN:9787020136100
4. 何俊，20141125，李贽与利玛窦，https://chinesecs.cc/677.html
5. 毛琴，20220321，浅析李贽的女性教育观，https://www.fx361.com/page/2022/0321/10165346.shtml
6. 学术堂韩老师，20151121，李贽男女平等思想及对其家庭关系的作用，http://www.xueshutang.com/jsshehui/85999.html
7. 李珺平，2012，李贽儒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民族研究，2012,（ 2）
8. 扬子晚报网，20210201，闲话，袁枚的女性三观，http://www.yzwb.net/zncontent/1153033.html
9. 菊子，2003 年 11 月 27 日，汉家女儿没有梦，http://hx.cnd.org/2003/11/27/菊子：汉家女儿没有梦
10. 世界新闻网，20211202，贾宝玉、林黛玉为何不私奔？ 李明新解缘由，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359/5932285?zh-cn

网址与讨论

https://www.haiwai.com/blog/p/2019097

https://blog.creaders.net/u/13147/202204/431331.html

https://bbs.wenxuecity.com/rdzn/4874893.html

一 事件简介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几代人，本来严格限制生育，近一两年来却发现新增人口太少，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于是政策急转弯，开始大张旗鼓促进生育。2021年下半年，政府相关部门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发现一位“英雄父亲”董志民，有八个孩子，于是组织一批“正能量”网络博主配合，宣传他“父爱如山”的事迹与精神。

2022年1月27日晚，抖音上一位名叫“徐州一修哥”的人发布在董志民住所拍摄到的视频。片中董给孩子穿衣、吃饭，他的妻子却被铁链栓住脖子，呆立在小院子里的一个破屋中。当时气温接近冰点，她衣着破烂，牙齿零落，食物看似狗粮。之后此影像被默默转发，不久后流传量爆炸。丰县“铁链女”事件就此形成。

图1. 董志民，网红“英雄父亲”，身上挂了几个麦克风，以及他的妻子“铁链女”

社会反响

铁链女的影像直击人心，渗透着社会的邪恶与丑陋，让人不忍直视，良心受到鞭挞。她被董志民买来后，一直铁链栓头，被当作性奴和生育机器，早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事件爆发后，原本被社会忽视的大量类似事件也集中出现在网络上。人们发现恶性人口拐卖，内含暴力劫持、拘禁、强奸、奴役、虐待、直至人为致死等情节，在大陆长期广泛存在。据1989年出版的纪实报告文学《古老的罪恶》中的不完全统计，仅徐州六县平均每天就有40多名妇女被拐卖，有的村三分之二的媳妇是买来的。1980年代是建国之后最开明开放的时期，信息较为透明。1989年64事件之后，这样诚实全面的报道再难找到。苏北地区并非特别，山东、安徽、湖北、陕西、山西、广西、贵州、四川、河南、河北等省也居留着大量被拐卖妇女。她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中国最发达和安全的上海和北京等地，从未成年女孩到中年人妻，从农家女到女大学生、硕士、博士、留学归国人员、大学女老师等。可以说，没有任何女生是安全的。

图2. 网友们提及的几个被劫持、拐卖、失踪、拘禁、奴役的女生，有多年前被拐的、有近几天失踪的。有当年稀有的女大学生、留学归国女生，也有未成年小女孩。

让普通人觉得更可怕的是，各级政府漠视、包庇、甚至协助拐卖人口的行为。比如丰县铁链女被拘禁几十年，在当地人人皆知，甚至施暴者主动上媒体，司法系统却完全不作为。不但基层政府如此，县市省和国家级政府也类似。在此事件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大新闻后，县市省连出5份调查报告，都明显自相矛盾，连最基本的受害人姓名调查都漏洞百出、不能服众。而国家级公检法依然对事件暴露出的官员疑似渎职、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动作。但对于探究真相的热心群众和记者，江苏省各级政府公然阻止、拘禁和殴打。对于网上串联、督促调查真相的网友，国家级安全机构约谈和威胁他们。围绕丰县铁链女事件的情况并非特例，政府对其他拐卖事件的处理方式也大同小异，否则这种现象不可能如此广泛存在。由政府控制的文宣也在为这种罪行洗白。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出品的主流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依照真实案例改编，却把男主角家非法买媳妇改编成善意解救，把强奸女主角的丈夫写成“喜欢上了姑娘”。电影的主旨竟然不是谴责犯罪、解救被拐卖妇女，而是鼓励她们接受悲惨的命运，安心呆在被拐卖地，把一生奉献给罪犯的家庭和所在的乡村，完全在美化拐卖妇女现象。

图3. 网友们对政府行为的各种怀疑与指控。他们没有完备的调查能力或调查权，所以上述所有指控未经证实。

铁链女事件让很多人警醒，尤其让很多女生和有女儿的家庭感到恐惧。近年来，大陆官方对世界与国内大力宣传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中国比美国更安全”等。在铁链女事件爆发前，一些拥有一官半职的同学和朋友们经常自豪地谈论这个话题，很多在国外的小留学生们也相信。但事件爆发后，这种声音迅速衰弱。更多的人顶着官方压力为铁链女喊怨，比如各大学校友们自发在网上串联，为铁链女发联名公开信。但人在国内的签名者陆续被安全机关“邀请喝茶”、明确威胁。可喜的是，支持铁链女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很多人还在继续为她的自由与尊严而努力。这些言行饱含正义感，这些人令人钦佩！

图4. 上图来自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下图显示世界人口买卖状况，其中红色代表当地是最严重的人口买卖来源国，数据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

二 怎样消灭拐卖妇女现象？

法律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发现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铁链女引爆民愤，获得网友最广泛支持的诉求是“调查真相、严格执法”。官方报告认为“铁链女”是来自云南的杨某侠、小名小花梅，但网民普遍不认同，而认为她是来自四川的李莹。当地人分别对亲临丰县的网友和日本媒体讲过，铁链女虽然精神不正常，但知道自己的姓名和身世，曾说过自己叫李莹、来自四川，本村与邻村的人都知道。也有身为精神科医生的网友说，绝大多数精神不正常的人记得自己的姓名与身世。网友们发现确有四川李莹在多年前失踪。如果铁链女来自云南，她不可能知道四川李莹的姓名与身世。网友猜测，官方掩盖铁链女真实身份，是因为现任高官和当地官员曾参与性侵她。为了保护官员们，司法部门利用假身份把证据链引开。网友们还认为，此案必然涉及大量官员知法犯法、营私舞弊，否则铁链女不可能持续、半公开地受害几十年。

图5. 网友们对官方调查结论的怀疑，目前还没有被官方证实。

毫无疑问，政府应该查出真相，严格执法。如果他们做到了，丰县铁链女的案情很容易大白于天下，她就可以与亲人团聚，罪犯们就可以被惩罚，正义就可以在此案中得到伸张。但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担起这些基本职责，铁链女还深陷魔窟。网友们是她背后最大的支持力量，所以网上呼吁很重要，所有人都应该尊重和帮助。

但是之后呢？仅丰县一地就有成千上万的被拐卖妇女，苏北的众多县市与丰县类似。在江苏之外，全国各省都有被拐卖妇女，江苏还算文明程度较高的省份。在更落后地区，情况可能类似或更坏。假设明天国家最高层出面，下令采用类似建国初期北京市清除卖淫嫖娼那样的霹雳手段，或采用慈禧太后督办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那样的高压方式，解救出铁链女和丰县所有被拐卖妇女，并把所有侵害妇女的罪犯和包庇他们的干部都抓起来，那无疑将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全网和全国都会欢呼，但我还会继续悲观。因为这样做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解决一个地方或一时的问题，但无力根本解决全国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拐卖妇女问题。

图6. 2022年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总理做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铁链女，但提到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也算对铁链女事件的回应。过去很多年政府一再重复要“严打拐卖妇女行为”，但问题从未解决，也没有实质性好转。

还有人看得深一步，认为不但需要调查真相、严格执法，还需要修改现行法律，才能威慑拐卖妇女的罪犯。体制内法律专家和国内一般知识界人谈到，现行法律不合理，对人口拐卖的惩罚力度太轻，才造成铁链女现象泛滥。比如网红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讲到，购买一只被保护的鹦鹉，最高刑期5年，而购买1到12个女人，最高刑期只有3年。可见在现行法律里，女人的自由与尊严是多么廉价。这一派认为，惩罚加重了，人贩子就会缩手。

图7. 现行法律不合理。背后主要原因是所谓“法不责众”，政府怕打击手段加重后，社会反弹，威胁政权。

试图用“严刑峻法”解决拐卖妇女问题，现实困难是敌对面太大。任何政府都难以不打折扣地推行，所以就赚足吆喝，但不真出力。社会民怨民愤太大时，领导层出面说些狠话，重判几个典型，再大力宣传，名曰“严打”。运动式严打让老百姓消气，但必然虎头蛇尾。拐卖妇女现象在严打期间进入低潮，严打过后又重新活跃，因为严打不能改变男女人口严重不平衡的事实。根据2020年版人口统计，在婚恋活跃期年龄段15-44岁，大陆男性人口2.9亿，女性2.66亿，男比女多2千3百万人。全国城镇与乡村人口比例大约是65%：35%。按此推算，农村婚恋活跃期男性人口大约1亿。城乡差别大，城镇比乡村条件好。如果城镇里缺乏女性，农村女性会自动填补。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甚至女比男多，出现大量“剩女”。她们即使在城市里找不到配偶，而不会到农村婚配。这就造成2千3百万婚配年纪女性缺额几乎100%，甚至超过100%，都由1亿农村婚恋年龄男性承受，缺额比例惊人。

图8. 原始数据，2020年按年龄与性别分类的人口数。

图9. 天然的婴儿男女比例大约是105:100。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婴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到了婚恋年龄后，女性缺额巨大，男光棍众多。

那么多人找不到配偶，堪比很多人饿肚子，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潜在威胁。在《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赫德森与邓波尔回顾中国历史上性别失衡的恶果，认为从1853年到1868年，施虐晚清19年的“捻乱”，也称“捻军起义”，一个关键起因就是光棍太多。捻乱就发生在徐州一带。苏北在那时就盛行溺死女婴和富人纳妾，造成大量底层男性找不到配偶。众所周知，再上溯一千六百年，秦朝实行严刑峻法，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陈胜吴广也在徐州附近起兵。丰县就是汉高祖刘邦故里，自古民风彪悍，匪患不断。在这种地区和形势下推行严刑峻法，可能点燃火药桶，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瞻前顾后。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政府一直高喊“严打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却不见实质进展的原因。

改变政治制度也无济于事

民间恶习如此黑厚，连政府都忌惮，于是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当时毛主导的中央说一不二，任何政策都能贯彻执行，无论多少人反对。比如一声令下，全国的土地都充公，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顷刻终结。今天买卖妇女的农民肯定没有当年地主的政治能量大。如果毛时代的制度能够干净利落地推翻私有制，也一定能够干净利落地禁止买卖妇女。另外，在毛时代没人抱怨拐卖妇女问题。当时的口号是“妇女撑得起半边天”，妇女地位看似高。于是有人要求回归毛时代的制度。

那时的政府确实有力量推行严刑峻法，即使违逆底层大众的广泛诉求。比如1959-1961三年大饥荒时，为了保持城市的秩序与形象，民兵持枪把守道路，不允许饥民出村乞讨。广大农民即使活活饿死，也无力撼动中央的决心。那时的农民非常穷，没有人会花很多钱买媳妇。女饥民们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养活自己，经常会感谢对方、自愿跟他过日子，不会抱怨他“买自己”。比如在著名电影《牧马人》里，女主角就是饥民，遇到男人后主动讲，“谁给我一口饭吃，我就愿意嫁给谁”。这类情况在毛时代很平常，不仅在三年大饥荒时，其他时期也有。所以，之所以拐卖妇女在当年没有成为社会问题，根本原因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当时的农民之所以那么服帖，是因为他们被严格的户口等制度捆绑在土地上，地位极低，政治力量极少，类似于中世纪欧洲或18世纪俄罗斯的农奴。在今天，如果我们为了解决拐卖妇女问题而回归毛式制度、让大家重新饿肚子、把农民重新变成农奴，那是让民族从一个屎坑跳进另一个更深的粪坑，得不偿失。

一些知识界人士借铁链女事件批评共产党，提倡民主化。首先，规模化拐卖妇女现象并非共产党掌权后才出现，自古就有。比如张秀丽等人所著《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记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就曾出现大量拐卖妇女的情况。那时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活跃着一批先靠花言巧语、然后暴力劫持女生的人贩子，与现在类似。中国老百姓历来轻视女孩。生存压力大时，父母溺死新生儿、孩子生病后父母选择不予治疗、甚至父母贩卖孩子的情况，自古就主要发生在女婴和女孩身上。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里推行一胎化政策，确实造成父母有更大动力打掉女胎。但这不是男女比例失衡或拐卖妇女现象泛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政治民主化可为中华民族带来很多好处，但对解决拐卖妇女问题没有直接帮助。在移风易俗方面，民主制度通常不如独裁制度有效。简单讲，独裁就是政府听从独裁者的想法，而民主就是政府听从老百姓的想法。如果老百姓的想法错了，在独裁制度下，独裁者可以利用政府权力强行改变老百姓。但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很难那样做。比如美国在1788年就施行以“人人平等”为原则的宪法了，但到1860年代奴隶制还存在，最后只得依靠非民主方式的内战才终止，之后又花了一百多年才逐步消除各项法律里的种族歧视。再比如中国历史上有男人纳妾的传统。在 1949年以后，大陆、台湾、和港澳都试图取缔这个陋习。其中大陆取缔得最彻底和最快速，就是共产党完全撇开民意，靠独断专行实现的。虽然台湾与港澳在当时也不是民主，但他们的政府更听从民意，所以他们社会里男人纳妾的陋习保持得更久。拐卖妇女现象在中国历史悠久。在现有的民情状态下不存在根本解决办法，但有相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强力取缔。在这方面，独裁制度比民主制度更适合。

三 思想是根源

铁链女案发地是孔孟之乡

“铁链女”事件激起网上海量讨论，却都停留在法律与政治层面，找不到根本解决拐卖妇女问题的办法，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法律或政治范畴，而在国人的内心。苏北与周围的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都是儒家传统深厚的地方。铁链女案发地离孔府只有120公里。那个地区里的很多人笃信孔孟之道，观念里孝最重要。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中的“后”专指儿子，因为只有儿子可以延续祖先的姓氏、家族的香火。如果没有儿子，无论有多少个女儿，在传统儒家思想里，家族都会“绝先祖祀”，当然是严重的不孝。这套儒家思想促使很多父母选择性打掉女胎，造成如图9所显示的男女人口严重不均衡，为拐卖妇女提供了社会土壤。

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拐卖妇女猖獗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壤，野蛮落后，其实不然。丰县隶属徐州。《徐州通志》记载，“先有徐州后有轩，唯有丰县不记年”，大意是在轩辕黄帝之前就有徐州，而丰县的历史更久远。徐州、丰县一带是华夏大地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之一，儒家文化积淀深厚。铁链女的丈夫董志民，祖上世代居于董集村，家族在当地根深叶茂，成员之间团结，势力很大。家族内部从来推崇儒家传统，比如他们的字辈顺序是 “宽厚存心，中正立志，诗书继世”，处处彰显儒家信念。董集村一直是各种“先进村”，相对富裕，敬老氛围浓厚，在全镇第一个建立敬老院，并且尊师重教，儿童入学率100﹪。在这种地方有人买卖妇女、而且事实上是公开的，并不是偷鸡摸狗式的被逼无奈，而是旁人默许、环境使然。

图10.左为傍晚时分的丰县，右为董家祭祖的场面。铁链女案发地并不贫穷荒凉。

儒家传统浓厚的省份名单，与拐卖妇女现象严重的省份名单高度重合，并非偶然。大家都知道，孔孟之乡的很多人至今还保持“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等旧习。他们重男轻女，并非因为他们不读书、或没有道德观念，而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读了更多老祖宗的书，保持了更多古老的道德规范。他们认真严肃地相信儒家思想，所以认真严肃地重男轻女。这才是董志民的邻居们看到他家常年有一个被铁链栓头的女人而视之平常的根本原因，也是那个地区的人民大量打掉女胎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几十年里大量买卖妇女的根本原因。

很多城市人谴责农村人按性别打胎，要求政府强行禁止。这些城里人没有看清自己其实也做了本质一样的事。个人自愿打胎、和政府主导打胎，在中国非常普遍。为了让国家快点富裕起来，政府硬性要求所有母亲都杀掉自己腹中未被批准的胎儿。很多城里人为避免生活水平下降、住房拥挤、妈妈变胖、或父母错过迁升机会等，主动选择打胎。他们用行动承认了“胎儿生命不如物质利益重要”。而农村人打掉女胎，是为了传宗接代。相比之下，农村人的原因比城里人和政府的原因还更重要一些。大家都杀死腹中婴儿，城里人凭什么限制农村人？政府和城里人支持为利益打胎在先，就失去了道德高地批评农村人为传宗接代打掉女胎。

当人为了利益而杀掉腹中胎儿时，利益就成了人的“目的”，胎儿生命就成了“手段”或“工具”。生命因此不再神圣，依据其对利益帮助的大小而有了“价码”。不同人对利益帮助不同，他们的生命价码也就有了高低上下之分。在广大农村，人们看重传宗接代，于是传宗接代就是目的，孩子就是工具、被物化。对于传宗接代，男孩的价值高于女孩，所有人们重男轻女，选择打掉更多女胎。于是造成男女人口不平衡，也就滋生了拐卖妇女的社会顽症。

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源

世界上很多信仰体系和文化都把人看成“工具”，物化生命，物化女性，重男轻女。不但儒家如此，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北美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化等，都不能免俗，虽然程度与理由各不相同。国人的主流思想是儒学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混合体。其中儒家认为在君臣、父子、男女关系中的下等人应该为上等人牺牲生命。比如传承千年的《赵氏孤儿》歌颂作为臣子的程婴用自己的孩子或买来的孩子替君主的孩子去死。“埋儿奉母”的故事则推崇为了母亲生活得好而杀掉儿子。《三国演义》推崇刘备的两个太太为他投井自杀。在儒家看来，生命的价值因人的地位不同而不同。越南比中国大陆更好地保持了儒家传统，尤其在农村。有个著名笑话，越南旧规矩是男女一起走路，男人必须在前、女人在后，因为男人优先。但越南战争之后产生一个新规矩，女人必须走在前、男人走在后，因为路上可能有地雷。人分等级、等级低的人是工具、女人等同物品、所谓“女人如衣服”，在儒家思想里从来都是理所当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而人只是其中一个成分，于是人被物化。不同人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不同，他们的生命就有了不同价值。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们应该被暴力消灭，因为他们阻碍生产力发展，他们的生命没有工人的生命重要。在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里，人都被分成详细的等级，生命的价值也差别巨大。比如北朝鲜大力宣传儿童为保护金日成画像而牺牲的故事，含义就是领袖如此伟大，连他的画像都比一般人的生命更宝贵。中国也曾大力宣传少年英雄赖宁，只为了保护国家的树木，就自愿牺牲生命。还有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个小女孩为了公社的羊不被冻死，宁愿自己去死，结果一个被冻掉脚趾，另一个膝盖以下截肢。

图11. 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包括儒家和马克思主义，都物化人。所以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中国的个人与政府都更倾向于物化人。左下图，物化最亲密的家人。左上和右图，多地出现军训时要求小孩子舍命压手榴弹的戏码。

马克思主义号称“解放女性、男女平等”，但依据的理论是“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现实中女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就要做平时男人做的事，当然也就要停止或减少做女人本来做的事。于是在苏联和越南等地，女人上战场，和男战士一样杀敌。在中国文革时，女人做屠夫杀猪，在政治运动中冲在最前线等。在所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里，传统女性责任，比如生养和教育孩子、操持家务等，都被看低。不但被男性看低，女性也看低。女性美被批判，不给女人机会或条件打扮，甚至不允许女人打扮。常有人提到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实际意思是如果每个女人也像男人那样干活和打仗，我们就可以把一半的任务交给女人了。说到底，马克思主义把男女都看成工具，所主张的平等是男女的效用、或用途等价，也就是“只要你对我有用，我不在乎你是男是女”。

但在灵魂之外，男女确实不同，各有千秋。女人独特之处在于生育下一代和维持家庭，对社会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侧重经济、以及相关的政治与社会等问题，把养育孩子只看成劳动力再生产，忽视了人格中高贵的品质，比如爱、美、正义感等，对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也就贬低了家庭、以及母亲和妻子的价值。在中国，生育更是长期被认为阻止经济增长，对生产力发展起负面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以效用评价人、又低估女性特有的效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国家里，比如苏联、中国、越南、北朝鲜、古巴等，女性的地位都远低于男性，女权的发展远落后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高喊“男女平等”的口号。

基督教最尊重女性

基督教把所有人的灵魂与生命都看成神圣，保证了根本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按神的样子造的，所以本质都一样，而且都神圣，高于所有世俗利益。反映在现实中，即使某个人“没用”，他或她的生命与灵魂也是神圣的，与你我一样。《圣经》中耶稣平等对待麻风病人、残障人、寡妇、妓女等，把他们看得与常人一样、与耶稣自己一样。基督徒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还是工具”的著名问题，并依据基督教“道德金律”而主张，人应该被视为目的、而不是工具。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里，女人也不能延续家庭姓氏，平均收入也比男人少，在科学家、政治家、将军等社会精英里的比例也没有男人高，但这些都不能撼动基督教里“男女灵魂、人格与生命一样神圣”的信条。基督徒尊重女性的生命与基本尊严，不是因为女人能赚钱、打仗、当官、发明新科技、或任何其他在现实世界里的效用，而是因为女性也来自神。两千多年以来，基督教文化圈里的先进分子们一直在探索，怎么样把基督教基本信念更好地体现在现实里。关于人口买卖、也就是奴隶制，在公元9世纪，教皇若望八世第一次正式宣布，基督徒把其他基督徒当奴隶，是罪恶，应该释放。在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设立法典，认为人是按神的样子造的，所有奴隶制都应该被谴责。1833年，在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威尔伯福斯推动下，英国废奴。大家都知道，美国经过内战后，于1865年废奴。下节将讲到，1912年中国在西方列强推动下废奴。理解耶稣精神、把它贯彻到现实中，从不会一蹴而就，而是艰辛的、永不停歇的过程。

与儒家思想不同，在基督教里，婚姻中女性的生命权、要求丈夫对自己忠诚的权力、直至性生活权力，从一开始就被规则保护。《圣经》中明确要求男人要准备为妻子牺牲生命，而没有要求女人为丈夫牺牲生命，这与儒家思想截然相反。欧美基督教一直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无人可以逾规。著名的例子是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皇后生不出儿子，社稷难保。国王花了半生时间试图离婚再娶，但罗马教皇基于基督教义坚决不许。经过几十年皇室与国家的巨大波折，最后英国开创西欧女性做君主的先河。亨利八世的两个女儿先后成为英国女王。君主被一个女人拴住，在华夏大地上从古到今绝无可能。在性生活方面，《圣经》明确要求夫妻都不可冷落对方，丈夫的身体属于妻子、妻子的身体属于丈夫，双方责权对称，这又是儒家追随者难以想象的事【24】。关于打女胎、杀女婴，耶稣的12门徒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打胎或杀婴行为【25】。基督教文化圈里从没出现过规模化专打女胎或专杀女婴的情况，《圣经》里倒有记载大规模专杀男婴的行为。

在尊重女性生命权和基本尊严、保护女婴方面，基督教文化圈走在世界前列。像董志民那样把太太用铁链栓头，周围邻居都知道，却无动于衷的情况，在基督教文化圈里不可想象，因为《圣经》里尊重女性的教诲写在每个基督徒心中。在西方文化深入中国社会之前，各种奴仆，尤其是婢女，在中国广泛存在。婢女就是女奴隶。当时的达官贵人、知识分子都参与买卖、拥有和役使婢女，没人觉得是恶行，因为善恶的标准是信仰，而国人当时的信仰是儒学，儒学支持人分等级的观念。现在中国城市精英谴责人口买卖，他们的心理标杆就是欧美先进国家基于基督教的理念，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

图12. 晚清名士赵烈文（1832年－1894年），政治家、史学家、佛学家，曾国藩最重要幕僚，才华出众，对世界局势有远见卓识。父亲是清朝进士。他在日记中记录购买未成年小妾的过程，在今天看来是禽兽行为，他却沾沾自喜，毫不羞耻。他的道德观来自儒、佛等思想。今天的我们觉得他禽兽步入，因为我们的很多道德观念来自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自知。右侧文字节选自【7】。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拐卖妇女问题，就需要改变国人物化女性、物化女性生命的思想，就要超越、扬弃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要做到这点，国人就需要新信仰体系，而基督教就是最好的选择。基督教尊重女性，因为它认为男女的灵魂都来自神、生命都一样神圣。不接受这个基督教基本观念、只在法律或政治层次上打转儿，最多可以治标、不可能治本。

为什么日本韩国等地没有大规模拐卖妇女问题？

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港澳等地和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为什么他们没有规模化买卖妇女问题呢？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在这些地方，从政府到民众、全社会紧跟基督教文化圈，而大陆不愿意对西方亦步亦趋。现代化道路有两条，要么你从内部产生现代文明，要么你跟随外部先进文化的引领。

历史上，这些儒家文化盛行的地区也曾存在大规模买卖妇女现象，而且根本原因也与大陆一样，重男轻女、物化女性。比如我们年轻时风行的日本电影《望乡》，讲述20世纪初期大批日本妇女被卖到南洋做妓女的历史。故事中一个贫苦家庭有兄妹两个孩子，为了让哥哥娶上媳妇，全家，包括妹妹自己，选择把妹妹卖掉。父母和妹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学校教育，却都坚定地把哥哥看成家庭未来的主人，而只把妹妹看成可以换钱的物件。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曾与日本不共戴天，但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待女性的态度也类似。1980年代台湾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反映在台湾延续几十年的社会热门问题，众多来自大陆的老兵花钱买山地人家的女儿做老婆，只不过电影极力用温情粉饰这类赤裸裸的人口交易。一个重要情节是，买来的年轻老婆喜欢上年迈的老莫，因为老莫比岳父更尊重老婆。山地人比汉人更男尊女卑，山地女人只能吃男人的剩饭。而老莫请老婆与自己同桌吃饭，感动了老婆。山地人不信仰儒学，但也重男轻女、物化女性。东亚各民族传统上都类似，在基督教传入之前，不知道或不承认所有人的灵魂同样神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保护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安全，并帮助他们从赤贫迅速富裕起来。这三地的政府和人民在很长时间里都诚心佩服美国，愿意全方位跟随美国。美国也直接介入三地政府与社会运作。新加坡、港澳等则采用西方殖民者遗留的制度，走全盘西化之路。所有这些地区的主流大众虽然不信仰基督教，但现实中全方位跟随基督教社会。所以他们接受了一夫一妻制、保护女性权利等西方观念。台湾承认同性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美欧诸国一直存在关于同性婚姻的激烈争论，两派的出发点都是基督教义。一派认为所有人的灵魂平等，所以同性恋也应该有结婚的权利。而另一派根据《圣经》对家庭的描述和对同性恋的谴责而认为，不应该合法化同性婚姻。台湾并没有深入讨论过，更没有提出过独到见解，却快速立法承认同性婚姻，只因为有些欧洲小国承认了，台湾不想落后，于是照样子学。台湾人没有明说的社会共识是，只要西方先进国家做了，我们就跟着做，即使还没完全理解。日韩新等国对西方也持类似态度。

晚清与民国也曾希望依靠照搬照抄西方而实现快速现代化。比如清廷在1910年颁布、1912年民国成立后开始施行的《钦定大清刑律》，废除了在持续几千年的人口买卖与主奴关系，代表奴隶制在法律层面上终结。这样重大社会变革并非因为中国社会内部就此问题充分讨论后达成共识，而是由1905年在上海租界发生的一桩案件促成。黎黄氏是一位官太太，携多名在内地买来的婢女路过上海，被西方传教士告发。英国领事审案时指出，当时盛行的婢女买卖不尊重人格、不符合文明标准。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黎黄氏案”。此案引发一系列国际国内反应，刺激清廷。最后，为与世界文明接轨，清政府批准《钦定大清刑律》。它是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其大部分内容直接抄自西方各国刑法，与中国古代刑法传统决裂。

图13. 晚清时代，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中国官员与外国官员共同审理案件。

蒋介石在1925年北伐胜利后主政，很大程度上实行列宁主义，与欧美拉开距离。1949年后共产党主政，则完全撇开西方，跟随苏联。苏共对女性的态度带着马克思主义的偏驳与功利。中共与苏共一样，因为相信唯物主义，不认为灵魂重要，甚至不承认灵魂存在，所以不可能像基督教文化圈那样在灵魂层次上尊重女性，但让女性在家庭之外有了更多机会，比儒家传统进步。在毛泽东时代，城市中下层妇女比以前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平均社会地位上升。但农村妇女，因为户口等制度，拥有的机会还不如1949年之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下降。

1970年代末，中国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走到了极贫极弱的状态。所以进入1980年代后，邓小平摆脱苏俄影响，也摆脱儒家传统，重新以极端谦虚的心态与欧美接触。最初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引进和学习，后来蔓延到文化和思想领域。再后触及政治，在1989年爆发了64事件。但全社会已经尝到巨大甜头，不愿意就此与西方隔绝。于是中国努力躲避深层的政治与信仰问题，继续在经济、大众文化等方面向西方学习了二三十年。如果把现在中国城市女性与197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城市女性、或依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在北朝鲜城市女性相比，你会发现差别巨大。但如果把现在中国城市女性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韩国、台湾或欧美的城市女性相比，你会发现她们相似处很多。

在最近几年，在最高层引领下，国内主流开始排斥西方，并觉得像日韩台那样西化有失民族尊严，所谓“不够男人”或“不是男儿”，希望走回自己民族的路。追随类似思路的国家还有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埃尔多安掌权后的土耳其、苏维埃革命之后的俄罗斯、查希尔国王被推翻后的阿富汗等。这些国家在早先都曾试图靠照搬照抄西方而实现现代化，但后来都经历内部传统势力反弹，于是他们抛弃西化努力，转而在民族传统思想内部寻求现代化道路。在这些国家里，中国发展得最好。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都还可以维持，但面临重重困难。阿富汗则非常艰难，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这些民族在拒绝跟随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后，妇女在社会里的地位大倒退。尤其是伊朗与阿富汗，在跟随西方时，他们的妇女自由、现代。回归传统后，妇女变成二等人，地位严重下降。国内知识阶层经常看不起伊斯兰教，觉得它歧视妇女，觉得儒家思想比伊斯兰教文明，我们回归儒家后，中国妇女不会像伊朗妇女那样受歧视。其实很难讲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谁更亏待女性。比如儒家允许一夫一妻多妾制，伊斯兰允许男人有四个老婆。伊斯兰文化圈里有阿富汗等失败国家，儒家传统地区有北朝鲜这样的奇葩。伊斯兰对女性衣着要求比儒家严格，但这次铁链女事件中，邻居知晓却无动于衷，网上爆出影像后政府还等闲视之，政治领袖们都假装没看见，连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下的电视台都觉得太野蛮、太过份了。只有俄罗斯妇女的运气好一些，因为俄罗斯传统信仰是东正教，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图14. 阿富汗与伊朗女性在公共场所里的形象随时代变迁。在旁观者眼里，这两个国家放弃西化后，人民受苦、妇女地位下降。但是很多阿富汗人与伊朗人不同意，反而觉得现在比从前好，回归传统让他们找到民族自信与自尊。

四 总结

丰县铁链女事件击穿了很多国人的认知边界。他们看到无辜女人被侵害、邪恶压制了正义，却找不到任何可信的社会机制保护自己、自己的姐妹和女儿不遭受铁链女那样的厄运。他们义愤填膺，紧密跟踪事件的发展，在网上讨论拐卖妇女问题。结果却发现家人、朋友、和网民们因此分成左右派，无休止地争吵，却都找不到答案，徒增双方矛盾。他们习惯性地认为，万事的根本都是政治，法律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信仰、所有人都有信仰，甚至不知道信仰是个问题。他们不习惯、也不知如何在信仰层次上思考。这样狭隘的认知视野让他们的思维无法深入，让他们看不见铁链女问题的深层原因，当然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铁链女事件的源头是大众的价值观，即国人信仰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混合体。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但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国家里都等级森严，最高领袖远比一般党员干部尊贵，党员干部又比老百姓尊贵。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越长，现实与目标就越远。类似地，儒家的目标是社会和谐安定、天下归仁。但是现实中孔孟之乡的人轻视生命、推崇男尊女卑。他们按性别打掉女胎，又要求女人从一而终，而对男人没有类似要求。结果是大批底层男人找不到配偶，社会出现规模化拐卖和奴役妇女现象，同时产生大量娼妓。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不能带领民族实现它们各自许诺的美好社会，都是走不通的道路。它们的理论存在缺陷，所以在现实中走不通。

基督教把人都看成神的孩子，虽各有不同，但在最根本意义上平等，就像一个美好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基于这种平等观念，基督教文化圈发展出一人一票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和不受威胁下双方自由讨价还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滋生了各种现代民权运动，包括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千年以来，基督教文化圈蒸蒸日上，文明程度引领全世界，并继续快速向前发展。基督教提供了一条在现实中走得通的道路，给人类带来希望。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恶果很严重、也很明显，而且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基督教是唯一被历史验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成熟意识形态。基督教义里有很多深奥道理，但它的基本观念很直白很简单，人人都可以感受到、都可以理解。当年耶稣只对没受过教育的年轻渔民彼得说了寥寥几句，彼得就懂了，起身跟随耶稣。但是国人里懂神的太少了，尤其在引领大众思想的精英层里，少得让人惊讶。我很敬佩基督徒医生林巧稚。她精湛的医术帮助了成千上万对母婴，但她关于神的思考却鲜为人知，没有对大众产生什么作用。蒋介石中年后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可惜败走台湾，很少人知道神怎么指引他。在大陆的思想家们，像鲁迅、郭沫若、胡适、冯友兰等，都不懂神。影响广泛的作家们，如巴金、曹禺、钱钟书、周作人、沈从文、张恨水等，更不懂。在大陆公共思想领域里基本上看不到神的影响力。于是从董志民那样的底层农民、到国内顶级大学毕业生们，都对神蒙昧无知。不懂神，就无法根本解决拐卖妇女问题，民族也很难实现全面现代化。基督教揭示的基本道理，是现代文明的关键性必要条件。大家都不懂，民族的苦难就看不到尽头，真让我着急！

2022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网址：https://lyz.com

注释

1. 张秀丽，黄兴涛，郭双林，2016， 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Beijing Book Co. Inc., ISBN           7303209441,
2. 沈家本， 1912年，历代刑法考
3. 周永坤，2012，中国奴隶制的终结及其意义，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6674.html  
4. 谢致红，贾鲁生，1989，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浙江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3901714
5. 湖南省统计局，2014，湖南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值得关注，http://tjj.hunan.gov.cn/ttxw/201507/t20150717_3766616.html
6. 赫德森，邓波尔，《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邱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8.
7. 铁链女事件:中华文化本来没问题 都是XX党搞坏了？一个律师的笔记本 2022年02月27日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2/02/27/11342278.html
8. 纽约时报，2022年2月24日，丰县“铁链女”案如果发生在美国，https://www.nytimes.com/zh-hans/2022/02/24/world/asia/china-chained-woman.html
9. 星洲网，20220208，中国拐卖妇女案数量惊人-风气已久需剖析深层原因， https://www.sinchew.com.my/20220208/中国拐卖妇女案数量惊人-风气已久需剖析深层原因/
10. 新华网，20200929，丰县：古城新姿，http://www.js.xinhuanet.com/2020-09/29/c_1126558103.htm
11. 澎湃新闻，叙诡笔记｜从日本人笔记看老北京的“人贩子林立”，http://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5151716&from=kuaibao
12. Kant, Immanuel, 1785,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13. 丰县董志民家族的前世今生及其关系网，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63683/article-354576.html
14. 徐州丰县董集村是“文明村”，“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https://www.reddit.com/r/chonglangTV/comments/smcd5m/徐州丰县董集村是文明村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15. 「文史丰沛」丰县董集村的沧桑历史，https://www.163.com/dy/article/H081J42P0526P16B.html
16. 《孟子‧离娄上》，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17. 东汉赵岐于《十三经注疏 》批注，“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18. 日本女孩成批出国卖春，为何成日本崛起功臣？又因何遭人唾弃，https://www.sohu.com/a/336793126_99976388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91022，乐玉成：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https://www.fmprc.gov.cn/chn/pds/wjb/zygy/t1709649.htm  
20. 新华每日快讯，20211127，“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底气何在？http://www.news.cn/mrdx/2021-11/27/c_1310336703.htm
21. 纪录片《光棍儿》，https://youtu.be/ZrHbUyLfTl4
22. 农村出现“妻跑族”，https://youtu.be/a8QUCjeAFFI
23. 南方周末，20071129，揭秘日记中的蒋介石：三读手抄本圣经，http://news.sina.com.cn/c/2007-11-29/103614413528.shtml
24. 《新约 歌林多前书7》，“丈夫该以应尽的房事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主权，丈夫才有主权；同样的，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妻子才有。” （吕振中译本）
25. 《十二使徒遗训》，也称《十二宗徒训诲录》，英文Didache，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教会规范手册，成书于公元50-150年间。其中明确讲到，“不可堕胎，不可杀婴”。http://shu.kyhs.net/files/article/fulltext/0/7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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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

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我与一帮小孩儿在家门口马路上玩儿，我妈在屋里推开门，伸出头对我喊，“回家吃饭！”我正玩儿得高兴，舍不得离开，却不敢违抗妈妈，就赶紧跑回屋，从厨房的大黑锅里抓起一个玉米饼，然后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向外冲。那时我大约3岁，已在农村呆了两年，完全不记得城里的样子。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史称“五七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全国各地的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我家去的地方叫吉林省磐石县土门子村，当时叫土门子生产队。我们租住在一间农民的平房里。房前有个小院儿，院外是土马路。房子中间是共用厨房，左右各一间房。我家住在左侧，房东一家住右侧。那时我妈刚生了妹妹，从早到晚都在家。后来她经常说，我玩儿得高兴时，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子下挂两条长长的鼻涕，总是跟在大孩子后面疯跑。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我妈永远是柔和的。她叫我做任何事，我都有一点变通余地。比如她喊我回家，我总可以再多玩儿一小会儿；她叫我吃饭，我可以抓个大饼，马上再跑出去。她可能在后面大声责备我，但不会真把我揪回去。我晚上回家，她也不会再提白天的事，好像都忘了。有她在家看管我，我可以从早玩到晚，天黑了就回家吃饭、睡觉，一天下来非常开心。

在农村那段日子里，关于我爸的记忆很少。后来我爸总结，他那时非常忙，很少呆在家里。与我家一起下放的其他大学老师们，到了农村后大多心灰意冷。东北的五七政策很左，被下放的人都被取消城市户口，计划不久后工资也将被取消，他们将完全变成农民。所以大家没了盼头，士气低落，能装病就装病，不愿出工。但我爸不一样。他有“历史政治问题”，很早就在城里挨整。几乎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被单独揪出来整一遍。那个年代，运动又特别多，基本不间断。到了农村，生活条件很差，却也让他远离整他的人，所以他反而觉得轻松了。他还年轻，才三十几岁，还寄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组织和周围人接受，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真的与青年农民一起下地干农活，还和他们比谁干得又快又好，所以村里人喜欢他。东北农村很落后，我们所在的那个大队又偏远，识字的人没几个。我父亲就变成了大队里的会计、赤脚医生、板报宣传员、木匠、理发师，等等，所以他每天忙得很。

大概因为耕种季节改变，父亲突然开始回家吃午饭了。记得一次他在饭桌上随便说了一句，“某某家的孩子都睡午觉，以后你每天也要睡午觉”。这就是我一生痛苦的开始。每到中午我就不能再与其他孩子们玩儿了。我躺在炕上完全睡不着，盯着天花板上的横梁，等他宣布我什么时候可以起床，那真是漫长而痛苦的煎熬！我失眠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毛病延续到今天，我已不抱幻想今生能治好了。反正只要我爸在家，我就全身紧张。他说的话都是命令，我妈也不会帮我变通，我就只能照单全收。所以我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爸赶紧出门离家，等我晚上睡着了他再回来。

1971年林彪坠机，葬身于外蒙古。此后，全国的政治局面大变，五七政策开始松动。从1972年夏天开始，散布在东北各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们陆续接到通知，他们将被调回城，重新进入原单位上班。当时中央还没有公布林彪已死，大多数被下放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为什么突然改变。

回城的时候，我妈带我姐妹先离开村子，我爸带我后走。我们计划在磐石县城汇合，然后一起回吉林。我那时不到4岁，很怕我爸。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一声不敢吭。小火车上人不太多，我有机会躺在3人座椅上睡觉，但是在睡梦中被挤醒，发现我爸也躺在座椅外侧，背对着我睡着了。他巨大的身躯挡住我的视线，昏暗中我大概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幽闭恐惧症，但又不敢把他叫醒，就只能一路忍着。那种难受的感觉我现在还记得。

到了磐石县城，中间有一小段空白时间。爸妈就商量，说在下放这几年里，我们家一直没照过相。尤其是我，相对于我姐，我的童年缺少很多照片。所以想趁这个机会赶紧拍照留念。我对这一路上的所有事都感到陌生，不知道照相是啥意思，心里害怕，不想进照相馆。我爸妈就轮番劝我，说就是走进那个门，对着那个机器和机器后面的那个人笑一笑。但我还是怕生，就使劲哭。我爸等不及了，开始打我。我只好屈服，一边哭一边拍照，留下了家里一张著名的、我在哭的照片。

回到城市

回到吉林之后，我的记忆开始丰富起来。每天早晨父母上班，姐姐上学，我和妹妹被反锁在家里，当时的家就是一个房间。按现在的标准，这种做法很危险，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很平常，很多有小孩的人家都这样做。好在大学老师不坐班，我妈经常回家看我们。后来我和妹妹都长大一点，我家搬到一间小公寓。有段时间我去托儿所，但非常憎恨，父母只好作罢，感谢他们迁就我！于是我开始了脖子上挂钥匙的生活，每天带着很小的妹妹，在大学家属区的大院里与其他孩子们一起疯玩儿。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每天眉头紧锁，脾气很大，这个时期尤其如此。在当时的大学里，造反派掌握最高权力，政治口号还是“阶级斗争”。所有事情都由“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和军代表做主。回城后，父亲又回到原来的环境，处处被打压。他的工作安排不合理，我家的住房等生活条件也差。周围人都知道他有历史政治问题，经常会显露出轻蔑，时不时还有人欺负我们。父亲有时控制不住脾气，与人冲突。而母亲已经学会息事宁人，忍气吞声。

图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3年，我家回城后不久。当时姐姐大约10岁，我未满5岁，妹妹大约两岁。我还依稀记得那天的情况。父亲做了小手术，住院几天后出院。我妈带我们去迎接父亲回家。他见到我们，说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家又很长时间没拍照了，就趁这个机会在松花江边拍了这张照片。照片里父亲人很精壮，但一脸阴沉，双眉间挤出深深的“川”字，完全没有笑容。其实那天他还算比较轻松的。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他的精神状态。我习惯于觉得“我妈就是我妈，永远最好”，从没端详过照片里她的样子。现在仔细看，发现她当时就是一个落魄者的妻子。我爸郁郁不得志，家里难免百事哀，我妈身上已找不到年轻时的风采。

严父慈母

我有时在家里挨揍。当然打我的永远是父亲，我不记得我妈打过我。当时家长打孩子非常普遍，被认为是在教育男孩时必须的。与邻居孩子们相比，我挨打程度属于中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一次我爸打我，我一边哭一边喊，“我不要呆在这个家了，我要离家出走！”我爸愣住了，想了想说，“行，那你先把爸妈给你的东西都留下，然后再走”。我说，“行！哪些是你们给的？”于是他说一件，我就脱一件，直到身上只剩下短裤和鞋，我只好屈服了。但从此之后，这个念头我一直没忘。我要离开家，远走高飞。

从小我和妹妹都理所当然地觉得，姐姐的事是家里大事，而我们的事，父母相对随之任之。我有了孩子后就理解，老大在父母心目中地位特殊。我家刚回城时，我姐还在读小学，我妈经常对我爸念叨，我姐那么纤弱，以后上山下乡可怎么受得了？“上山下乡”是当时的政策，要求城市孩子中学毕业后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质就是当农民。我姐读初中时，父母开始说她有心脏病。我妈吩咐她，要告诉学校老师，自己有心脏病，不能参加剧烈运动或学农劳动等。后来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这个话题在家里也消失了。我读初中时和我姐偶尔谈起。她说她小时候有一次查出心律不齐，父母就拿这份医院化验单借题发挥，说她有心脏病，为将来逃避下乡制造舆论，其实她没病。那时的政策是，每个家庭最多只能留一个孩子不下乡，我姐不去就轮到我和妹妹。提及此事时，我妈对我说，“嗨，那时你们还小呢！谁知道轮到你们下乡时，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儿？”

姐姐与父母也特别贴心。在我还没上小学时，有一天她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咱爸特别好看，比大院里所有人的爸都好看！”姐姐一直以父亲为荣，比如全家逛街时，她经常满脸骄傲地说，“咱爸1米78，比街上的人都高！”我们家很少一起逛街，只在春节前采购时才如此。那个年代物资极端紧缺，买年货需要在商店里拼抢。这里的“拼抢”不是形容词，而是事实陈述。买东西时经常需要身强力壮的男人像打仗那样拼抢才行。我爸挤进商店，我妈带着孩子们远远地站在喧闹的街边等他回来。我姐就教我，只要注意街上个头高的人就很容易找到父亲。他在当时的东北也算人高马大。后来姐姐还说过很多次父亲好看。比如唐国强是当红小生时，她就说，“咱爸比唐国强好看！”但读小学前那次确是我第一次听说我爸好看。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从没注意过、从没想过我爸是否好看，还纳闷儿怎么会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我爸洗脸，我站在旁边偷偷从下向上看。他摘下眼睛，用毛巾使劲搽脸，呲牙咧嘴。我看到他深陷的眼窝和高耸的鼻梁，觉得他不带眼镜的样子很陌生、有点可怕，一点都不好看！

但我对我妈的印象就大不一样。我觉得我妈最好，她一切都好，包括好看。我五六岁时，有一天我妈在大院里与几个街坊邻居闲聊，我一个人在不远处玩。她们全是年龄相仿的妈妈，开始争论养男孩儿好还是养女孩儿好。当时社会很传统，普遍更重视男孩，但一些思想“前卫”的家长发现养女儿更合算。在家里，我没感到自己重要。但在家外，邻居们都把我看成我家最重要的孩子，因为我是唯一的儿子。其中一个妈妈指着我对我妈说，“别看他现在黏着你，等他长大娶了媳妇，他就听媳妇的话，把你这个当妈的忘了！”然后一帮人吵成一团。不一会儿，有好事者招呼我到她们身边，当着我妈面问我，“你长大后娶了媳妇，是跟你妈更亲，还是跟你媳妇更亲？”我由衷地大声回答，“当然跟我妈更亲！”惹得她们大笑。

我觉得这还用问？未来的媳妇是外人，我都不认识。为什么要为一个不认识的外人疏远我最亲爱的妈妈呢？傻子才会那样做！这种想法在我心里非常清晰和牢固，直到13、14岁时我第一次喜欢上女同学，才突然直觉地懂了，有一天我要与心爱的女生在一起，共度余生，不得不远离父母。我读中学时，父亲在家里谈起《论语》中的名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就有了隐隐的负罪感，不确定如果我与心爱的女生在一起，可不可以远游？如果远游，算不算“有方”？我觉得孔子不认为算。大学毕业后我读《圣经》，其中第一篇《创世纪》里说，“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我立刻觉得《圣经》说出了人的本心，不再为自己想独立于父母而心怀负罪感了。

母亲对我影响非常深，深得经常超出我的理解。比如我年轻时就发现，关于女生漂亮与否，我的看法与别人很不一样。一个例子就是在大学时，我觉得电影明星里山口百惠和邓丽君比林青霞漂亮，结果被其他同学笑话，因为他们觉得前面两个人都有明显缺陷、而后者才是大美女。当时我不懂其中原因。直到四十几岁以后，我才慢慢理解为什么。对我来说，谁更接近我妈的形象谁就更亲切、更漂亮。山口百惠和邓丽君给人一种温暖感，好像她们准备好了去温暖别人、爱别人，有点像小时候我妈留给我的印象，而林青霞则基本没有。

父母吵架

我父母偶尔吵架。当年夫妻吵架很平常，没人当回事。在吉林的马路上时而会遇到男人爆打老婆，也有女人一边哭一边用污言秽语大骂老公。在单位家属大院里，知识分子夫妻吵架、打架也很平常，我父母还算吵得少的。当时我不理解背后的原因，只看到吵架的导火索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觉得他们莫名其妙，何必要吵？有一次吵架后，父亲搬到教工单身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妈自己不出面，让我姐带着我去找他回家。我爸见到我们后不置可否，让我们自己回家。我妈再找几个邻居同事劝我爸回家。我爸回家后，他们两个人还继续谁也不理谁，过了一两天才恢复正常。

每次吵架我妈都哭得很伤心。我看到了，就特别同情，心里总站在她一边，怪罪我爸，但不敢有任何表现。因为我的经验是，等他们和好了，我妈总是护着我爸。有一次他们又吵架，我爸去单位了，我妈红着眼，拉着我的手出门散心。当时大学周围就是郊区，我们脚下是土路，身边是小山丘。我尴尬地低着头，与她并排走，不敢吭声。结果她突然叫了我一声，语气欢快，让我惊讶。我抬头从侧面看到她的脸，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她的眼神里竟然充满喜悦和兴奋。她说，“儿子呀，你知道吗？你爸有多好，我嫁给你爸就是运气好！走，我给你买饼干去！”

小时候，父母是我唯一熟悉的夫妻。我看到他们互动的很多细节和片段，但因为没有对比，我不知如何评价或描述他们的关系。长大以后，我自然看到更多夫妻，包括自己的家庭、姐妹的家庭、朋友和熟人的家庭等，才发现我父母多么特别。在我遇见的所有人里，母亲是最敬重自己丈夫的妻子。母亲崇拜父亲，觉得父亲非常优秀、比谁都优秀，只是因为不公正的原因被压制。母亲对父亲因敬生爱，又敬又爱。但是父亲当时不知道、或者没注意，因为他在单位里混得不好，处处被人欺。他自卑还来不及，不懂自己在老婆和家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

父母的榜样对我的婚恋观影响很大。比如在电影、小说、及日常生活中，很多男生遇见心仪的女生，就想尽各种手段“把她弄到手”，仿佛“把她弄到手”就是爱情的最终目的。年轻时我看到别人有这种想法就很不理解，觉得即使女生答应与你约会、恋爱、甚至与你结婚生孩子，你又怎么确定她会佩服你、爱你呢？很多女人自主决定结婚后还觉得嫁亏了，内心鄙视丈夫。用技巧把这种女生弄到手有什么好？不但不是好事，还可能造成双方的人生灾难。让心仪的女生深入了解你之后敬佩你、爱你，才最关键、最困难，才应该是男生求爱的最终目的。父母潜移默化地在我心里埋下一个观念，就是一对好夫妻，丈夫要像父亲那样优秀，妻子则要像母亲那样敬佩丈夫、真心爱他。我从来这么想，以前发现别人不这么想我还觉得奇怪，现在觉得我父母很独特、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深。

我成家、有了生活经验之后，开始理解那个时期父母为什么吵架。记得我在读博士时，学业压力巨大，而奖学金很少，不够养家。我太太生孩子、照顾孩子，还要工作赚钱，赚得比我多得多。那时我就有点自卑。而自卑常与骄傲交织在一起，自己都不容易分辨。人经常用外在的骄傲来弥补和掩饰内心的自卑。那时我们也吵架，吵架时我太太也爱哭，我大概也厉声厉色。但实际上我因拖累家庭而自觉劣势。我表面的厉声厉色就是因为我内心自卑。有了自己的经历后再回头看父母。我们全家因为父亲的缘故下放农村，回城后他的工作不顺心、处处被压制，这些事他当然都懂。他自视甚高、自我要求更高，不愿承认自己拖累家庭。于是他既骄傲又自卑，骄傲与自卑在心里冲突，造成他每天脸色阴沉、脾气恶劣，家里自然会吵架。

大环境悄然巨变

林彪外逃发生在1971年9月，之后这件事只在很小范围内传达，直到1973年8月才由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正式向全社会公开。在中间的两年里，各种小道消息、“谣言”，从海外渗入，在民间口耳相传，推动政治局面悄然巨变。在1960年代初，林竭力把毛树立成神，大家相信了。几年后毛拣选林作接班人，并写进1969年版党章和1970年版宪法草案，大家也听从了。结果纸墨未干，林就变成了罪大恶极的人，而且说他不是突然变坏，而是从来都非常坏。如果林真的坏，为什么毛选他做接班人？如果林不坏，为什么毛要斗他？原来的说辞兜不住了。老百姓在疑问，为什么毛连续弄死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最好的朋友？如果只杀刘，大家还可能以为是刘太狡猾、一时蒙蔽了毛。但是连续斗死两个，要么毛太容易被蒙蔽、要么毛太喜欢弄死人。无论哪种情况，毛都不像神。很多人心中的神话因此破灭，不再相信官方的宣传，但都不敢说出来。

在父母工作的大学里，工农兵大学生们不再像文革早期那样热衷于证明自己最忠于毛主席了，也不那么积极地斗资批修了。理性开始回归，他们希望在宝贵的大学期间学点真本领，开始自发抵制文革中占领讲台、水平低下的老师，公开要求他们认为有学问的老师给自己讲课。我父亲于是变得备受追捧，竟然好几个班级同时点名他讲课。学校里掌权的人不同意，学生们就在上课时把教室门锁上，集体罢课表达抗议。当时学生造反被认为是革命行动，没人敢强硬压制。于是学校屈服，我父亲变得忙碌起来，同时教很多班。虽然他还位卑言轻，但觉得自己有用了，心情舒畅很多，我们家的气氛也随之大幅变好。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是一排大平房。有一次课上到一半，房子突然起火，起火点离我所在的教室很近。一位女老师慌忙冲进来，喊我们逃出教室，跑到操场上。我们眼见火势愈烧愈旺，火焰熊熊，吞没半栋房子。所幸大家撤离得及时，无人伤亡，感谢那位老师！父亲是最早赶来的家长之一。在人群中我们对视时，他脸色一下子由阴转晴、充满喜悦，我至今记得。然后他与我一起步行回家。一路上我因刚经历过一次险情而兴奋，他则很轻松、很高兴，我们有说有笑。在我记忆里，那个时期他很少这样心情愉悦。

有一次我在家里做作业，算术应用题里讲到地主剥削贫农，拿走多少粮食，还剩多少粮食之类。父亲看到了，就随口对我说，农村里的地主和贫农本来都是差不多的人，其中老实人赚了钱就存起来买地，才成了地主。而那些懒汉赚到一点钱马上花掉，就没钱买地，成了贫农，只好为别人种地。我妈在旁边听到了，眼睛睁得大大的，赶快凑过来把我爸拉到一边，小声说，“何必对孩子说这些话？”我爸则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顶嘴道，“这有什么？这是事实。”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心里大概懂得他们各自的意思。我妈觉得我爸说话太危险，我爸觉得在家里对自己儿子说，也没什么。

父母管钱

我开始看懂一些父母性格方面的区别。父亲做事严谨、一丝不苟，迥异于一般人。我母亲则是东北人性格，注重人、希望自己融入环境、融入人群，但做事大大咧咧。比如在家里，我爸每一两天就要打扫卫生，而且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做。他要清理天花板的角落、吊灯上的电线、柜子顶部、书架上书籍的里侧、床下面最远的床腿与墙的夹缝处，等等。我妈和孩子们都不会想到那些地方，我爸也不放心我们做。再比如，他和我妈都是大学老师，家里到处堆放着学校发的纸笔之类，他却严格禁止我们孩子用。有一次在学校里，我对老师随便提起我爸不让我用单位信笺写作业，没想到老师大为惊讶，坚决不信，并开始动手翻我的书包和作业本，最后真的没找到任何公家用品。于是她眼睛盯着我啧啧叹息，说不出话来。当时只要父母在公家单位上班，孩子就普遍用公家信笺写作业，因为家长们都穷、都想省钱。东北风气如此，人人吃单位、万事靠单位，公私分明的理念几乎不存在。

父母的另一个区别是关于钱。有段时间我妈总丢钱。1970年代初期，“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是盛行的政治口号，女人们不敢显露女性特征，男女都要向工农兵学习黑穷土。1970年代中后期，政治压力消弱，我妈和她的女朋友们开始偷偷攀比，买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和女性用品。我现在还记得，她们都想要一种上海产的小钱包， 5元钱一个、黑颜色、圆角四方形、带拉锁，样子很简单，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本地买不到，她们几个女人就合伙请单位里去上海出差的人代买。每次我妈买到一个，把身上的钱都放进去，过几天就被偷了。显然小偷比我更有时尚品味，知道那种钱包好看。丢了，我妈当然还要再买。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5块钱的钱包加里面的现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算蛮多钱。我妈后来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丢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还有段时间我妈主管家里的钱。每到月底几天，她就发现钱都花光了，于是向闺蜜同事借钱，发工资时再还。我爸得知后就不高兴，觉得向别人借钱不是好事。而我妈觉得无所谓。当时大家都穷，但我父母的工资相对不低，甚至算很高，按理说我家不应该经常缺钱。后来我妈也发现自己管钱不行，让给我爸管了。我爸管钱就相对很抠，但是家里再没有出现钱花光的情况。

当时东北很左、也很落后，没有私营经济。我父母除了工资之外没有其他收入。父亲小心地保证钱不花冒，却从没想过如何赚外快。我们家与周围人家一样贫穷，但不愁吃穿。父母严禁我们小孩儿乱花钱，我们口袋里没闲钱，也不需要为钱担忧。总之生活中我们远离钱，在家里从不谈论钱，同时学父母样儿读书，聆听他们谈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里的新思想。无意间，父母在清贫中营造出一种“精神贵族”的家庭气氛。现在回头看，我们姐弟妹三人后来的人生都深受影响。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管钱的人又变成我妈。我发现这点是因为家里要在黑市上买高价大米。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跑到我们宿舍楼里，挨家挨户敲门卖农产品，其中新鲜大米是主要货品。我爸是浙江人，吃不惯东北食物，爱吃大米。当时公家粮店的大米是陈米，每斤0.11元，每人每月限量2斤，肯定不够吃。而黑市大米是新米，开始时每斤0.30元，不久涨到0.50元，后来0.80元。我爸管钱时舍不得买，我妈管钱了就敢买。每斤0.50元时，我爸吃饭时就心疼不已。每斤0.80元时我妈继续买，但叮嘱我们，谁都不许告诉我爸。我妈是东北人，不太吃米饭，买高价米基本都是给我爸吃。

但是我爸不久后还是知道米价了，因为他问了我妈。我小时候犯了错，怕我爸知道，求我妈别告诉他。我妈总说，“你爸问我，我就得告诉他，我怎么能对你爸说假话呢？”让我泄气。我妈从不对我爸撒谎，即使是无关痛痒的小谎话也不撒。在我家不能说假话，我从小就觉得理所当然，没当回事。但是长大后我慢慢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很多人撒谎，尤其为了面子或一时方便撒小谎。恋人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如此。社会主流甚至认为会撒谎是情商高的表现。前几年我喜欢看《乡村爱情故事》，因为它反映东北农村情况，让我觉得亲切。不过我很快发现，它的剧情经常都是围绕某一句谎话展开的。那个剧确实反映现实，里面的谁和谁都撒谎，一家人之间也如此。看多了这样的社会，我就更敬佩我妈。

那时东北的主粮是“苞米馇子”，就是老玉米，做出的饭咯牙。记得那时父亲经常很晚回家，我们就只得先吃晚饭。我也不喜欢吃苞米馇子，就跟我妈吵，要大米饭吃。我妈就在苞米馇子里参一点点大米给我吃，我吃了还咯牙。但是等到我爸回家，我妈就不知从哪里拿出藏起来的大米饭给我爸吃。我妈真是处处为我爸着想。在我妈心中，我爸最重要，比我们孩子还重要，而她自己被放在最后。现在想起，我还为我妈对我爸的爱心而感动不已。

我随母亲出差

1976年夏天，我刚读完小学一年级，我妈突然说要去上海出差。我爸经常出差，但我妈很少出差。家里有三个孩子，家务全靠她，所以她离不开。我听说后就要求跟我妈去，父母说太不方便。我毫不退让。有机会去遥远的地方看一圈，太吸引我了，一下子变成我的头号梦想。他们还是不答应，但我感到他们开始动摇。离我妈启程大约一个星期，我与一帮孩子在我家附近一幢未完工的大楼里玩儿，一根长钉扎进我的脚板，大概有一寸深。我害怕如果父母发现，我就去不成上海了，于是假装什么事也没有。不过走路时我忍不住一瘸一拐，到了晚上还是被我爸发现。他听说事情经过后大惊。他在农村做过赤脚医生，害怕我染上破伤风，立刻决定亲手处理。当时伤口已经流脓，还有铁锈斑斑。我爸用力挤压，再用皮带抽打我脚底板，想把所有脓血和铁锈都挤出来。最开始我疼得大哭大叫，但过一会儿脚就麻木了，我大概也哭累了，就躺在床上静静地看我爸皱着眉、使劲抽我的脚，同时看我妈和姐妹们因为可怜我而不住流眼泪。这件事之后，父母心软了，答应我如果伤口不感染，就可以跟我妈去。

我们离开家时，应该在9月，毛泽东逝世后不久。这一路历时一个多月，我们停留的城市包括沈阳、北京、石家庄、济南、常州、上海、杭州等。当时我还不满8岁，好奇心强，对路上发生的各种事都印象深刻，很多细节篆刻在记忆里。比如在火车上、卧铺车厢里，一个单元六张床，白天时我爬上爬下，特别喜欢高悬的上铺，要隔空从一个爬到另一个上面去，而乘客们对我都很友好。在北京时，只要出门我就嚷着要坐地铁，因为在当时那是中国的唯一。我们花了一整天在故宫里到处转，让我觉得皇上的生活也就那么回事。夜间火车经过唐山与天津一带，变得非常缓慢，在铁路旁边奔跑的人都快过我们。乘务员说刚刚发生地震，应该算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我隔窗看到一群人在昏暗中慌乱地从房子里往外搬东西。在济南，我们去看各处泉水，每个都有很好听的名字，但看过后就觉得它们都类似、都像大浴池。济南市区里还到处可见缠足女人。黄昏时，我和我妈的同事站在路边计数，比较谁看到更多小脚老太太。在河北省会石家庄，我们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环顾四周，竟然找不到一幢楼房，眼里全是低矮的平房。马路中央应该设置花园或雕塑的地方高高堆积着秋白菜。沿马路望去，白菜堆一个接一个，延伸到远方，蔚为壮观。到杭州时恰巧伯父因公务不在家，我们只遇到他家人。然后我们游西湖，看六和塔和断桥等。

当时社会还没有什么旅游观念，所以各处景点游人都不多，我们有机会看得仔细，我记得也深刻。很多地方我成年后重游，景点质量变差很多。比如我再去北京故宫时，满眼都是人，到处是铁栅栏，供参观的珍奇文物远没有过去多。再比如，我跟我妈参观六和塔时，里面空空荡荡，只有我俩一边逛一边闲聊，一层接一层地慢慢看，破败的墙壁上刻满“某某地某某人到此一游”的留言。我还仔细找，看有没有吉林来的，好像没找到。后来六和塔成为全国著名景点，几次游杭州时都听说那里人山人海，我都不敢去。

在上海，我们去豫园看小刀会遗址，吃现场用长刀切开的大冰砖，在马路上看到当时全国只有上海才有的、公开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他们既不像内地那样彼此相隔一米，也不像外国电影里那样手牵手，而是用胳膊肘套住对方的胳膊肘，一对一对地走在闪亮的霓虹灯下。我妈感叹他们洋气，我觉得他们行为新颖、但也有点奇怪。现在回想，他们采用这种姿势，大概为了表现亲密，但又要避免两个躯干之间的任何接触。多年以后，我把这个情景描述给上海同学，他们都不记得了。大概那只是上海一个特别历史时刻的短暂风气，我正好撞上，并且记住了，而上海人的记忆却被后来的时尚风气覆盖了。我还记得一个干净漂亮的小女孩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吃东西，一个肮脏的乞丐突然冲上去抢走她手里的食物，然后一群干净漂亮的大人追上乞丐，把他按在地上。有一天我跟我妈一起进入一间工厂，她在办公室里与人谈话，我在旁边一个人玩儿。后来她站起来，我以为她不再坐下了，就把她的椅子搬走，结果她坐个空，全房间的人都善意地大笑。

上海人都很友好。一个晚上我妈带我去买苹果。每个水果摊都点一盏煤气灯，喷出的火舌很长，发出呼呼的声音。卖水果的人笑着逗我，最来为我挑了一个最大的苹果，称下来超过半斤重。我们在黄浦江上坐渡轮，江面的景色让我太喜欢了，不想离开。船老大就允许我们不下船、在两岸间来回往返，也不用再买船票，还让我坐在船头的旗杆底部，抱着旗杆看风景。我还去过交通大学的徐汇主校园。当时我们在逛街，我内急，但找不到厕所。我妈和同事看到交大的庙门与招牌，觉得大家都是大学里工作的人，应该容易打交道，就与门卫商量让我进入交大上厕所。门卫推托了几句，最后还是友好地同意了。成年后我进入交大，并在交大遇到我太太，毕业后又与交大同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朋友们谈起小时候这件事，他们都说我与交大有缘。我说就像孙悟空在五指山下撒泡尿，不曾想后来500年都被扣在下面。

有一天我们一大早起床，准备赶早班火车去苏州。在等公交车时， 看到旁边孤零零几个人正往建筑物墙上贴标语。他们一次只贴一个大字，不慌不忙，看不出任何特别，结果贴出来的竟是“打倒江青”，外加另外几个人名。我妈看到后立刻紧张起来，抓牢我的手默默离开。我们不去苏州了，直接回旅馆。整个那天我妈都坐立不安。旅馆里大家在疯传，上海民兵准备发枪、要打仗，上海可能要封城，切断与外地的交通。我妈和同行的同事商量怎么办才能赶快离开上海。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问题很严重，因为我妈告诉我，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事关毛主席，当然就严重。所幸的是，上海的局势在一两天内就转向了。马路上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队伍从无到有，由少变多，不久就铺天盖地。大家担心的情况也就没发生。

这次旅行是童年时代父母送给我的最好礼物。我只是个幼稚的小孩儿，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但这次坚决要求跟我妈出差，愿望真实强烈，即使身体受伤，热情也丝毫不减。事后证明这次旅行对我一生都很有益处。因为看过很多地方，我从小就知道天下大得很，各地的情况和人都不一样，我周围人的想法和习惯并非就是整个世界的规则。这让我敢于特立独行，相对不惧怕被周围人排斥，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个具体的好处发生在我报考大学时。吉林离上海很远，上海的大学在吉林省招生又很少，所以一般吉林省的高中生不考虑去上海读书。但是我不觉得上海陌生，就可以更理性地选择。

我父母很不简单，其他父母在类似情况下不太可能答应孩子的要求。首先，带我出差确实影响我妈工作。一路上我与她寸步不离，她与接待单位的人见面、参加会议，我都在她身边，无疑给她带来不便。其次，我因此旷课一个多月，耽误了读书，学校老师也不高兴。另外，一路走那么多地方，我的路费、住宿费等是一笔不小的家庭开销。有这么多阻力，父母还答应我，让我心想事成。我非常感谢父母！

二 少年时期，父亲最重要

我们回到吉林时，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队伍占据大街小巷。从此以后，社会进步加快，人人都能感到。比如城市里到处修泊油路、换更粗的下水管道等，我父母单位开始建设多幢教学楼与家属住宅楼。不久后的一天，家里来了重要客人，大概是上面派来的新书记或新院长。大人们在隔壁谈话，我们孩子不敢出声。我听父亲说道，在1960年代后期他曾收到过一封信，是我爷爷从台湾发出、由香港友人中转来的。当时父亲不敢保留，马上交给了组织。他只在幼儿时期与爷爷同住，之后就与爷爷分居，读中学时因为抗战原因住在我大姑和大姑父家，所以他对爷爷了解不多，而大姑父的历史问题都已向组织交代过，云云。在此之前，父母对父亲家世讳莫如深。在此之后，我们孩子才开始慢慢了解父亲的历史。又过了几年，到了1980年代初，学校才从档案里找到这封信，归还给父母。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爷爷已经作古。

《今日空军》

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的课间，我在学校操场上玩，父亲骑着自行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脸上带着孩童般诡异的笑容，对我说你别上课了，咱们一起去看一部特别的电影。我当然惊讶，我爸让我逃课去看电影！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之后也再没发生。也许他与老师打过招呼，但我没看到。事后老师没找我，我也不敢主动与老师提起。

那部电影叫《今日空军》。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央高层，包括邓小平本人，密集访问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全面学习国外在科技、军事、教育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于是进口一批相关纪录片，以“内部电影”的形式在全国重点机关单位里放映。《今日空军》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美国拍摄的有关世界各国最新空军技术的纪录片，片长大约2个小时，内容广泛详尽，看得我心潮澎湃。影片中的那些主角，包括空中霸王 F-15鹰式战斗机、F-14大熊猫可变后掠翼舰载战斗机、F-4鬼怪式战斗机、A-10雷电式攻击机、F-16战隼战斗机、F-111可变后掠翼重型战斗轰炸机、米格-25狐蝠高空高速战斗机、米格-23鞭挞者苏联主力战斗机、等等，还有每艘都赫赫有名的美国大型航空母舰们，如企业号、小鹰号、尼米兹号、无畏号等，从此就在我心里扎了根。我立志长大后要设计战斗机，大学里要主修航空设计专业，要考北京航空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航空航天大学。我的这个志向一直保持到高三报考大学时，结果又是父亲告诉我，在当时如果我研究飞机，就必须接受军事化管理，一辈子都得听从政府安排。我这才意识到我的自由就要丢了，于是改变主意。

父亲引导我思想

从我大约十岁开始，父母对我逐渐严肃起来，我与父亲的接触增加，腻在母亲身旁的机会大减。父亲每天天刚亮就叫醒我与他一起跑步，有时傍晚再拉上我一起散步。散步时我会问他各种十岁男孩儿感兴趣的问题。当时的一些对话我还记得，比如我问他春秋与战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光从太阳到地球要花多长时间？等等。有段时间我对星座感兴趣，他就选晴朗的夜晚，拉我到郊外看星空，逐个讲解天上的各个星座，以及相关的古希腊神话。我听得似懂非懂，只觉得父亲什么都知道，真了不起！

父亲也讲过许多他的故事。我学三角函数时，他为我举例说明三角函数的用途。他在下放农村时做过木匠，曾用三角函数知识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桌椅为了好看，腿经常是斜的。腿与腿之间要装横档，就要在腿上打斜孔。一般木匠不会做，因为算不好斜孔在腿两侧开口的相对位置和开孔大小。这历来被认为是很高级的木工活，只有最富经验的老木匠才会做。但我父亲用三角函数知识就很容易算出来。村里木匠想不到一个刚从城里来的读书人竟然能做到，很惊讶、当然也很佩服。

他还讲到，他12岁小学毕业，类似我当时的年纪，日本人打到浙江，他不得不离开奶奶，到陌生的重庆投奔大姑。大姑家在市区内，但父亲的中学是抗战时为接待流亡学生特别成立的，在重庆北郊，歇马场龙车寺，大概就是现在的北碚龙车。第一次去学校是初冬季节，他背着小舗盖卷，穿件大人剩下的旧大衣，独自上路。傍晚才到歇马场，就是现在的北碚。剩下十几里路没有车，只能徒步。他没经验，又无法与大姑联系，就硬着头皮一个人开始走夜路。半路上四周荒野漠漠，漆黑一片，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远方不时传来狼叫。他开始哭，但哭一会儿就意识到没有人会听到，于是就不哭了。临近半夜他才终于看到学校大门。

还有他当时怎样适应集体生活、学会抢饭吃。他的学校是寄宿制，学生吃大锅饭，但战争期间粮食不够吃，每当吃饭时大家都要抢。所以父亲与很多男同学一样，发展出一套关于吃饭的技巧。其中第一点就是要吃得快。父亲一辈子吃饭都快。第二点就是第一碗饭不要盛得太满，第二碗饭要装到尖。因为如果第一碗吃得慢，吃完时大锅里就空了。

那几年我与父亲有很多交流，我问过他很多问题，大部分现在都忘了，但最近我想起一个当年他没有解答的问题。有一次我问他，“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圆？”他说，“圆就是圆，哪有什么‘最圆’？”当时我语塞，对话就停在这儿了。前一段时间与同学们讨论康德哲学，我突然又想起这个儿时的问题。十岁左右时我意识到真实世界里的圆东西其实都不是数学里的圆。比如硬币就是真实世界里的圆形物体，但所有硬币都有缺陷、都不是数学里的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培根的经验主义都认为，所有观念都是现实世界在人脑里的反映。但是现实世界里并没有真正的圆，为什么连十岁的孩子都有圆的概念？他们头脑里的圆是从哪里来的呢？康德认为，有些观念并非反映现实世界，而是人思想里的天成。他称这类观念或知识为“先验的”(a priori)，包括时空观念、一部分数学知识等。

父亲阅读广泛。在我们那个大学家属院里，我们家以书多著称。父亲不但阅读大量的专业书与数学书，也感兴趣哲学与文学等。比如前几个月我与同学谈到启蒙时代法国的著名哲学著作《人是机器》。这本书在哲学发展史上很重要，但在国内鲜为人知。我小时候就在父亲书架上发现这本书。迄今为止，他依然是我遇到过的唯一读了这本书的人。

我曾与父亲一起读过同一套书。《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代小说，其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出奇地精准和生动。1980年左右父亲出差途中买来书，就介绍给我。我们都很喜欢。我断断续续读到高中毕业。书中讲到，轰炸珍珠港的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日本还在假惺惺与美国谈判，我和父亲一起鄙视日本人的无信。女主角娜塔丽是美国犹太人，被德国人残酷迫害，迫害者人伦尽失，我们一起叹息。他为我讲解拜伦与娜塔丽的爱情，大概是想借机帮我面对青春期。我为中途岛之战里美军鱼雷轰炸机勇敢冲锋、却全军覆灭、无一命中目标而惋惜，就只能与他分享。

从我识字开始，父亲经常介绍严肃的书给我读，一直延续到我高中毕业，让我受益一生。我读中学期间，他为我借来多本原版的美国高中和大学数学和物理教科书。我虽然没有读完，但还是开了眼界。那本美国高中代数书里讲“环”、“域”等概念，当时闻所未闻。而原版物理书把各个定理讲得很生动有趣，风格让我耳目一新。在他给我的其他书籍里，给我印象较深的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十万个为什么》、《前后汉故事新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千零一夜》、《富兰克林 罗斯福外传》、《约翰 克里斯多弗》，当然还有《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等。

我还记得读小学时的一天，晚饭后我与父亲一起出门散步。那应该在打倒四人帮后一两年，父亲已经变得很忙碌。他不再受打压，可以做事了，精神状态已大变。作为他儿子，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他变得积极，充满干劲。我们出门时天色阴沉。走到郊区空旷处，一眼望去，前方是远山延绵的轮廓，身边是半人高的荒草。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话，不知不觉中乌云散去，天空一片彩霞。父亲仰起头，感慨地说了一句，“我的人生就像今天的天气，前半生一直阴沉，到老了却突然出乎意料地好起来”。

家里随时代变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大局因此底定，老实人希望通过勤奋工作实现安身立命，现在感到有了奔头。这期间，高等教育系统逐步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大学首次评定教师职称。同年，中学分类成重点与非重点，并且初高中都需要凭考试成绩入学。积极竞争的气氛很快充斥社会。父亲没有悬念，总是单位里最早一批最高级职称获得者。学校开始评选副教授，他就是副教授；学校首次评正教授，他就变成正教授。几年之后，母亲通过各种考试与评选，也成了副教授。

我姐考重点高中，是家里的大事。本来吉林有近百个中学，但分类后只有三个重点，所以录取率很低，竞争激烈。姐姐平时读书很好，但录取经办人员犯了个荒诞可笑的错误，在计算她总分时漏掉了一门课的成绩。她本应毫无悬念地进入重点高中，因为这个不可思议的错误，她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们得到消息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招生办已经解散，我姐的问题变得没人管。那个时代的官僚作风，说起来让人发指。我妈找到与招生直接相关的任何人，得到的答复都是，“没办法，所有录取名额都用完，三个重点高中都没有空位了，你们只能接受现实”。

整个那个夏天，我妈每天一大早起床，为我们做好一天的饭菜，然后出门。基本都是天黑之后才回来，到家后与我们念叨这一天她都去了哪些机构，找了哪些人，目前的难点是什么，下一步要怎么做，还要找谁等。原招生办的人都说没办法，我妈就去找教育局、市政府、重点高中的校长等。每一步都是看不见希望的摸索，没有先例或规章可循。现在回想那段时期，母亲脸上坚毅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眼前。经常到晚饭时间，母亲还没回来。那时没有电话，我们就饿着肚子，透过家里的窗户向外张望，期盼她快点出现在住宅楼门前那条必经之路上。黑暗中她的身影出现在远端，然后越来越近，她脚步匆匆，习惯性地半仰着头，一脸严肃且若有所思，没有一丝笑容。我当时十岁左右，还在读小学，但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我妈不成功，我姐这辈子就毁了。吉林省的高考录取率极低，不能进重点高中就意味着将来不可能上大学。我姐从小文弱，不读书她没出路。开学很长时间之后，我妈终于为我姐找到了一个名额。我姐可以去重点高中了，感谢我妈！在这件事上，我由衷佩服我妈。相比之下，我爸束手无策，一点用也没有。

我姐考高中时，吉林刚分重点与一般中学，重点之间还分不出仲伯。之后，政府对三个重点学校的重视程度、师资分配偏好、投资力度等都显露区别。老师和家长们很敏感，开始为它们排名，于是它们有了高低之分。我姐的学校不是最好，而且离我家最远。第二年轮到我考初中。在小学里我是第一名。我老师希望我报考最好的重点中学。我回家问我妈，她不由分说地让我考我姐的学校，态度坚决。我问为什么？她说，“你就考个容易点的学校吧，别再让我跑了，我可跑不动了！” 她害怕再出差错，她还得到处求人办事。她已经没有上一年那种斗志了。

我妈秉持东北社会主流想法，觉得男孩儿要像男孩儿样、女孩儿要像女孩儿样，男孩长大了就要多与父亲在一起。那时我姐处在青春期，我妈花在她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她们在一起谈论女生的事，把我排除在外。家里好像有了“男生群”和“女生群”。父母特别重视我姐，她也很依赖父母，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思想上。她比我和妹妹远更留心父母的历史，比如在那个时期她就好奇父母的恋爱过程，有时围着父母旁敲侧击，打听他们年轻时的事，比如他们如何相识、谁追求谁、有没有其他恋爱经历等。我姐有时对我议论几句。我当时还小，听不懂，还有点不好意思听。

也是我读小学时，一天早晨起来就肚子疼，一直小声哼哼。我爸出差不在家，我妈以为我在耍赖，不想上学，就懒着理我。离家上班时，她眼睛瞥着我、一脸嫌弃地说，“这么大个男孩儿，只是肚子疼就不起床！”我妈认为男孩都应该刚强，她在用鄙视的眼色逼我变得刚强。我一直在床上窝着，一整天既没起床也没吃饭。第二天早晨，我疼得更厉害，开始大声哼哼，搅得我妈心神不安。她带我去附近的军队医院。简单检查后，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要立刻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妈脸色立刻变了。我随即被推上手术台，麻醉、开刀，几小时后一切完毕。医生拿着我被割下的阑尾，对我妈绘声绘色地形容情况多么危险，再晚一点我就没命了。我妈默默地听着，都不好意思看我一眼。不过，我与我妈心心相通，我从没怪罪过她。医生诊断之前，她不可能想得那么严重。

父亲留学与归国

我读初中不久，有一天父母在家里突然讨论一件如同天方夜谭的事，父亲可能要出国。当时的人看外国就像今天的人看外星球一样遥不可及。事情的大致背景是，东北三省高等院校贯彻中央要求，要在骨干教师里选拔很少数量的人出国进修，于是集中组织英语考试。我父亲突然接到通知，没有什么准备就赴考。结果揭晓，他是全东北第二名。第一名是位美军遗腹子，从小在家里说英文。接下来父亲先在北京和广州接受一年英文培训，然后去加拿大做两年访问学者。

恰巧这三年对我们姐弟妹三人都非常关键。我姐参加高考，第一次发挥失常，不想去录取的学校。我妈又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为她找补习班。第二年我姐再考，创下我所知道的两次高考成绩最大跳跃，从336上升到447，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让我们全家为她骄傲。我考高中。我妹考初中。我们三人都处在思想和身体巨变的青春期。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搬过一次家。家里所有重担都压在我妈一人肩上。那时不像现在，没有电话、更没有互联网，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来回一封信要花好几个月。对于我妈，那三年我爸就如同失踪了一样。压力大时，我妈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流眼泪。

我爸在加拿大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文章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IEEE上，这些成就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也属于最早一批。他还没回到国内，他的事迹就产生轰动。各级官方日报、电台等都报道过。当时电视基本不存在，即使报道了我们也不会知道。在我读书的中学里也传开了，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问我，你爸是工程师，为什么学位叫“哲学”博士？对于一般大众，“洋博士”还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父亲回国时，母亲由单位领导陪同，到北京接机。他们回吉林时，我与妹妹随更多领导与同事到火车站迎接。我与父亲乘坐同一辆小车。车上单位里的办公室主任对父亲说，“能源部的人说了，你是我们整个系统在建国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里，第一个从西方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他说得严谨，我记得清楚。

大约20年后，我自己在美国读博士，才体会到父亲多么了不起。在北美读博士一般至少需要5年时间，但他在加拿大总共只呆了两年，读博士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半。虽然他进学校时已是行业专家，但是他需要与其他学生一样完成所有必修课，通过所有相关考试，还要提出创造性的新思想，做研究和写论文，最终通过专家委员会答辩，才能够拿到博士学位。当时中国选拔的访问学者都是全国各大单位里的精英，都知道如果自己在西方国家拿到博士，无疑是件非常光彩的事，但那时期没有其他人拿到博士，因为时间太紧。父亲准备读博士时，所有人都不相信他能做到。中国大使馆和留学生里代表党组织的头目都不同意。他拿到博士后，大使馆与留学生组织觉得他留在加拿大太容易了，都以为他不会回国。

父亲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来到北美，发现在学校里教授们说得算，他们尊重有学术创新能力的人，学校环境适合做学问。这一切正是他半生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机会，于是他拼命了。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一边上课一边做研究，多头并进，终于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父亲本是身材高大精壮的中年人，回国时只剩不到110斤。我刚见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他比原来小了一圈，都不像同一个人。不但我这样觉得，为他接机的同事们也吓一跳，在当时都没有拍照，因为他太瘦了，像生了一场大病，同事们觉得拍出来会不好看。

图2. 1980年代初，父亲在加拿大留学读博士期间。当年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其中的每样东西都新奇。那种天花板、吸顶灯、书架、座椅等，我们都没见过。中间这台机器，我当时以为是计算机，现在看来更像微缩胶片阅读器。读博士时父亲非常辛苦，照片里他很瘦，有点脱相。

父亲在一年半内拿到博士学位，当然也震惊了他的指导教授们。他的论文委员会里有多位来自其他大学和著名公司的专家。他们表示过，如果父亲想去他们所在的机构工作，他们将非常欢迎，但是父亲没有申请。在国内的家庭是根本原因。另外，通过在加拿大的学习，父亲在心里成型了一套在国内工作中改进科研与教学的计划。他已想好具体步骤，包括与谁合作、时间框架等。他已年过半百，心里急着做事，想赶快回国实施这套计划。于是他丢下留在加拿大的所有机会，按期回国。多年后我在交大读书，偶然从不相干的人那里得知，父亲那批访问学者中，一些人本没有条件，但想尽办法创造条件、留在了北美。父亲有机会留下，却放弃了。

国外的事，母亲不懂；但是国内的事，母亲比父亲看得清。父亲是江南人，大学毕业时满怀报国理想来到东北，却一直挨整，无法实现抱负。在很多年里，他都希望离开这块伤心地，回到家乡江南，或去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但他长期被压制，一直做不到。留学回国时，是调动工作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国内没有洋博士，父亲炙手可热。部里对他很重视，愿意满足他的愿望。北京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和顶尖大学等都是可能选项，或至少他可以调到杭州或上海，回到家乡附近。母亲劝父亲严肃争取这些机会，但父亲在社会方面思想天真，只想着他那些计划，没有认真对待母亲的劝告。

回国后，父亲的事业快速进步，在单位里变得举足轻重，在行业里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不久，部里拟定父亲出任单位里的行政一把手。作为提拔的最后一步，组织部门派专人从北京到我们家里与父亲面谈。出乎他们意料，父亲竟然明确表示不想当院长，只想先完成他头脑里的那些工作计划。部里只好另起炉灶，重选院长。多年之后，又是在完全不相关的场合，我听说部里领导回忆起这件事，说从没遇到像父亲那样拒绝提拔的人。

父亲在加拿大接触到西方先进技术和组织方式，就有了一股激情，要在中国复制。历史上很多了解西方的中国人都有类似想法，父亲的大方向可以理解。但事实证明，他的计划要么行不通、要么走不远。在中国做事，重要的不是对社会有多少好处，而是要讨掌权者欢心。这是中国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德先生”与“赛先生”请不进来的原因。父亲从很年轻时起就受打压，到了中年，每根神经都熟练于怎样躲避挨整、忍受被欺负，却没有多少参与管理工作或社会活动的经验，所以对国内体制理解不透彻，还心存很多幻想。相对于充斥这个国家的官场油条们，他太天真了。加拿大之行教给他的西方观念让他变得更天真。母亲也谈不上多么有远见，但比父亲接近现实，说的都是非常重要和简单的大实话，可惜父亲听不懂。

图3. 父亲留学回国大约一年后又短期出国，参加IEEE学术会议，回程中与母亲在北京留影。时间上，这张照片比图1晚了十几年，但我妈反而变得年轻了。我爸也被我妈调养得比第一次回国时健康许多。

父亲对我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说到，他在大学时是班级里最穷、但读书最好的学生，连那些著名的大教授们都对他刮目相看。每当谈及这个话题，他脸上总充满骄傲。于是我读本科时也很努力，经常是班上第一名。我读博士时，很多同学中途退学去工作赚钱，中国留学生尤其如此。与我同批入学的总共有十几个人，一直坚持并按时毕业的只有两个。一方面是课程难、研究门槛高，造成淘汰率高。另一方面是很多人耐不住做学问的清贫与寂寞，想进入商界早点赚钱。我是少数有家和孩子的学生，比一般同学感到更多的金钱压力，却一直没想过中途退学赚钱，大概也是因为心里有父亲作榜样。他在加拿大那几年里，每当我做错事，母亲就会骂我说，“看你这个样子，以后比不上你爸！”我很怕让父母失望，其中包括潜意识里不想在学业上输给父亲。

母亲更年期

父亲回国后，事业更上一层楼，我们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但是母亲悄然发生变化。她的健康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很长时间里她闹神经性皮炎，西医和中医都试过，但就是治不好。她变得急躁不安，很容易发怒，与父亲吵架也变得频繁。母亲多次怀疑父亲与身边女同事有染，但她其实没有什么证据，经常是瞎猜。比如她原来学日文与俄文，没有学过英文。看到父亲给外国女性友人写信的开头用Dear，她自己查字典，发现是“亲爱的”，就要因此大吵一架。再比如单位下班后，母亲大部分时间先到家。父亲职务在身，自然比母亲忙得多。母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饭时，会从窗户向外看，有时看到父亲与女同事一边走一边谈话、或在路上遇到女同事之后驻足讨论事情，母亲就嫉火中烧。等父亲一进房间，母亲就开始大吵。我童年时期父母吵架，都是父亲厉声厉色，母亲委屈流泪。这段时间情况倒过来，母亲情绪激动，父亲则努力息事宁人。他是单位里的领导和名人，这种事他没地方抱怨，也没人可以述苦。

在当时，“更年期”这个词还不存在，或至少我父母还没听说过。他们吵架，对我的心理冲击巨大。我从来视父母如半神。小时候看到他们吵架，我就会特别难受，头脑冻住，完全丧失思考能力，只剩流泪。到了高中，我已成熟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太需要父母，但还是不能面对他们吵架，情况与小时候类似，我完全不知怎么想、怎么做。心理上我偏向母亲。她说父亲有男女问题，即使没有证据，我也无法等闲视之，会用怀疑眼光看父亲。好在姐姐读大学不在家，我与妹妹的学校都疯狂追求升学率，我们每天呆在学校里的时间很长，周末也必须去学校，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俩可以躲避父母。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年多。在我读高三时，有天母亲一进门就急匆匆走到父亲面前说，“今天别人对我解释了，女人都有更年期，都会生病，并且脾气暴躁！”那天，“更年期”成了全家学习和讨论的新名词。后来我听到母亲对父亲道歉，说自己过去闹得太凶了，对不起。之后他们吵架少了，但没有绝迹。母亲还会抱怨父亲与女同事的任何工作接触，只不过方式没有以前那么激烈。

按我当时的简单理解，父母完全没有理由吵架。由于父亲的成就，我们家蒸蒸日上，那么幸福，何必没事吵架？但现实却是，母亲情绪异常激烈地吵架。没理由的事却顽强地重复发生，就显得更可怕。我近似本能地在乎父母，尤其在乎母亲。他们吵架我无法置身事外，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我的心病，并且延续了很多年。记得我读大学时，假期回家遇到过一次他们吵架，现在回想，他们当时吵得并不很严重，但我站在旁边，头脑一片空白，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我那时的反应与儿时一样。仅凭这一点，我就一定要远离父母，不但在物理距离上，也在心理距离上，否则我无法获得完整的精神独立。

即使远离父母，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他们的事，而且想不明白。一方面，母亲怀疑父亲时那么伤心，我无法完全不信。另一方面，父亲对男女关系极端严肃，远比一般人严肃，有时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我也知道，即使对男女关系严肃的人也可能犯错误，但是母亲确实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所以我的大致结论是，父亲肯定没有长期、稳定的私情，不会威胁到家庭，母亲是安全的。我深深地知道，母亲最怕父亲不爱她、最怕离婚。她拼命吵架，就是为了避免那种情况，虽然在别人眼里她的行为与目的互相矛盾。

大学后期我回家，发现父母基本不吵架了。他们逐渐进入老年，相处正常。但是一旦触及那段吵架的事，母亲还是很在意，还是对父亲存有隐隐的怀疑。我从来都希望多理解父母，了解他们的历史与思想，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我的家世，他们的思想就是我思想的起始点。父母吵架让我痛心，母亲对父亲的怀疑更加重我的困惑感，于是我更想透彻理解父母。在我记事之前他们都经历了什么？母亲为什么缺乏安全感？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潜伏在我心里，很多年后我才慢慢找到答案。

父母对我的一次关键帮助

我从交大研究生毕业后，因为六四的原因，被“发配”回吉林老家，把新婚妻子留在上海。一到家我就病倒，卧床昏睡，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清醒。当时我的前途飘渺，不但影响我一个人，还直接关系到我太太的未来，我心理压力巨大。在交大时我读书很好，最希望去北美留学，但找不到途径。当时国内严控出国，为申请护照临时增加多项手续，挡住了我的留学之路。如果我还想留学，就需要家里帮助我办护照。如果发现办不出护照，我就只好放弃梦想，马上头脑换思路、人生换跑道，想办法去南方经济特区、或去日本工作。

父亲在大学里做领导、自己又留过学，按理应该最理解我的困境、最懂我怎么做才能出国，但是他不懂。我试图与他谈过，但他完全不在状态，不能急我所急。我们鸡同鸭讲，谈话没法深入。父亲是天才，做学问经常第一名，做到国际水准，但他也有天才的常见缺点，就是不会为他人着想。母亲多年里一直抱怨父亲不能体会亲人的困难，我这次算真的感同身受、理解了母亲。母亲对我的处境知道个大概，但关于留学事宜她一脑门浆糊。比如她想当然地以为，留学就像考大学，只要考试成绩足够高，就会被外国大学录取，而我之所以不能出国，就是因为还没有通过外国人的“博士录取考试”，等等。

有一天下午我醒来，独自在家里闲坐，与往常一样，不禁又焦虑起自己的未来。母亲当时已半退休，那天回家早，看到我醒了，就开始与我闲聊。因为知道她不太懂，我也没抱什么希望，话说得漫无目的，东一句西一句。我们谈到我的处境、未来有哪些可能选择、她儿媳妇的情况、我出国需要的手续等。她一边做家务一边听我说，不时插话问我一些关联问题。慢慢地她听懂了，突然说，“现在你的问题就是护照。如果有护照了，你可以自己负责出国的其他事情，对不对？”我马上意识到说通了，赶紧说，“对！”她想想说，“好，明天我们去长春，到省里找找人，看能不能帮你办出护照”。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还有她找来的一位年轻同事出发去长春。忙了一天，我们办成几道重要手续，然后回家。其余的事情按部就班，不久后我收到护照。现在回想，如果没有母亲这次关键帮助，我的留学之梦也就破碎了，后来的人生将大不一样。谢谢她！

同时我也要感谢父亲。母亲怕我暗地里埋怨父亲，从长春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你要感谢你爸。虽然他没来帮你办护照，但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办成事，都是因为他。是你爸的熟人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才帮我们办事的”。我妈讲得完全正确。父亲远离现实。他拥有哪些人际关系和门路，他自己都不知道。我长期离家在外，就更茫然不知。在我妈说“明天我们去长春”时，她也不确定能成功。我们当时的心态都是，既然我最想留学，就全力试一次，让未来没有遗憾。幸亏我妈比较接地气，知道哪些人会买我爸的账，我才成功办出护照。

三 成年后理解父母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知道母亲的年纪，她39岁。我上大学那年，她49岁。回想起来，从我懂一点事到离开家，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日子总共只有10个年头。而从离家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这让我感慨颇多。与父母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在一生中显得出奇地短暂，小时候的记忆太宝贵了！现在，我比离开父母时他们的年纪还大。理解父母永无止境，但我已经历过当年他们经历过的各大人生阶段，应该能够理解他们的主要想法了。这么多年以来，我注意积累关于父母的资料，也认真思考过他们的人生，就在这里做个总结。

爷爷与姑父们

骆家多代生活在浙江诸暨骆家桥。我爷爷出生在清朝末年，大约与鲁迅、毛泽东、蒋介石等同时代。少年时他曾就读于秋瑾和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加入著名革命组织“光复会”，参与地下反清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时，浙江是一大热点。光复会在杭州组建百余人的敢死队，蒋介石是总指挥，我爷爷是队员。民国建立后，他继续深造，在北京朝阳大学获得法律学位，毕业后回乡在公立师范学校里教书，与国民党内浙江籍青年一代交往密切，据说与陈诚相熟。再后，爷爷进入仕途，先随国民党元老邵元沖在粤军做事，北伐胜利后在南京任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后来长期在山东发展，位至一方长官。

爷爷年轻时做“公务员”，级别和薪水都较低，就把奶奶和孩子们留在浙江老家，自己每年回家一次。奶奶管家，自然掌握家里的田产和财权。爷爷每次探亲完毕、准备离家时，经常需要向奶奶讨钱。中年后爷爷官位变高，薪水也高。奶奶就要求爷爷定时交钱，然后存起来在家乡买田地。再后，爷爷传出要娶小老婆，奶奶心急上火，于是奔赴山东常住。民国初期，青年才俊崇尚西方新思想。很多男人在家乡有太太，还在城里谈恋爱，不以为耻，还自以为是西化先锋、引领时代。鲁迅、毛泽东、蒋介石等都有过这类历史，我爷爷也不能免俗。我父亲出生在济南，是奶奶最后一个孩子。父亲从小聪明伶俐、长得又好看，全家人都宝贝他。后来爷爷真的娶了小老婆，奶奶很生气，经常与爷爷吵架。从小目睹爷爷不忠给奶奶造成的痛苦与不幸，父亲深受影响，一辈子对男女关系都非常严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年底占领济南，民国政府失守山东。爷爷这时已年届五旬，一下子失去了长期积累的政治地盘，带着全家向南逃至上海。距今80多年已经过去了，父亲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地址，“上海法租界愚园路兆丰新村”，就是那时大人们怕他走失，教他强记下来的。后来爷爷得到新任命，动身去福建就职，工作是为前线国军督办粮草补给。他安排奶奶带孩子们回诸暨老家，这时父亲只有5岁。从此战事纷乱，国破家亡，父亲只零星几次又见到爷爷，再没机会与爷爷朝夕相处。这对父亲和爷爷都是巨大的人生遗憾。

1939年，蒋经国从浙江奉化来到赣南主政，大刀阔斧地改革，让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让这个南方小城声名远扬。我父亲的两个姐姐正好中学毕业，在当时算既时髦又少见的高学历女生。父亲还记得她们在那个年纪言必称“新女性”，在家里经常热烈讨论女性独立等话题。女权思想从欧美经由上海传入中国大陆，在1930年代达到一个小高潮，在女学生中很有影响。爷爷因为工作关系对赣南比较熟悉，就建议我的两个姑姑去那里谋事。她们在赣南工作几年后双双就地恋爱成家，两位姑父都是年轻有为的大学毕业生，属于蒋经国从奉化带出来的老班底，可以说是他的亲信。

再后战事吃紧，日军逼近赣南。蒋经国转赴重庆任新职，两位姑父也先后跟随。他们在重庆时，中国抗战进入最危险的时段。蒋介石在美军顾问建议下，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组建“中国青年军”，由美军提供装备、并由美军教官训练。蒋经国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我的两个姑父弃笔从戎，成为青年军高级军官，政治部骨干成员，直接听命于蒋经国。

此时父亲在浙江老家小学毕业。日军已占领浙江主要城市，但还无力深入乡村。因为中学都在城里，父亲下一步教育成了问题。恰逢大姑回家探亲，就与奶奶商量，由大姑带父亲去抗战大后方的重庆继续求学。那年父亲只有12岁，奶奶舍不得父亲、父亲也舍不得奶奶，但是谁都想不出其他办法。于是父亲只得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奶奶，从此再没机会与奶奶常住在一起。

父亲跟着大姑，在1944年春节（公历1月25日）过后离开家乡，又在江西与大姑夫会合。他们需要绕开日本占领区，有一次穿越日军设下的封锁线，他们必须铤而走险，取道很偏僻的山路。每到一处他们都要打听最新战况，重新计划下一步怎么走。这样迂回辗转近3个月，到4月底才抵达重庆。路过福建时，父亲见到久违的爷爷，但也只是短暂相聚。后来父亲谈起他还记得的、这一路上歇过脚的地方，包括浙江丽水、云和、福建建阳、邵武、江西赣州、广东南雄、韶关、湖南衡阳、广西桂林、金城江、贵州贵阳，等等。只有从贵阳到重庆可以坐比较安全方便的火车，其他路段只能靠徒步、坐轿子、搭便车、坐短途汽车等，经常险象环生。

图4. 父亲12岁时跟随大姑从浙江诸暨辗转到重庆的“长征”路线。那时恰逢抗战期间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军队已占领中国东部主要交通枢纽。大姑一家与父亲必须迂回绕道，历时近3个月才到达战时首都重庆。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后内战又起。父亲只得继续在重庆读书，由大姑照管。而大姑夫转入文教，成了一所大学的校长。1949年，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全国局势大乱。爷爷和两个姑夫分散在三地，都有机会逃离大陆，但都没条件带家眷。爷爷当机立断，只身一人走了。姑父们却舍不得老婆孩子，就以为凭自己抗战时对民族有功，应该可以见容于新政权。其中二姑父已经到了香港，但想家心切。二姑一人带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中，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据说二姑父在香港读到周恩来在中共主办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代表党中央劝告抗日有功人员放下心理包袱，回大陆参加建设新中国，他就又飞回来。结果下了飞机就被押走，从此渺无音讯。多年后家属被告知，人已经没了，而且死不见尸，大概被枪毙了。

大姑父在开会时突然得到通知，不许回家、立刻飞台湾。他想到孩子们太小，就找借口溜出来，放弃了最后的机会，留在重庆。新政府成立后不久，他又被请去开会，去了就没回来。当时很多人被杀，他本来可能也难逃一死，但是新政府注意到他社会影响力广泛，曾经的学生和同事正在台湾担任文武要职，于是让他在报纸上写劝降公开信等。他有了统战价值，保住了性命，但还是以各种名义被关押、拘禁了几十年。好在即使在关押期间，这类人的生活待遇也有保障。政府把他们当样板，做给台湾人看。大姑父读大学时学农科，在里面重拾专业，做起了园艺。1975年，毛泽东指示最后一次特赦国民党战犯。大姑父不算战犯，却也在同期被释放。他终于可以回家，之后做了政协委员。好在他与大姑都比较长寿，两位老人重聚后恩爱地度过了很多年，然后双双仙逝。这也算对他们坎坷人生的补偿。

我写这篇文章时，突然传来噩耗，二姑去世了。因为丈夫死得悲惨，二姑一生最艰难，但她的顽强超乎常人。她最后活了101岁。几年前我遇到她，她头脑清晰，态度豁达。她对我说，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申请为二姑父平反，因为二姑父抗战有功。但她不想申请，因为她从不觉得二姑父有罪，当年杀他就是无信、不公不义，何必寻求虚伪的平反？愿二姑安息！愿她在另一个世界能与二姑父重逢。

总之，爷爷与两个姑父的这些背景，造成父亲受压制几十年。

父亲的历史

1949年12月，解放军占领重庆。不久后大姑父被关押，大姑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外加未成年的弟弟，生活艰难。我父亲当时高中只读了一半，还差一年半。很显然，大姑无力继续供养他，他只得退学。下一步怎么办？父亲17岁，思前想后，选择了看上去最困难的路。他请求姐姐允许他参加1950年夏季的高考。在之前的半年里，大姑工作、负责养家，父亲在家看管两个小孩儿，为大姑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备考。这半年是父亲生命中多次勤奋拼搏里的第一次。他很清楚，这是唯一机会。如果失败，他必须出外赚钱，将永久放弃学业。高中许多课程还没学过，他必须完全自学。时间紧、科目多，他争分夺秒。另外，按正常手续，他没读完高中，不被允许参加高考。他还得动脑筋求人办事，获取考试资格。

当时政权交替，高考情况有点混乱。父亲本希望借机回家乡，比如去浙江或上海，但华东的大学都不在重庆招生。另外，每个大学单独出考题，报考很多学校不现实，于是他挑了两所可能提供助学金的学校，第一是离大姑家近的重庆大学化学系、第二是最时髦的北洋大学电机系。公布成绩，他迎来人生中第一个高光时刻，在两张榜上都是西南考区第一名。考虑到大姑父在本地算名人、正身陷囹圄，如果父亲留在重庆，很可能受到牵连。即便学校因此不给他助学金，他也无法完成学业。于是他选择了北洋，希望远离是非之地。为了筹备路费，大姑拿出压箱底的几段衣料，父亲在街上摆个地摊卖掉，得二十几块钱。父亲还有个忘年交，本身没什么钱，但听说父亲要读大学，就慷慨地捐出二十块钱。有了这来之不易的四十几元钱，父亲怀着对困境中大姑一家的歉意，启程去天津。

他读大学期间，没有任何亲人资助，全靠北洋大学每月10.5元的助学金。伙食费是固定的每月10元，只剩下0.50元可自由支配，其中0.13元理发、0.10元买肥皂、0.08或0.16元买邮票给奶奶和大姑写信，另外还要花钱买纸笔等学习用品。父亲在班上最穷，但学业最优秀。北洋电机系要求极高，当年在全国只招收了17名学生，课程多采用美国原版英文教材。天津原是租界，一些同学英文很好，让刚入学时的父亲惊讶，自觉矮人一头，但也促使他用功学习。他确实天资过人，很快在学业上脱颖而出，成为班上绝对的第一名、教授和同学们公认的学霸。他一生以此为傲。我从小听他讲这段历史，到我读大学时，自以为已摆脱父母的影响，但后来回想，当时我心目中的标杆，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是父亲，而不是任何同学。有点可惜的是，在他读二年级时，全国推行大学院系调整。北洋先后分两拨与附近其他几所院校合并成为天津大学，原来质量极高的北洋电机系被稀释。

1950年代初期，凶猛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包括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父亲的家庭背景自然变成大问题，于是他积极主动接受洗脑，希望实现思想上的自我改造。一方面他很年轻，对新社会满怀幻想，对共产主义思想有好奇、也有崇拜。另一方面，他感到家庭背景威胁自己的前途，希望通过自我思想改造而被组织接受。现在回头看，新政权从没想接纳他这样背景的人，他不可能获得信任。但他当时看不懂，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很多年。

建国初期急需人才，那届大学生都提前一年毕业。1953年秋天，父亲满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来到东北。当时苏联在东北援建多个大型工业项目，它们是全国工业技术的最前沿。新毕业生们都集中在沈阳等待二次分配。时间一天天过去，眼见其他人陆续拿到生产第一线的岗位，只有自己迟迟得不到消息，不谙世事的父亲第一次体会到自己与别人的地位不一样。最后他被派到大家都不愿去的中专教书，这个中专在1950年代后期升格成大学。

他工作后不久，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开始。最初他天真地以为，这是自己的新机会，可以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清除头脑里残余的旧思维，最终让组织信任自己。现实却是他成了斗争对象，被隔离审查和批斗了近半年。最后，年纪轻轻的他被认定有“历史政治问题”，就是指爷爷和姑父们在国民党里的历史。

从此，这个“历史政治问题”就成了父亲头上肉眼看不见的帽子。他不被信任，连续挨整，工作中受压制。那时的政策口号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具体方式包括把他们驱赶到农村去插秧、收割、挖井、修水利等，或在城市里扫马路、植树等，还有连续不断的政治学习和自我检讨，说白了就是体罚加洗脑。父亲头上的帽子比周围人都更大，自然被要求做更多和更累的体力活，去别人都不愿去的偏远地方，写更多和更“深刻”的自我检讨等。在1955年之前，他的政治地位就已低人一等，但那时还是隐秘的。在1955年之后，这种状况被明确化和严格化，一直延续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才算告终，持续了二十多年。

但父亲也交过一次政治上的好运，就是他阴差阳错地躲过了“反右运动”。1957年4月，毛泽东正式动员全国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并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党内外各种言论涌现，开始道出共产党上台17年以来社会上出现的严重问题。到了1958年，毛发起“反右运动”，以这些言论为依据，在全国抓右派，揪出五十万之多，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发送劳改营，比如臭名昭著的夹边沟，更多的人在原地挨整。很多人愤怒指责毛言而无信、耍阴谋诡计。毛回应，自己是“引蛇出洞”，“这是阳谋，不是阴谋”，目的就是要一网打尽所有反对声音。

在大家“帮助党整风”期间，父亲因“历史政治问题”没机会参加单位里的政治活动，正在草原深处的工厂里带学生们实习。他参加三班倒，还要讲课，对外面世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大鸣大放活动全不知情。等他回到城里时，“抓右派”已经开始，大家都噤若寒蝉，全国一片肃杀，没有一点不同声音。他当然就知道了自己也要管好嘴。如果大鸣大放时他在城里，大概率会被定为右派。评定右派的标准非常随意和宽泛。在父亲的单身宿舍里，同事A说自己工资太低，同事B为了不驳他面子、顺着说对。运动来时A举报B，不是B举报A。结果B成了右派，A成了反右积极分子。父亲本来就有政治帽子，如果当时不在草原，领导和周围人随便找出他一句话，他就会被定为右派，人生也就毁了。他逃过这一劫，真是老天保佑！

父亲从反右运动中总结出一条教训，深深影响他之后的人生。他明确认定独立思想是危险的东西，要生存就必须万事都顺着上面，不要有自己的思想或语言，要远离政治和社会问题，把心思全放在业务上。这其实正是毛发动反右运动的目的，就是让全中国有思想能力的人都不敢思考、只听他的，手段就是杀鸡儆猴，把5%的人打成右派，让其余95%的人思想自戕。父亲在后来的人生中这样做了，也达到了预设的最大目标。虽然头顶历史政治问题的大帽子，他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生存了下来，保住了专业工作，并成为行业专家，再恋爱、结婚、生养孩子，为我和姐妹们提供了较好的成长环境。很多与我父亲有类似家庭背景的人，运气远没这么好。

但是父亲也付出了巨大的隐性代价。他关于社会的思考停滞了。经历过1960、70年代的成年人，大都有过一个人生关键时刻，就是意识到“做事的重点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让重要的人高兴”。这个“重要的人”通常是掌权者，比如领导或党组织。有些人在十几岁时就从父母的经验中悟出这个原则，大多数人在二、三十岁时从自身经验中得到。但我父亲一直不懂。他的处世之道还停留在民国时代的青少年教育，他的道德信条类似于抗战时期的童子军守则。虽然被整了几十年，他看不透这个整他的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1980年代中期，父亲刚有一点行政级别。我的一位年龄比我还大的表侄与政府单位做生意，对方欺负他是非公企业，恶意拖欠钱款。表侄找我父亲帮助。我父亲听到事情经过后很气愤，但想到的唯一办法是给《光明日报》写信，揭发对方的不道德行为。在父亲头脑里，《光明日报》会欢迎这样的民间揭发，政府单位因害怕不道德行为被社会知晓就会自我改正。这些想法大概是民国后期中学教科书里的内容。抗战的时候，中美交流深入，中国学校把美国分权与制衡的思想写进教科书。几十年之后，父亲还以为中国也遵循这套原则。

父亲长期被打压，无权无势，却一直勤奋向上。这样的人都不愿意相信位高权重的人很平庸、很卑鄙。如果体制那么不堪、坏人都升上去了，为什么自己还要努力在体制里追求成功呢？中年时的父亲还对社会抱有很多幻想。在1970年代，他非常崇拜周恩来，之后崇拜邓小平。1990年代后期，他听到朱镕基说，“我已经准备好了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自己”，就备受感动，觉得朱镕基是大清官、中国的贪腐问题有救了。后来读到邓小平的儿子变成世界巨富、朱镕基的儿子靠老子关系为自己赚大钱，他拒绝相信。不过退休多年后，他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开始看清周的本来面目。记得大约在1979年，我考初中前后，一个深夜父亲在灯下读到北岛的著名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很受触动，转身激动地读给我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他一遍遍地面对或平庸、或卑鄙的当权者们，却还是幻想他们头脑里有大智慧，内心深处藏着崇高道德，只是有不得已的难处，而不敢承认他们就是平庸和卑鄙，更看不懂他们之所以位高，正是因为他们平庸，他们之所以掌握大权，正是因为他们卑鄙。

母亲的历史

我读初中时，父亲喜欢在家里讲他小时候的事，我们也爱听。但是母亲很少讲自己的历史。记得一个周末，父亲又讲起他年轻时的故事，我听得有滋有味，然后他出门去单位了，我就转向我妈，坚持让她讲她小时候的事。那是母亲讲她经历最详细的一次，我记忆深刻。母亲生于辽宁省锦州北镇，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家自认原是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东北，家庭习惯与山东很像，儒家传统深厚，包括重男轻女。但是1990年代人口普查时，官方认定他们整个村都是满族。我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村里人要生男孩儿，但计划生育政策太严，逼得他们一起糊弄普查人员，因为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孩子。不过我也没有证据反驳官方说法，也许那个地区确有满族人，也许我姥姥、外公的妈妈、外公的姥姥等，有满族血统。

姥爷是个健壮能干的农民，本来家庭富足，但不算大富，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共产党在农村搞革命，简单讲就是让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掌权，把原来宗亲乡邻里受尊重的、老实肯干的人都打倒，让前者夺取后者的土地与地位。东北土改与后来的历次政治斗争都体现新贵们的特点，手段简单粗暴，内含强烈的忌妒和变态的残忍，充满社会底层的丑陋。运动高潮时，姥爷被关起来吊打，死去活来。运动之间，干部们恣意凌辱。比如大年初一要求地主富农们去村头厕所刨粪。寒冬中粪便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地主富农们就必须抡起镐头刨，粪便的冰渣四处飞溅，落在他们的衣服里、脸上、嘴里，这时村干部最开心，觉得达到了预想效果。这类情况在当时很普遍，姥爷的经历并不算特别。姥姥本是位很健康的农村妇女，土改时被吓出精神病，后来有所恢复，但发展出严重的幽闭恐惧症，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会发作。当时舅舅还是个小男孩，看到姥爷这样遭罪，愤恨难平，曾说过，“爹，你去死吧，以后我给你报仇！” 姥爷说，“我才不去死呢！”这种乐观态度让他活了下来。我小时候，姥姥姥爷都来过我们家，我也去过姥姥姥爷家。

当初姥姥姥爷不把母亲的教育当大事，而希望培养舅舅读大学。但母亲小时候读书很好，每门功课成绩都是5分。初中毕业后，姥姥姥爷没让她读高中，她就闲在家里，一时没事做。偶然得知一位同学报考了公费中专，于是她也跑到县政府报名，却被告知她没资格，因为姥爷是地主。情急之下，母亲听人说可以去其他县试一试，就马上跑到隔壁县报名。当时农村管理还不严密，更没有信息联网，母亲才得到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考到父亲教书的学校。母亲1954年入学。大约两年后，中国实施户口制度，城乡界限分明，人口管理变得极端严格。母亲的弟弟妹妹们再没有机会报考高等院校，都在老家做了一辈子农民。

母亲在校读书时，与父亲互相不认识。但父亲是教师，母亲大概知道这个人。母亲1957年毕业，分配到哈尔滨电业局。她曾讲过，刚工作时她每月工资28元，要把20元寄给父母，只留8元给自己，类似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她与父亲结婚。父亲也给奶奶寄钱，但奶奶去世得早。母亲则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照顾娘家人，并且程度超乎寻常。东北农村地广人稀，本来很容易养活人。但经过土改、户口制度、公社化、大跃进、大饥荒等，农村变成赤贫，农民连生存都困难。母亲是家里唯一跳出农门的孩子，也是家里教育程度最高、赚钱最多的人，自然成了全家人的依靠。

母亲刚工作不久，哈尔滨暴雨成灾，全市抗洪。她展现出“铁姑娘”性格，在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被全局通报表扬。当时女工程师极少，单位里来了一位女生，工作努力，又快速成为先进，领导自然注意，就计划培养她。恰好，单位里得到一个宝贵名额，要派人去她的母校进修，学习苏联最新技术，领导就把名额给了母亲。在学校里，她被视为来自生产第一线，很受尊重，地位等同教师，参加教研室日常活动，于是与我父亲相识。那时反右运动刚过去，全国正在进行大跃进、经历大饥荒，饭都吃不饱。父亲已学会闭嘴、远离政治，把自己独自关在实验室里，专心科研。当时他有一个项目，要把苏联的一套设备国产化。母亲得知后，就主动提出帮助父亲一起做实验。

图5. 1956年时父亲的样子。当时父母还互相不认识，但在同一所学校，父亲是青年教师，母亲是学生。母亲当然见过父亲，并且看到的应该类似这张照片里父亲的样子。父亲的老照片远比母亲多。父亲成长于济南、浙江诸暨、重庆和天津，要么是城市、要么是比较富裕的乡村，拍照机会较多。母亲成长于东北农村，小时候和年轻时基本没留下照片，大概因为没条件照相。在我家下放农村那几年里，我们都没有照片，因为附近没有照相馆。1970年代的东北农村尚如此，更何况在1930到1950年代。

半年后，母亲进修接近尾声。父亲把母亲邀到操场上，表达了想做男女朋友的想法。之后父亲在吉林，母亲在哈尔滨，谈了一场远程恋爱。父亲有寒暑假期，届时可以去哈尔滨看望母亲。热恋时母亲也趁五一、十一等节日，找借口多请几天假，跑到吉林来看父亲。我们小时候，父母极少谈论他们的恋爱经历，他们在这方面都很拘谨。不过几年前父亲闲聊中透露了一小细节，让我心头一动。在他们关系明确、已开始讨论婚期后，一次母亲来吉林看父亲，临走时两人在车站告别。母亲动情地对父亲说，“你娶了我，以后不会后悔的！”母亲在此表达要成为好太太、好妈妈的决心。我纵观母亲一生，逐个回想我们家经历的所有坎坷，包括其中父母之间的磕磕绊绊，发现在压力下她有过妥协，但每次她都坚守对家庭的信念。我们这个家就是她心里不可触动的底线。在为人妻、为人母方面，她做到了年轻时的承诺。

完成进修后母亲回到原单位，不曾想招来领导不满。她在哈尔滨曾有过一个男朋友，后来分手了。大概她的新恋情让前男友嫉恨。前男友探听到父亲有“历史政治问题”，就写信给母亲的单位领导。领导派母亲去进修，本意是要培养她，为以后提拔做准备，没想到她找了个有政治问题的男朋友，简直是故意让领导难堪，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单位很重视，专门与父亲所在学校联系核实，发现反应的情况属实，母亲在哈尔滨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当时万事都要政治挂帅，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电业局属国家敏感单位。当年父亲大学毕业时，就是因为长辈与国民政府的渊源，虽然学业优异，还是被这类单位坚拒于门外。如今他谈婚论嫁，他的爱人也不被容纳。领导把母亲调离原岗位，先外放到用户单位，不久后再把她排挤出电业局。之后她在哈尔滨换过几次工作。

父母在1961年结婚，但继续分居两地。那时哈尔滨是一线城市，吉林比不上。父亲曾试图调到哈尔滨，但就像他一生中其他调动工作的企图一样，毫无成效。一方面，他的政治问题严重限制他的机会。另一方面，他缺乏基本的办事能力。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里，从小城市调到大城市，需要很多手段和私下操作，他完全不会做。父母结婚两年后，我姐姐出生。母亲独自一人在哈尔滨带孩子和工作，太艰难了，不可能坚持。于是姐姐几个月大时，母亲调到父亲的学校做实验员。从一线大城市调到小地方就像小孩玩滑梯，是走下坡路，相对容易得多。

躲不掉的政治

a.奶奶去世

1960年代初，奶奶走到了生命的末尾。父亲婚后带母亲回诸暨老家看望奶奶。看到小儿子娶了媳妇，奶奶分外高兴，但这份高兴也只是昙花一现。爷爷已离家十几年，音讯全无，生死不明。奶奶的四个孩子散布在全国各地，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身难保，更没有多少能力孝敬她。其中我的二姑处境最糟糕。她把几个孩子留在老家、托付给奶奶照顾，自己在城里拼命找出路。土改开始后，奶奶的田产都被没收，只能依靠伯父与父亲每月寄去的几十块钱生活。奶奶在运动中受了很多苦，心中闷气难平，见到父亲后希望父亲带她去遥远的东北、逃离眼前的一切。奶奶不知道，东北还不如浙江，至少她没有像我外公那样被吊起来打，也没像我外婆那样在运动中被吓疯。奶奶不理解这个国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父亲也没办法向她解释清楚自己的处境。最终奶奶没来东北，只好在家乡继续硬撑。

又过了一年多，奶奶去世。当时她孤苦伶仃，儿女们都不在身边，只有她妹妹陪伴。临终前她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她的最后一句话留给了妹妹，“我真想和你姐夫再见一面啊！”

b.文革到来

1963年底，父母终于在吉林团圆，但没过几天正常日子。文革的氛围在1965年下半年就降临了。首先在单位里，党委号召大家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政治风暴开始集聚。半年后，北京传来消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文革达到第一个高潮。吉林的红卫兵也去北京接受检阅，然后把打砸抢经验带回来，文革在吉林各处风生水起。老百姓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次政治运动，都能预感到下一步大约将发生什么。我爸妈开始担心，即将到来的整人运动将把我爸卷进去。我妈积极加入到“革命群众”中，处处表现得不落人后，因为这样做可以知道一些消息和动向，也为我爸在政治上加分。我爸因为他的历史政治问题，没有资格像我妈那样做革命群众，只能默默地躲在我妈身后。当时毛说过，“坏人只占百分之五”。他们就在家里掰着手指头计算，整个学校已揪出多少人了，够不够百分之五。他们希望人数凑够了，上面就会收手。当然，他们想错了。

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就被揪出来，罪名是“反动学阀”，虽然他只有三十几岁。父亲很早就被学校里的各类人马公认为学术顶尖人物，即使在“学术顶尖”被视作坏事的时候。在群众大会上，他被押上主席台接受批斗，胸前挂一个很重的黑牌子，双手捆在背后、再被硬提起来，同时头被按下，做认罪装。他被画黑脸、就是脸上乱七八糟地涂上黑墨水，再剃阴阳头、就是用理发推子在头发中间推出几条沟，然后游街。这样折腾一天，等他晚上回到家，看到我妈已经哭得不能自持，于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继续哭。他们开始商量，咱们一起死了算了。但是回头看到身边刚会说话的我姐，又发现自己不能死，死了就没人养我姐了。

文革越演愈烈，城市里武斗升级。军队蠢蠢欲动，介入地方政治。武斗需要重武器，军队就为自己支持的派系开绿灯，让他们进军营里“抢”走大炮。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用大炮互相轰，很多炮弹落在父母所在的学校校园里。我从小就注意到那些炮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在大楼的外墙上、烟囱的侧面，等等。我心里一直好奇，但大人们不愿多讲。大家都避讳那段历史。直到成年后我才得知背后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我回家时，很多弹痕还在。武斗冲乱了学校里的一切活动。不幸中的万幸，针对我父亲的批判也无法照常进行了。在1967年武斗最厉害时，没人管事，父母就趁机带我姐去北京亲戚家里躲避过一段时间。

图6. 1967年夏天，趁吉林武斗最厉害时，父母带我姐去北京避难，反而得到一小段轻松时间，在天坛留影。这是我能找到的、我家下放农村之前最后一张照片。其中我妈的神采远比图1里好。下放那几年对她影响巨大。

后来武斗稍微平息一些，他们回到吉林。父亲被编入“黑帮队”，每天集合起来做苦役、写检查。活动包括扫厕所、拔草等，一边干一边要当众唱“黑帮哀嚎歌”。写检查就是往自己头上扣各种罪名，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当时造反派们给每个“黑帮分子”贴上各种罪名，而后者必须接受和承认，不容申辩。进入1968年，迎来新一波更恶毒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国几千万被斗，五十万人被斗死。父亲的处境变得更坏，但父母大概都已经麻木。恶劣的现实还不是最坏的，更糟糕的是人失去希望。厄运变成常态，人没了奔头，内心就会在压力下屈服。

父亲在挨整，父母都懂，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母亲作为父亲的家属，最好的策略就是表现得更积极、更主动，希望因此抓住一点政治上的救命稻草，既为母亲自己好，也为父亲好。在各种政治集会中，一方面母亲别无选择，必须站出来与父亲划清界限，甚至公开批判父亲。另一方面，基于思想中对党与毛主席的忠诚，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批判父亲等言行，也是真心实意的，并不是简单的演戏。无论在当时或事后，父亲都理解母亲为什么那样做。但是理性上理解是一回事，感情又是另一回事。父亲大概一直不能完全忘记当时母亲的一些言辞与脸色。这些事无疑损伤了他们原来的浪漫感情。

c.我出生和全家下放农村

我出生时正值父亲处于命运低谷。他在单位里的地位近似、或就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 代表什么？即使别人打你骂你、你都不敢反抗。父母每天夹着尾巴做人。我妈怀我时就开始为分娩犯难。如果突然临产，怎么去医院？按惯例应该向单位申请出车接送，但那种政治身份，你叫车，谁理你？到了医院又怎么办？东北是人情社会、权力社会，没有什么规矩绝对靠得住。原来你是大学老师，人家自然尊重。现在你是“阶级敌人”，你老婆孩子死了，人家会在乎吗？即使在正常时期，我爸都没有办事能力，家里什么事都靠我妈张罗。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如果我妈躺在床上不能动，等我爸去求人办事，我妈怎么可能放心？最后他们找到一位邻居的太太，是很有经验的产科医生，愿意帮我妈接生，于是决定在家分娩。我出生时因为个头太大、分娩时间过长，是个“死胎”，不哭、没有呼吸。幸亏接生医生水平高，在没有正常医疗仪器、药物或帮手的情况下，徒手把我救过来。我捡回一条命。

我出生后没几个月，父母所在大学开始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毛认为，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导权已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所以要把“资产阶级分子”们从各大机关单位里撵出去，撵到农村去。大学要区分哪些教职员工是“无产阶级”，将被赋予学校内部所有领导权，包括上讲台的权力，以及哪些人是“资产阶级”，需要被剥离，被下放到农村。毫无悬念，我爸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分子”。我大概还不太会说话或走路，我们家就离开吉林去农村了。

从大学老师变回农民，严重冲击我妈的心理底线。她是原生家庭里唯一的城里人，是在农村的家人们通往城市的唯一现实渠道，也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在1950年代前期，东北的农村与城市差别不大，各有优点。我家的熟人里有几个本来在城里工作，但因各种原因不高兴，在户口制度实施之前自愿回到农村。在他们看来，农村甚至比城市好。但是1960年代末“五七指示”开始落实时，情况已经根本不同。东北农村已变得极端落后，很多农民缺衣少食，生活没有希望。在这个等级森严的贫穷大国里，东北农民属于最底层。

那个年代，我的舅舅阿姨们都指望我妈帮助。比如舅舅的孩子到城里读书，都是我妈一手操办。再比如，每个阿姨嫁人之前都到我家住一段时间，感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与城市代表的文明，意义有点像现在年轻人去外国留学。我小时候，三姨在我家照顾我到一岁半，包括在农村半年。父母一直念叨她的好，说她诚实本分，可惜我没什么记忆，但我记得四姨和五姨在我家常住。每次有阿姨结婚，父母就要大采购，然后家里要找地方堆放买来的东西，等农村来人拿走。我还记得其中几样必备的大件，一个大落地钟、几匹各种颜色的布料、一大堆挂面等。

我家下放时，二姨与舅舅都已成年。二姨正好要结婚，她与二姨夫来到我们在农村的家里借钱。我妈说我家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后也是农民，现在刚到农村，很多地方需要花钱。我妈借给他们一笔钱，但没有他们要的那么多。结果两个人拿了钱就走，从此生我妈的气，与我家断绝来往。不久后舅舅也到我家要钱，可能因为我妈寄给娘家的钱突然变少。我妈又向舅舅解释一遍，给了他一些钱，但没有像他要的那么多。舅舅明显不高兴，抱怨我妈说，“你们家每个月都从国家领工资，怎么可能没钱？”送走舅舅，我妈倒在炕上大哭一场，她是自责。大约在1980年代末或1990年代初，二姨家还了钱，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同样数目的钱对双方的意义都已大不同。

我小时候听说二姨的事，觉得她太不讲理，但是后来我有了更深领会。她与我妈年纪相近，从小一起长大，自然心里藏着姐妹之间的较劲，“都是一个妈生的，哪方面我都不比你差，凭什么搞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家里人都把你举得那么高？”看到我们在农村的家，她又觉得“现在你也是农民了，和我一样，你还有什么了不起？”说到底，她们姐妹之间的鸿沟是国家政策造成的。二姨只是个农村女生，虽然锥心刺骨地感受到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却完全无能为力，也想不明白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只能把矛头对准自家姐姐。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秦王嬴政口里的“布衣之怒”。关于钱，舅舅阿姨们都认为，我妈的钱就是他们的钱，因为大家本是一家人。我妈很理解弟妹们的这种想法，而且在早期也认同；后来发现行不通，但还努力迁就。这曾是他们共同信奉的道德观念。

可想而知，我家从城里人变成农民，我妈的受挫感有多大。她失去了帮助父母和弟妹的能力，觉得自己半生的奋斗都化为乌有。她曾依靠自己的努力，从辽宁农民的女儿变成一线城市的女工程师。但结婚之后，她从哈尔滨滑落到吉林，再滑落到磐石县做农民，结果比起点还低。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爸。我家刚到农村时，我还不记事，听说我妈对我爸有很多怨气。在农村的最后一年，我开始记事了，没见过我妈埋怨，大概她慢慢接受了现实。我爸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命运的沉沦，无力改变大局。他对我妈没有长篇大论，但态度的基调很明显，“我也没办法，如果你受不了，可以离婚”。而我妈绝不可能离婚。一方面，她的道德观念就是从一而终。另一方面，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离婚也不能让她拿回城市户口。

d.父母的思想概况

父亲专研学问，深陷自己的世界里，曲高和寡。母亲则生活在现实中，脚踏实地。她不是一个深邃的人，但性格中藏着勇气与爆发力。追溯母亲的一生，她的言行有两大思想根基。一是来自她家庭传统的女性伦理，就是结婚前孝敬父母，结婚后跟随丈夫。二是那个年代的政治教育与宣传，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党和毛主席让自己怎么做、怎么想，自己都照办。母亲努力做一个好人，拿出最大热忱按这两个原则生活，却没有能力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

结婚前，母亲一方面以“铁姑娘”精神为党和毛主席工作，另一方面以近乎自虐的方式资助父母。但那个时候党和毛主席正在农村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她的父母被无情地折磨，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就像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母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矛盾，就只好装作没看见。结婚后，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对丈夫和家庭尽心尽力，到了忘我的程度。但是文革来了，党和毛主席要求她批判自己的丈夫、与丈夫划清界限，她就认为自己应该照办，因为她已经接受了无处不在的思想灌输，认为党与毛主席永远光荣、正确、和伟大。母亲从来没有想明白自己的矛盾，随着时代变迁， “听毛主席的话”与“嫁人从夫”这两股思想在社会现实中互有消涨，反映到她头脑里，她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

在文革初期，父亲与母亲类似，即使自己一直受迫害，他也崇拜毛主席，紧跟党的思想路线。那时的知识分子基本都如此，不服从党和毛主席的人不可能在任何机关单位里生存。1949年后父亲家破人亡，他努力与家庭划清界限，不断向组织表忠心。即使自己长期被整、被压制，他还坚信那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没有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高深，没有改造掉从旧社会、旧式家庭带来的旧思想。他苦思冥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想错了，哪里没有达到伟大领袖的要求。

父亲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有思想能力。林彪被打倒后，他开始从根本上怀疑毛，但也只是开个头而已。长期而残酷的政治让每个人都习惯性地恐惧，主动压制自己对领袖的怀疑。在当时他远没有想透。几十年之后，社会已时过境迁，他也年逾古稀，原来的危险早不存在了，他才开始深入思考。在过去几年里他一遍一遍地修改自传，主要改写的部分不是自己的经历，而是对国家政治的看法，就是因为他在耄耋之年才逐步看清当时的大局。

父亲在很年轻时就被扣上政治帽子，被周围人打入另册，他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大减。不久后为了生存，他又不得不停止思考社会问题。这些因素影响了他对很多事的理解，包括亲情。他过分敏感于亲人对自己的伤害，却对外人伤害自己很大度。比如文革时给他胸前挂牌子的人、给他剃阴阳头、押他游街的人，他一点不记仇。他做领导时与这些人打交道，就如同那些历史从未发生过一样。文革时期他的同事主持批斗他，说了很多不实之辞，害得他被整得更惨。对方从来没有明确道歉过，文革后他们却成了好朋友。但是父亲一直记得小时候寄宿在二姑家，三岁的侄子打他一棍，二姑没有阻止。父亲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生活，所以内心不敢深究历史。因为如果深究，就很难正常生活和工作了。他停止了思考，所以虽然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却还看不懂那些主谋与打手们内心多么丑恶。不懂世上的大恶，亲人的小辜负就显得特别严重，在他心里抵消了亲人的好，造成他对待亲人时不太懂感恩和宽容。母亲曾抱怨父亲不懂好歹，就是这个原因。

疯狂年代让所有人扭曲，我父母绝非特别。在父亲家里，大姑和伯父与父亲遭遇大同小异。虽然一辈子受压制，但他们在思想和言行上紧跟党、与爷爷和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他们声称这是出于觉悟。但我看他们其实迫于环境压力，不得不如此，否则无法生存。尤其大姑父，在被拘禁期间必须参加高强度政治学习。他说自己因此进步很大，其实他是被洗脑。他们在工作中都勤勉努力，在生活中谨小慎微，从而换得起码的安全，保持了家庭完整，后代发展虽受过限制，但通过自己努力，结果还算正常。二姑就苦得多，即使愿意跪下也得不到任何机会，孩子们也跟着她倒霉。她大儿子小时候非常聪明，却因父母的牵连，找不到进身之阶，半生抑郁，后来精神失常，令人痛惜。二姑性格顽强，非常能干。在丈夫死后的70多年里，她被当局敌视，生存环境异常艰难。为了活下来她只能冰冷无情，尤其对自己家人。她没有给予儿女们正常的母爱，他们长大后积怨难平，不能原谅她。我从没机会与二姑长期相处，但知道她的故事，心里不免同情她。

东北社会环境远比江南恶劣。土改、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东北农村的破坏巨大。农民即使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非常贫穷，不得不算计小钱，亲情相对变淡。我读大学时，姥姥姥爷之间发生了一件有点好笑的事。当时他们都已暮年，一次阿姨突然传来消息，说他们闹矛盾，需要母亲出面调节。原因是母亲给家里寄钱时，习惯把姥姥写成收款人，不曾想姥姥把持这笔钱，不愿分给姥爷。在农村，家里父亲年纪大了，都需要“分家”，把财产分给儿女。姥爷分家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于是向姥姥讨要我妈寄来的钱，但姥姥不想给。母亲介入后，这个矛盾才化解。年轻时姥爷是顶天立地的东北汉子，让孩子们和周围人都敬畏。但这个政权攫取了他所有财产，也夺走了他的尊严。遥想他老人家不得不为小钱丢斯文，我为他难过。母亲几十年全力帮助娘家人，但到了文革后期，不得不承认她无力改变弟妹们的命运。舅舅与阿姨们年轻时都有过梦想，也曾努力，但找不到出路。他们全都生存下来、成了家、有了孩子，就已是奇迹，无力再要求更多。好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的下一代可以打工、读书或做生意，生活才有了起色。

e.文革遗留的情节

文革前期，母亲当众批判过父亲，在家里也对父亲有过嫌弃言语和情绪。从文革后期我开始记事起，母亲就像完全忘记了这些事，仿佛它们从未发生过。其中原因很简单，“听毛主席的话”作为一股社会思想势力，在林彪倒台后有所退潮。同期，母亲逐渐告别青年时代，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早已与父亲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于是在她心目中，“女子从夫”的传统道德观念又重新变成主导思想，而“听毛主席的话”则被忽视。

她不愿再想起以前的家庭矛盾，因为她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那时的言行。她处理不同思想的办法不是想透它们中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为什么对、为什么错等，而是顺着形势或情况选一个适用的，然后忘掉其他。这很像在1950年代，她在城里为党拼命工作，因为社会形势和身边环境都推动她那么做。为此，她在头脑里主动屏蔽掉乡下的姥姥姥爷正在被残酷迫害的事实。绝大多数在那个疯狂年代生存下来的黑五类家庭子女都有类似心理经验。

在母亲的爱与忠诚回归到父亲身上之后的很多年里，父亲并没有意识到，或至少没有完整清晰地意识到。那时他还在受压制、依然看不到希望、内心自卑，就自然以为母亲还在嫌弃他。从林彪事件到打倒四人帮，父亲在单位里继续受气，眼见自己最宝贵的年华溜走，却找不到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当然火气大，觉得自己拖累家庭，所以就不体会在我母亲心目中他有多么重要。我现在回想，那个时期他们吵架，父亲的基本态度与文革早期一样，“如果你想离婚，我会答应，我自己也能过”。那时他大概不知道，我妈的心态早就改变了，远比他更害怕离婚。

总之，作为他们的儿子，我知道父亲一直记得母亲在文革中批判过自己。这些事我只能记述，但没资格评判，因为虽然我看到了从文革后期开始母亲对父亲有多好，但我没有看到文革初期他们之间的互动。另外，他们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当时的绝望程度等，都超出我的人生阅历。虽然我也曾因政治原因被整过、也曾觉得自己拖累家庭，但我没有被游街、没有被逼唱黑帮歌等。即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面对的大局势也远比文革时父母面对的要好得多。

父母的爱情

父母退休后帮姐姐照顾孩子，姐姐帮父母打理生活中各种事宜。姐姐尽心尽力，父母过得其乐融融。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从吉林搬到北京，后来又搬到重庆。最近几年父亲撰写回忆录，姐姐为他整理出一批老照片，并扫描成数字版，几天前也寄给我一套。我已经三十多年没见过这些照片了。深夜里我来回翻阅，引来思绪万千，几十年前全家人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我想起一段段往事、自己当时的感受和疑惑、现在的反思等，于是就想动笔写下来，至少给家里人看看，回顾我们那段共同历史，也一起纪念母亲。

a.恋爱与结婚

图7. 这是父母婚后两地分居期间的一次重逢，母亲已怀上姐姐。当时父亲在吉林，母亲在哈尔滨。这张照片是母亲利用短暂假期来吉林看父亲时拍摄的。那时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都刚过去，生活很艰苦，政治口号是坚决反对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所以没人敢打扮，大家都以自己像体力劳动者那样不修边幅为荣。作为对比，右下角是我与太太新婚就分居两地，半年后首次重逢时的照片。

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眼睛一亮，父母曾这么开心！尤其是父亲，与我童年时的记忆非常不同。我小时候总看到他皱着眉头、神情凝重，类似于图1中那个样子。父母在这里的轻松和喜悦，让我联想起自己在1990年代与妻子分离后的重逢（图中右下角），于是一下子与父母有了共情。重逢时他们真的快乐，他们那时真的相爱！父母相识、恋爱、结婚、生我姐都在三年困难时期与之后的一两年里，连饭都吃不饱，却留下蛮多照片，比我类似时期的照片还多，而且在每张照片里他们都笑得那么开心、自然，与我见过的那个时代其他人的结婚照很不一样。

图8. 这是母亲与刚出生不久的姐姐。母亲看上去又健康又愉快，笑容发自心底。她年轻时的照片很少，而且多是一脸严肃的证件照，不像她本人。这张比较自然，透露她个性。而图1拍摄于1970年代初，比这张大约晚十年，那时她失去了这样的笑容。

记得1980年代我读中学时，有一次感冒，父亲陪我去医院。我进问诊室，父亲在外面等我。值班的是一位女医生，看到我的姓名，突然问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大概因为骆姓很少。我报出后，她再问，“他人在吗？”我说就在门外。她让我把父亲叫进来。父亲进来后，女医生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当年苏联人办舞会，我们曾见过面”。接着女医生讲了一堆套近乎的话，试探父亲是否还记得她。父亲则憨笑听着，没说什么。苏联人办舞会，是1950年代的事。当时丰满发电厂等单位有很多苏联专家。每当周末，他们会邀请全市各单位的帅哥美女们参加他们举办的舞会。我父亲自然总在名单上，舞场上他很受女生欢迎。

父亲是老师，桃李满天下。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和海外，因为各种原因，曾遇到过多位他年轻时的女同事和女学生。她们都对他印象深刻。我年轻时没多想，中年后才意识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女生都还记得一位小老师，其实罕见。父亲是标准的江南才子，非常聪明、又很帅，生性浪漫、却非常严肃地对待男女关系，从不玩弄女生感情，实属难得，自然有很多女生惦记他。父亲也讲自己年轻时经常有女生主动接近他。但是在遇到我母亲之前，他并没有谈过一场认真深刻的恋爱。我现在很理解那些女生，她们刚接触我父亲就发现他有“历史政治问题”。那是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她们都望而却步了。

我母亲也倾慕父亲，但比其他女生勇敢，跨过了这道坎儿。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母亲也要求“进步”，相信党和毛主席。她知道父亲的政治问题，而且也很重视。但她的想法是，父亲的历史政治问题是因为他的家庭，不是因为他自己；他已经向组织诚恳地交代过，组织也有了结论，他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可以继续工作，就代表组织认为他属于人民、还是好人。在当时，父亲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也相信党和毛主席，也觉得自己的“历史政治问题”只是因为家庭、自己已经通过组织审查、被组织接受了。现在回头看，他们自欺欺人。但在当时，他们的思想状况只允许这种想法。而且如果不这样想，他们就无法正常生活。

父亲察觉到母亲无言的橄榄枝，于是开始追求。我继承了父亲的很多性格特点，比其他人更了解他。他向往浪漫爱情，觉得爱情可以克服世俗障碍。在交女朋友方面，他不但要自己爱对方，也渴望对方真心爱自己。他不认为自己身上的政治标签代表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一个女生真有爱情，就不应该因此退缩。于是他等啊等，过了很多年，才等到我母亲。父亲当然有终于遇到知音、遇到真爱的感觉，所以才会像图7照片里笑得那么开心。

父亲多次讲过一个他们恋爱时的故事。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全国闹饥荒。农村饿死人，城市人也严重吃不饱，我父母都长期饿肚子。哈尔滨电业局算是国家特别重视的单位，职工福利远比一般市民好。有一次电业局食堂发给每个员工几个包子，我妈舍不得吃，就放在包裹里寄给我爸。当时没有快递，只有邮寄这一个办法。我爸收到包裹时，包子早变质，长出一层黑绿的毛。但食物在那时太宝贵了，即使霉变也舍不得扔掉。父亲就把包子上的毛刮掉，放在明火里烧，烧得像黑乎乎的砖头，然后吃掉。

母亲总为亲人着想，把亲人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最后。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弟妹较多。姥爷家又遵循山东传统，强调女孩做家务。所以她从小就学会了帮助父母照顾弟妹，结婚后又把老公和家庭放在第一位。我记忆里的母亲就是为父亲和孩子们活的。而父亲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小就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姐姐哥哥眼里聪明可爱的小弟弟。他幼年时得到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却不需要照顾亲人。少年时他远离家人，长期在学校寄宿，很早学会了独立，专注自己的事，不管其他。所以与母亲相比，父亲不太会为别人着想。

b.几十年里的感情浮沉

至少在过去十多年里，每次与父亲谈及过去，他都会谈到文革时期国家政治，比如运动的根源是什么、对民族造成哪些恶果等。他反思颇多。我就禁不住遐想，如果在当时他有现在的思想深度，讲给我妈听，我妈那么聪明，也能听懂，那么他们就可能避免文革中的家庭矛盾了。

我从小就直觉地知道我爸与周围人不一样，不但在学问上，也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他少年时就爱看好莱坞电影，为那些浪漫故事感动。当时重庆是首都，中美交流多，流行文化深受美国影响。他读过很多西方小说和思想著作，1949年前读欧美的，1949年后又读了沙俄与苏联的。他推崇之中爱与自由的精神。在东北小城里，他的气质与周围大众截然不同，他深藏浪漫情怀。他与我妈恋爱与结婚的过程就很浪漫美好。但是文革期间，我妈公开批判我爸，其中肯定没有什么浪漫可言。

从我妈的角度看，文革开始时她只有三十岁，还是个年轻女生。她刚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选择我爸作人生伴侣，不曾想婚姻生活刚开始，我爸就变成了运动对象，组织不再承认他是人民一份子。原来的设想失效，情况跌破了心理底线，我妈不知所措，完全蒙了，自然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这是人之常情。而我爸敏锐地感觉到“妻子后悔与自己结婚”，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打击。

人没了主意，就只能跟着环境走。在家外，我妈随大流批判我爸，在家里也不给我爸好脸色。我妈这样做的原因是她相信了宣传、相信文革那一套。问题的根源是政治理念，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可能是另一套政治理念。如果我爸当时想透了、有自己的见解、讲给我妈听，她很可能跟着我爸的思路走，家庭矛盾就会减少或消除，因为我妈不但相信党和毛主席，还根深蒂固地相信“女子出嫁从夫”。在对丈夫和家庭的态度上，她是标准的东北好女人，忠诚到披肝沥胆。至于她反思与我爸的婚姻，即使她发现自己结婚时的想法全错了，她也不会提出离婚，因为她的世界观和道德标准都不允许她那么做。

关键是我爸也蒙了。他与我妈一样，思想上也紧跟党和毛主席。夫妻关系不同于其他关系，两个人都要有能力换位思考，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才可能理解对方、公平地看待对方。如果把我爸放在我妈的地位，假如我姥爷是国民党高官、我爷爷只是小地主，党指示我爸批判我妈，基于我爸在文革初期的思想状态，他大概也会照办，类似于当时他与爷爷和姑父们划清界限。如果我爸学会这样看问题，他就不会埋怨我妈了。

我父母二人的家庭观念都非常传统，都相信男主外、女主内，丈夫领导妻子、妻子跟随丈夫。所以面对外来危机时，首要责任在我爸肩上，因为他是家庭领袖。如果要化解当时的家庭矛盾，我爸需要向我妈解释清楚，为什么对自己的批判是错的、为什么作为夫妻我们不应该内斗。但是我爸做不到这点，因为他当时没有那样的思想深度。他已经停止思考社会问题很长时间了。当我妈被政治运动的洪流推着走，在家里表现出对他不满时，他的辩解就只剩下，“如果你想离婚就提出来吧，我不想连累你，我一个人也能过”、“当初你知道我的政治问题，是你主动接近我的，你也不能全怪我”。

岁月流逝，到了打倒“四人帮”时期，我妈开始进入中老年阶段，心理上已经习惯了我爸政治背景给全家带来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就像怀我时我妈怕被恶意对待，连医院都不敢去，差点让我死掉。还有我姐考高中时被少计一门课的分数，险些毁掉她一生。如果当时我家稍有地位或门路，这类事要么不会发生，要么很容易解决，不需要我妈担惊受怕，只为正常生活就必须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在1970年代末，我妈最大的愿望就是生活过得去、倒霉的事少落在我家头上。

正当我妈基本安于现状时，我爸的运气突然上扬。他留学归国后事业进入快车道。不久前还是政治上被压制的对象，转眼间就成了先进、劳模、大学者、单位领导等。我妈没有思想准备，不习惯。以前我爸是革命对象、我妈是革命群众，客观上我妈对我爸有心理优势。现在突然倒过来，我妈害怕自己跟不上、我爸会变心。文革中我妈批判和嫌弃我爸的事仅过去了十年出头，在少年阶段我的眼里非常漫长，但对于中年的父母来说，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忆鲜活，这更让我妈担忧。再加上更年期带来的焦虑心理，她就开始怀疑我爸身边的每个女人。他俩在男女关系上都非常严肃，认同极端严格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标准。我妈在婚姻忠诚问题上发难，就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无需收敛。

让人欣慰的是，他们挺过了那段吵架高发期，保住了家庭完整，也没有对孩子们造成大伤害。归根到底这是因为他们都坚信家庭、忠诚于家庭。我高中最后一年到大学前一两年，母亲的更年期反应逐渐消退。之后直到母亲去世的那么多年里，他们互相恩爱扶持，生活富足，也备受周围人尊重。历史他们不可能完全忘记，但是过去的波澜都大致平息，家里其乐融融。他们过得平安、幸福。

c.儿女的角度

我家三个孩子都从内心尊重父母。我小时候以为每个家庭都如此，有了生活阅历之后才懂，我们姐弟妹对父母的尊重程度并不常见。首先我们有个令人骄傲的父亲。他一生教育出很多优秀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些还出国发展。这些学生都很尊重他。在专业里父亲成果傲人，很多被用在生产现场，造福社会。每次单位里开大会、搞校庆等重大活动时，父亲的事迹都被重点提及。他的经历、贡献、照片等登上媒体，各种光荣称号、奖项等拿到手软。全家都为他骄傲，我们作子女的当然也得益于他的惠泽。

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早出晚归，而且每天晚上都读书到后半夜，即使在1970年代初，全社会在批判“臭老九”时也一样。我小时候每天都在灯光中睡着，因为父亲还在工作。我读高中时，老师为了高考升学率，要求我们每天自习到深夜才放学。等我回到我家所在的大学家属区，就接近午夜。星光下一眼望去，那么多幢楼房里，几乎家家都是黑的，只有我家的窗户还亮着，那就是父亲还在灯下苦读。我们家灯关得晚，在整个大学里都出名。与我同辈的多位学校子弟几十年后还记得，还感叹我爸真用功。

我从小对父亲的勤奋习以为常，长大后才慢慢懂得，像他那样专研的人凤毛麟角。从1950年代后期到文革结束，国家一直批判“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专研学术是坏事，专研的人被批判和批斗。我知道的中国顶级大学和研究所里的骨干知识分子们，父亲的同辈人，在那个时期几乎都没把主要心思放在业务上。他们中有机会当官的，争着当官；没机会的，则读闲书、干家务等。毕竟在家研究菜谱，比在单位里接受批斗好得多。而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做学问。学问就是他的精神避难所。对他来说，自己的人生价值、对家庭的贡献等，都基于做学问。我家所有日常事务都由母亲操心，即使有些需要父亲拍板决定，实际经办也是母亲。

我们姐弟妹三人成年之后回头看父母，却发现虽然我们在乎父亲的成就、母亲的辛劳，但最在乎的还是他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在乎母亲怎么想父亲、父亲怎么看待母亲。我们在乎他们之间的爱情，因为那是我们这个幸福家庭的根基，是我们骄傲的重要部分。姐姐从小好奇父母的事，她当时说不清楚，实际上她就是好奇父母的爱情。本来家里人相对忽视妹妹的想法，因为她最小。但自从母亲去世后，她也开始特别好奇父亲怎么看待母亲。我们三个孩子成年后都生活得很好，平常都关心父亲，思念母亲。他们的爱情是我们心里共同的柔软部分。

d.执子之手，夫复何求

因为文革初期的家庭矛盾，改革开放后母亲害怕失去父亲。父亲确实记得在最倒霉时，自己的老婆也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但是现在回头看，母亲从没有想过离婚，即使在压力最大时。类似地，父亲也没想过离婚，即使在他最风光时。他们都一直忠于婚姻，因为这是他们的基本人生信条。另一方面，母亲也害怕父亲即使不离婚，心不在自己身上、爱情熄灭。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夫妻之间，每个婚姻中人都应该防范，母亲的担心也正常。但她的应对方式不正确。她选择吵架，其中隐含道德威胁与道德绑架。这样做只可能把对方推开，不会让对方更爱自己。

那个年代没有家庭伦理电视剧或电影，我妈身边也没有亲姐妹或好闺蜜可以倾述这类事。她读过的那些苏联小说，主要讲女性在革命中的经历与作用，不谈中年妇女的感情困惑，而且我妈一直觉得外国文艺作品里的男女关系太堕落、不可接受。当时东北民风相对粗糙、刚烈。这些因素都造成她除了吵架，想不到更恰当的处理办法。好在她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改正并向我爸道歉。说到底，她非常爱我爸，她的爱里包含很深的敬重。

父母以爱情始。在母亲眼里，父亲才华横溢、英俊潇洒、又勤奋老实，是梦想中的爱人。对于父亲，母亲是他在被世人排斥、内心孤独时，唯一信任他、愿意赌上一生与他同甘共苦的人。他们在人人挨饿的年代恋爱、结婚、开始家庭，体验到爱情带来的、从心底溢出的喜悦。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残酷的政治运动不断。像我父亲那样身世背景的人，很多被巨大的压力摧毁、家庭破裂。但我父母顽强地挺过所有厄运，虽然彼此也有过猜疑和矛盾，最终还是不离不弃。他们在最困难时也保持努力向上，当机会突然降临时，绝大多数人没有准备，他们却有能力抓住，所以事业与家庭都比较成功，也给我们三个孩子创造了发展空间。他们夫妻一场，执子之手，渡过了跌宕起伏、充满意义的一生，夫复何求？

母亲去世

在我博士资格考试前不久，家里传话来，医生认为母亲继续治疗已无意义，最好静养，估计还剩半年左右时间。于是考完试后我匆匆回国，当时大女儿还不到六个月，由老婆留在美国照顾。母亲在中国肿瘤医院看门诊。我家三代七八口人都来到北京，挤在妹妹家的小公寓里。母亲非常虚弱，我平生第一次床前床后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那些天里她精神状态很好，我给她看她孙女的照片，她有说有笑。如果只看她脸，不熟悉的人也许会以为她一切正常。

回美国那天，就要出门去飞机场了，我最后一次背她去卫生间。她非常轻，身如纸片。她笑着说，“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背我了！”语气轻松，全无伤感。我则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那时我因为转了学，在读博士二年级。全家人都把我看成家族的希望，母亲当然以我为傲，要求我不可因她而耽误学业。我踏出公寓的那一刻，我与母亲都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我们母子的诀别。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办公室里收到姐姐的电子邮件，简短地说母亲走了。我打电话回国核实，再打电话告诉太太。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头脑里无法把这条信息与现实联系起来。母亲不在了，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出门，没有回家，一个人驾车冲上高速公路，漫无目的地飙车。黑暗中身边的景物呼啸掠过，而远处的地平线巍然不动。母亲从来都是我世界里的基石，她怎么可能不在了？直到后半夜我才回到家，头脑里依然一片茫然。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想起母亲，在各种场合、因为各种原因，我都会想起她。我现在想她的频率和程度与她在世时一样，甚至更多。与母亲朝夕相处的那十余年还印在我记忆里。16岁之后我读大学离开家乡，距离母亲两千多公里，但在我心中她与我很近。后来我到美国，距离母亲两万多公里，依然觉得她很近。物理距离并不重要，看不到她、不在她身边，都不影响我与她的关系。母亲去世了，她不住在地球的另一面了，但是在我心中她同样与我很近。所以，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没有一般人以为的那么重要。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四 也算总结

我一直想写父母，尤其想写母亲。父亲一生成绩斐然，很多人都知道他。但母亲却不同，她把心思都花在家里，如果我不写，不但外人不会知道，家里人也会遗忘。尤其我的孩子们都没有见过她，如果我不写，他们就更难了解自己的奶奶了。每当想到父母，我心里就被很多东西充满，包括小时候的记忆片段，各种强烈的感情，还有对他们特有的敬畏。因为害怕自己掌握不好，可能无法冷静、平衡地处理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内容，所以我一直不敢轻易下笔。

我上一次试着写父母还是在读中学时。当时语文课本里有朱自清的《背影》，文章通过生活小事抒发作者对父亲的感情。十几岁的我读后备受感动。有一次考试要求写作文，我就照葫芦画瓢，也写了一篇讲我爸。非常巧，我爸很少关心我在学校里的事，平时开家长会都是我妈去。那次我妈临时有事，我爸只好代劳，顺便领回我的作文。回家后他对我只说他读了我的作文，之后就哈哈大笑，让我非常难为情。我俩都懂，那是我按照《背景》的套路编的。

少年时我只敢编故事歌颂父母，不敢、不会、也不忍心直视他们。离家上大学后我发现，大多数同学与我类似，因为敬重父母，就不敢谈论父母。少数同学私下里讲到父母伤自己最深的地方，或让自己最失望的地方。他们那么早就能平视父母，让我佩服，但我还是做不到。对我来说，父母很特别。他们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所以我一直不敢实事求是地思考或讨论他们，仿佛那样做就会暴露他们的缺点，就是不恭不敬。

我们这代人都读过一些著名的、有关父母的文学作品，比如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其中的“我”是个少年，父母是小市民，叔叔于勒早年去美洲闯荡，一直杳无音讯。父母经常幻想有朝一日叔叔发财后归来，帮自己过上好生活。结果一天全家在海边玩儿，巧遇贫困潦倒的叔叔，父母发现后带全家溜走，拒绝与叔叔相认。作者的本意是描写父母对叔叔的冷漠，让我最惊讶的却是作者写父母时笔调里的冷漠。

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他从小丧父，母亲改嫁，由外公外婆抚养。小说中的外公外婆其实就是父母形象，而母亲像个姐姐。作者讨厌外公，就把外公写得一无是处；爱外婆，就把外婆写得哪儿都好。大概高尔基与年轻时的我写作心态很像，觉得谁好，笔下的他就必须什么都好，否则就是不尊重他。这其实就是孔子主张的“为亲者讳”。“为亲者讳”是人类普遍现象，外国人也有。高尔基还有一篇小说叫《母亲》，但只是写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怎样踏上革命道路，与“为人父母”的主题关系不大。

成年后我读丁玲的《母亲》，又一次为亲子情深而动容，觉得丁玲的母亲真伟大，类似于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同一时期，更多朋友与我深谈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在肯定父母的同时，都谈到父母的不足对自己的伤害。比如从小挨打让自己多么痛苦，甚至有过自杀冲动；看穿父母虚伪、撒谎后自己的震惊；父母之间的不忠让自己不敢信任异性；父母自私、在乎钱超过亲情，让自己伤透心，等等。这些朋友在私下里变得真实，他们嘴里的父母都不是坏人，但都远非完美。

这几年我读过多篇回忆父母的中文文章。它们的基调都惊人地一致，父母都被刻画成平凡而伟大、寡言而博爱，也就是都类似朱自清的父亲或丁玲的母亲。没人可能调查这些文章是否属实，但我可以说它们中很大比例是假的。假，有多种方式，凭空编造是一种；选材时没有诚实反映真实、偏心地挑一些素材而掩盖另一些关键素材、故意误导读者，也是一种。比如朱自清的父亲因纳妾产生家庭矛盾、丢了官，气死了奶奶，朱自清很怨恨父亲，写《背影》时正与父亲闹矛盾，但他在文章中完全略去了这个关键点，所以《背影》的内容是假的，虽然它“成功”了，让亿万读者以为它真实、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国人。我们所在的社会就是由众多父母们构成的，它远非完美，怎么可能每个作者的父母都伟大而博爱呢？于是我心里大呼上当！很多作者与读中学时的我类似，他们不是在诚实地描写自己的父母，而是在模仿和编造。

莫泊桑写父母，笔调太冰冷，我不能共鸣。高尔基则褒一个、贬一个，或利用读者心目中的亲情鼓吹革命。他的文字里宣传成分太多，我也提不起兴趣。一般中文作者写父母，与在党小组学习时做自我批评、或在国营单位里做工作总结等本质类似，就是承认自己或自己父母有一些旁枝末节的小缺点，但要隐蔽地把自己或父母说得非常好，说到底都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懂得什么事情可以说、什么事情不能说，也就是很巧妙地作假。这样的文字对读者、对作者本人，都没什么价值。

诚实而深刻地理解父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写自己的父母却掩盖他们的真实个性、把他们都“修图”成朱自清的父亲或丁玲的母亲，就如同把自己的祖宗牌位都换成潘安与西施，表面好看，实则侮辱了先人。中国古人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基督教认为，人都有罪，再好的人离完美也差得很远。我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父亲是人中之杰、永远是我追赶的目标。但是他们也都有重大缺点。耶稣说，“我是真实”。《圣经》又说，“神是爱”。真实与爱是统一的，因为三位一体，耶稣与神是统一的。我爱父母，我也要诚实地写他们。想明白了这一点，面对头脑里杂乱无章的素材，我开始有了一点方向感。我要把我心中真实的父母呈现给家人和读者。真实，需要不断挖掘与矫正。我自知做不到完全真实，但至少那是我努力的方向。

202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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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复习牛顿力学定理

二 牛顿第二定理不是必要

三 牛顿定律的简化形式

四 改造经典力学

1.  受力分析

传统牛顿三大定理以“力”为核心，最重要的用处之一就是对机械系统进行受力分析。本文提出的牛顿定律简化形式，剔除了力的概念，实际上用“局部加速度”代替力。如果需要，任何原来的受力分析，都可以转化成“局部加速度”分析来完成。在数值计算中，比如计算机编程，新形式比传统三大定理形式更简洁方便。

2.  万有引力与电磁力

较传统形式，这两个新表达式都更好地体现了“场”的概念。牛顿定理强调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但现代物理广泛采用场概念，经常反作用力不明确，也无需明确。比如在洛伦兹电磁力方程中，我们只知道受力质点的情况，完全看不到反作用力在哪儿。

万有引力的新表达式比旧表达式更明确地揭示了引力场的关键性质，就是场的强度决定“局部加速度”，与受力物的性质无关。比如在地球表面，所有物体的重力局部加速度都是9.8m/s²。这个性质的另一个说法是，物质的惰性质量（inertial mass）永远与其引力质量（gravitational mass）相等。牛顿第二定律中的质量就是惰性质量，代表物体阻滞本身运动的程度。万有引力定律中的质量就是引力质量，代表物体对其他物体产生的引力场强度。仔细想起来，这两种质量属于不同概念，远非必然相等，但科学家们通过非常精密的实验发现，它们确实相同，非常特别，所以从古至今都吸引伟大科学家们的注意。比如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扔下大小两个球的著名实验。有人说他不在比萨斜塔上扔球，而把大小球从斜坡上同时放下，但意义还是一回事，都是验证这个性质。

人们之所以被伽利略的实验惊讶，是因为早已习惯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以“力”为出发点的古典力学思想。后来牛顿把这个思路推到极致。在这套思想里，力是原因，运动或运动的变化是结果，比如它认为重力“造成了”物体加速下落。受这套思想影响的人，看到物体重量千差万别，自然想象物体下落的加速度也会不一样。但是本文提出的万有引力新表达式表明，这个宇宙直接把引力加速度赋予受力物体，而不是引力本身。是人画蛇添足地把这个加速度乘以受力物质量得到引力，再除以受力物质量回到加速度，然后再“惊讶”地发现受力物质量不影响加速度，没有意识到这种惊讶完全是自己把引力加速度先乘以、再除以同一个数的多余行为造成的。

引力场产生的局部加速度与受力物无关，也是广义相对论的最核心基础。爱因斯坦基于这一点进行思想实验，发现时空扭曲可以完全解释引力。时空与受力物无关。时空的变化可以解释引力，就要求引力产生的局部加速度与受力物本身无关。本文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采用“局部加速度”代替“力”，并因此获得万有引力的新表达式，其中不含受力物质量m₁，更直接地表达了引力的这个本质特征。

电场力与磁场力可以统一，被定义为电磁力，但电磁力与引力不可以统一，根本原因也在于此。电磁力不像引力，受电磁力作用的物体产生的局部加速度因受力物的不同而不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时空扭曲不能解释电磁力。

五 从力学中剔除“力”

在一般人心目中，“力”理所当然是力学的核心概念。从中学到大学，物理老师也都是这么教的。但历史上很多科学家早已从不同角度发现，力的概念在力学中并非必需。《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一文介绍过，中世纪法国神学家布里丹Jean Buridan（1292－1363）突破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思想，提出基于“冲力”（Impetus）的力学理论【1】。布里丹的冲力概念很近似现代的动量（momentum）概念，大致是质量与速度的乘积。他把冲力作为力学理论的核心，就绕过了力的概念。在概念层次上，冲力和动量都是力的积分。

我们现在相对熟悉的力学理论，源于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科学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丁语：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力是牛顿力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亿万中国学生在物理课堂上重点学习的概念。

但是在牛顿之后大约一个世纪，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于1788年创建拉格朗日力学（Lagrangian mechanics）。其中的核心概念是“作用量”（Action），它基于时间、位移、速度、和能量，完全绕过了力的概念。拉格朗日原本是意大利人，后来移民法国。我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过拉格朗日函数、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等，都出自他的头脑。

又过了半个世纪，爱尔兰数学家哈密顿William Hamilton于1833年建立哈密顿力学体系。它由拉格朗日力学演变而来，基本变量包括时间、位移、动量、与能量，同样略去了力。其中动量起着关键作用。可以认为汉密尔顿继承了布里丹的力学思路。

我在中学和大学里从没接触过拉格朗日力学或哈密顿力学，因此以己推人，猜想至少那些非物理专业的同学们也没有接触过。在现代量子物理和电磁学里，拉格朗日力学和哈密顿力学都比牛顿力学用途更广泛，是很好的力学分析工具。借此机会我把它们介绍给大家。

六 总结

与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反，“力”在经典力学中并非必要。本文试图在牛顿力学框架下剔除力的概念，并没有因此破坏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也没有造成大的不方便，却让牛顿三大定律的形式大幅简化，并且突出了万有引力的关键性质。

202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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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骆远志，2018，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https://lyz.com/modern-science/

网址与讨论

http://my.cnd.org/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01755&forum=2

一 同学们的问题

最近几个月在网上与老同学们讨论基督教。大家思想活跃，人又非常聪明，让我收益匪浅。经过这段时间的讨论，同学之间慢慢出现几点主流意见：

1. 我们大多数人的专业是理工科，学的是数理化，几十年在工程领域工作。我们相信科学，认为人应该遵从事实和逻辑，不应该相信鬼神。
2. 《圣经》里有很多违反科学和逻辑的地方，比如人死而复活、九十几岁老妇人生孩子、水变成酒之类。我们不相信。
3. 很奇怪，科学发达的西方人为什么还信基督教？

我与同学们背景相似，彼此可以深入理解。在讨论中我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有两大源头。一是理工科教育和后来工作中形成的对科学的切身认识。在他们从事的专业里，造船、热能、机械、材料等背后的理论基础是牛顿力学；通讯、电子、自动化、电力等的理论基础是麦克斯韦尔电磁学。牛顿力学与麦克斯韦尔电磁学构成完整的“经典科学”体系，有别于在二十世纪才诞生的、包括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的“新科学”。二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在学校时，大家对政治课都不太上心，但是它却是大多数同学系统学习过的唯一哲学体系。人都有信仰，就是思考时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当面对大问题时，人必然依靠信仰，即使平时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如果人头脑里只有一套信仰体系，哪怕残缺不全，人也会别无选择地采用这个体系。

这两个思想源头都不来自中国传统。五四运动中知识精英们喊出口号，要求引进“赛先生”，就是现代科学。它来自西方，在中国历史很短，同学们却把崇拜它视作理所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在五四后进入中国，现在中国却把它当作立国根本，想想很有意思。但是在现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人们却信仰基督教，只把科学当工具，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极端。要理解这种中西方的巨大差别、同时回答同学们有关基督教的深层问题，就需要追根溯源，审视现代科学怎样推动西方哲学思想的变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产生的。

二 现代科学推动西方哲学发展

在中世纪，基督教在西欧社会里占据主导地位，主宰人心和社会。王权影响力远比不上基督教。从君王到大众都认为神是世界的主宰、人一辈子的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与同期的中国很不同。在中国，皇权主宰一切，宗教为政治服务。皇权传统让一般中国人觉得与西方文化强烈隔膜。在当时的西欧，所有思想的基础都是基督教，造成神学发达。所有学者首先是神学家，然后才可能是哲学家。著名学者达弥盎Peter Damian (约1007 –1072) 和阿奎那Aquinas（1225-1274）都说过，“哲学是神学的侍女”。这并非贬低哲学，只是陈述当年的事实。科学则更次要，属于哲学的一个小分支，称为“自然哲学”。当时西欧人的科学知识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史称“古典科学”。教会主持古代知识整理工作，其取舍的依据当然还是基督教义。

A.经验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士哥白尼（1473－1543）提出日心说，伽利略（1564－1642）在1610年公布观测结果支持它。这是西欧人第一次不依赖古代经典、完全自主创新的科学发现，代表现代科学诞生。这件事的意义非凡。当时的社会各界都意识到了它的深远意义【1】。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1620年发表划时代的哲学著作《新工具论》，强调实验与逻辑归纳是现代科学的关键，创立经验主义哲学empiricism。这套学说里没有提到的东西，与它强调的东西一样重要。它没有提到神、《圣经》、或教堂，也就是说，在新兴的科学领域里，人运用实验手段与逻辑思维，可以直接从现实中得到真理，不需要经过神、《圣经》、或教堂。这才是这套学说的革命性的意义。

继培根之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等也分别著书立说，支持经验主义观点。西方哲学界强调独创性，大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不像儒家学者那样热衷于为前世做注解。培根、洛克、休谟都各有很多独到建树。培根的名句“知识就是力量”在中国家喻户晓。洛克是自由主义之父，社会契约理论家，《政府论》的作者，其观点后来深刻影响美国《独立宣言》。休谟有唯物主义倾向，是个怀疑主义者，认为人的逻辑思维有内在矛盾性。

有趣的是，休谟还可能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鼻祖。他出身上层家庭，从小聪明好学，却觉得传统知识精英职业，比如律师和大学教授，受太多社会约束，所以他意兴阑珊。他也曾尝试过应聘教授职位，却都被拒绝，于是做了自由作家，靠写严肃的哲学书赚钱。他的成功一方面因为他很有见解，另一方面也要感谢社会环境。当时的英语世界里有一大批非常严肃、非常好学的人认真地阅读他高深的哲学思想。他自称是到那时为止，靠写书赚到最多钱的作者。

B.理性主义

法国哲学家、神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创立了现代理性主义哲学Rationalism。他也是解析几何的创始者，与伽利略和培根生活在同一时代。笛卡尔认为培根的经验主义太偏驳，只看到物质现实在科学中的重要性，却忽视了理性的作用。笛卡尔认为，有些真理不来自现实，人获取它们只需要依靠理性原则，比如逻辑和数学等。他认为在科学中仅有实验是不够的，还要依靠人的智能和理性。物质世界按理性原则运行，人头脑里也有理性原则。理性原则属于精神范畴，物质本身并不能产生它们，它们来自神。笛卡尔也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大名鼎鼎，尽人皆知。后来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德意志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等也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受到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爱因斯坦也谈及他对自己的启发。关于莱布尼茨，同学们大概都还有印象。微积分里有以他为名的定理。

C.现代科学根植于基督教信仰

在苏联与中国的教科书里，现代科学因为“突破基督教的羁绊”才诞生，这不符合历史事实【1】。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为理解《圣经》才研究宇宙。他们的工作由教会直接或间接资助。在现代科学刚诞生时，基督教会带领整个西欧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大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决定支持科学发展，并允许它相对独立于基督教。教会这样做，依据来自《圣经 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学因此发展出“两本书”教义。神为人准备了两本“书”，《圣经》与神造的宇宙。它们都包含神要告诉人的真理，所以人需要认真读好它们。教会负责读第一本书，科学负责读第二本。只要科学遵守真实的原则、诚实地反映神造之物，就符合神意。所以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是真实，这个原则来自基督教。上述所有早期科学家和哲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等，都首先是虔诚的基督徒，然后才是科学家或哲学家。

D.近代德意志哲学

马克思生长在德意志地区。在他之前，德意志地区有深厚的唯心主义传统，产生了康德、黑格尔等伟大的唯心主义基督徒哲学家。马克思唯物主义是对所在社会里主流思想的一种极端否定。

中文“唯心主义”是外来语，德文是Idealismus，英文是Idealism，直译是“理想主义”。它的追随者们认为，世界存在的根本目的、以及人生的最高目标，都是追求最崇高的理想。近代唯心主义兴旺于德意志地区，其思想根植于德意志地区盛行的基督信仰，其中的“最崇高理想”就是神与神的国。而唯物主义在古希腊时就存在，但早被主流西欧社会遗忘。一般西方人对唯物主义的了解来自《圣经》。《使徒行传》里记载，圣保罗传道时路过希腊雅典，遇到伊比鸠鲁学派的追随者，被他们奚落。伊比鸠鲁学派认为，人生最高目的就是追求快乐，是一种古典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著作中谈及伊比鸠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算是延展了后者的思想。历史上，西方人一直觉得唯物主义是毒害人心的堕落思想，其追随者只求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在一个多世纪前，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包括Idealism与Materialism。那时的中国知识界偏左派。大概最早的中文翻译者不想让读者感觉到这两个学派名称里隐含的褒贬，所以没有直译Idealism。

历史上，德意志远比英法更保守。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37-1453），法国演变成中央集权国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离婚问题，与罗马天主教廷长期不和，促成英国教会在1532年脱离教皇。在英法两个国家里，政治力都上升，挤压一部分基督教原有的影响力。而在德意志地区，古老的教会传统力量一直深厚，政治力则松散。德意志大众笃信基督教，民风淳朴，人民思想方正、深邃。1517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牧师马丁路德，在小镇教堂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列出95条自己对教廷官方教义注解的不同意见，涉及神学的方方面面，学术性高、意义艰深。放到现在，即使资深的基督徒都很难理解。但是在当时，竟然在德意志全境引发对罗马教廷的思想反叛，可见德意志人对基督教教义研读得多么认真、态度多么严肃。到了启蒙时代，这种强烈的基督教信仰让德意志地区成为唯心主义哲学的热土。

a.  康德

康德Immanuel Kant（1723-1804）是德意志、以及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巨擘，影响了他身后所有西方哲学家，当然也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康德出身中产阶级，父亲是马鞍制造商，父母都是虔诚的路德派基督徒。康德从小看到父母在生活艰难时依靠信仰展现出坚韧精神，切身体会基督教对个人与社会的关键作用。他成长的年代，恰逢新兴的科学和哲学思潮蔚然成风，冲击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年轻时他阅读英法意哲学家们的著作，比如休谟的书，觉得这些理论轻视了人的灵魂和灵魂背后的神，于是潜心研究多年，于1781年完成《纯粹理性的批判》，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作。

在此书的前言中，康德写下一段著名的话：

[A]bove all, it will confer an inestimable benefit on morality and religion, by showing that all the objections urged against them may be silenced for ever by the Socratic method, that is to say, by proving the ignorance of the objector.

大意是，“最重要的是，本书将为基督教和基督教道德观提供巨大帮助，击溃反对它们的所有意见，用的是苏格拉底的办法，就是证明那些反对者很无知”。这句话道出了《纯粹理性的批判》、以及康德所有著作的宗旨，就是为基督教和传统道德保驾护航。

康德认为人具有先验知识，比如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天生直觉。先验知识就像一副人永远摘不掉的有色眼镜，隔在客观现实与人的意识之间。人无法直接感知现实，必须让先验知识过滤和包装它、赋予它意义，然后才能完成认知。换句话说，康德认为，现实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认知。所以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比，在康德的模型中，现实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降低，而包括先验知识在内的意识升格成主导角色。科学研究就是人认知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西方哲学与神学保持职业界限，前者不直接谈及灵魂或神，但是在西方文化里人人都懂，意识的背后就是灵魂与神。正因为康德重新把神放在主导地位，西方人才称他为Idealist，也就是“唯心主义者”。前文讲到，经验主义认为知识都来自现实。理性主义则将现实与理性并重，认为真理既可以来自现实，也可以来自纯理性。康德的理论比它们复杂，融合了它们的优点，但更强调意识在认知中的关键作用。

康德是德意志哲学界的灯塔，他的理论体系很全面，其中的一项核心内容是他的伦理学，体现在《道德的形而上学》等著作中。简单讲，康德坚信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传统道德，但是在新时代，理性思想冲击信仰，所以他要为传统道德找到理性基础。或者说，他要用理性学说重新包装传统道德。他提出道德的普世准则，称之为kategorischer Imperativ（德文）categorical imperative（英文），标准中文翻译是“定言令式”。这个翻译让人看不懂，所以我把它重新翻译为“无条件道德准则”或“最高道德准则”，意指没有先决条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事务上都应该遵守的准则。康德认为，无条件道德准则只有一个，但是表达形式多样。康德给出几种表达，比如，“只有当你接受它成为普遍规则时，它才可以成为你的行为准则”或“无论对待自己还是别人，永远不要把人只当作工具，而要把人当作目的”。其实这就是“基督教道德金律”，《路加福音》6：31，“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康德对后世影响巨大。同学们熟悉的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尼采等人，都是他的崇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很推崇康德。一战结束后，威尔逊主持成立国联，希望以此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其基本思路就来自康德在1795年发表的著作《论永久和平》。国联后来失败。二战后美国又主持成立联合国，其基本思路还是康德。康德的国际秩序观建立在他的 “无条件道德准则”之上。他认为，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不会投票支持战争，所以为了保持世界和平，所有国家都应该施行“共和制”，就是现代人讲的代议制民主。

b.  黑格尔

黑格尔Georg W. F. Hegel (1770–1831)是继康德之后另一位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巨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等，都曾是“青年黑格尔派”里的积极分子，都曾着迷于黑格尔的学说。黑格尔极大地丰富了辩证法理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辩证”部分就直接来自黑格尔。我们在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院里学到的那些哲学概念，比如对立统一、矛盾、否定之否定、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都可以在黑格尔的思想里找到源头，只不过用词稍有不同。黑格尔把事物的发展抽象为先有正题，正题引起反题，二者相互矛盾，形成合题，然后进入发展的下个阶段。上一阶段的合题转变成为新的正题，正反合过程在更高层次上循环。

黑格尔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死后出版的书里写道，“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从他永恒的精神角度考虑，神必须把他的儿子耶稣派到人间。神要把自己与自己相区分（意指上帝与耶稣相分离），也就是把爱与圣灵区分开”。一个职业哲学家，在著作中这样直白和动感情地谈论神和耶稣，非常少见，也很出格。这样强烈的信仰当然会深刻体现在他的学说中。在黑格尔辩证历史观中，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终极目的都是“绝对精神”。他认为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辩证法向前、向上发展。历史本身就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体现，也是绝对精神向人展露的过程。类似地，个人的自我认识，就是他的精神加入绝对精神的过程。民族精神的发展，就是民族精神加入绝对精神。即使不信教的读者也能猜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就是神的一种哲学说法。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以精神、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上帝。

c.  费尔巴哈

拿破仑在法国掌权后，对外发动一系列战争，逼得原本松散的欧洲各中小邦国迅速军国化。德意志社会中的主流于是趋于忠君爱国，非主流则趋于极端化，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席卷欧洲的1848年大革命发生了。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这场革命中走上历史舞台。

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 1872）比马克思年纪稍长，父亲是德意志著名法学家。费尔巴哈年轻时聪明好学，直接受教于黑格尔。1841年他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核心思想是“上帝是抽象的人类”，很像很多同学们说过的，“神是人造出来的”。这个观点违反基督教义，他被视为唯物主义者，离经叛道。他曾把著作拿给黑格尔过目，黑格尔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到了1848年，大革命在欧洲各国相继爆发。革命党人出于宣传鼓动需要，急寻反对旧体制和旧秩序的理论，越极端越好。于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变得非常时髦，他也被视为革命英雄、唯物主义先驱。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对这种名声并不太在意，对政治运动也兴趣不大，而更注重做研究和写作。

大革命时期，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共形象类似，都是反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激进，但费尔巴哈的学术名声更大。很自然地，他们在革命队伍里存在竞争关系。马克思曾嘲讽费尔巴哈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态度。

d.  尼采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晚于马克思，是这节中最年轻的一位哲学家。尼采不像其他哲学大师，不太注重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更注重及时反思社会潮流。他非常敏锐地观察社会，语言能力超群，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上帝已死”。很多中国读者看到他如此轻慢神，就以为他与自己一样是无神论者，其实不然。研究者深入推敲尼采的所有作品后总结，他的信仰属于德意志民间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3】，是基督教内部支持教会改革的一个流派，观念比较保守，在19世纪很流行。

尼采感慨于科学突飞猛进，新思想层出不穷，严重冲击传统基督教。他特别重视进化论的影响力，认为达尔文把人与低级生命，比如荷塘里的水藻，说成同源，那么人还怎么相信自己是神造的？还怎么为神代表的爱与真理奋斗？还怎么信仰神？所以他才叹息“上帝已死”。因为上帝死了，人们再不可能寄希望于天国，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现实世界里，要在活着的时候求得生命的所有回报，于是人就要追求“权力意志”、要成为“超人”、要主宰世界。为实现这些现实目，他要利用和牺牲普罗大众。

尼采不是说，“我认为上帝死了，所以劝你们不要再信仰上帝”，而是说，“你们已经杀掉了上帝，却还不自知。让我告诉你们今后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在没有上帝的新世界里，大家都将只顾争权夺利，聪明能干的人将牺牲大众，没人再追求爱与真理了”。尼采过于悲观，低估了基督教信仰的生命力。从尼采的时代到现在，科学和新思想发展得越来越快，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衰落。1900年尼采去世时，世界上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数大约是5.88亿，占总人口35.6%。2020年基督教总人口数约24.3亿，占总人口33.4%。上帝远没有死。

读大学时，我曾遇到多位同学，读尼采的书读到昏天黑地，到头来却抱怨没读懂。回头看，他们的问题出在基本预期上。当时很多人学哲学是寻找圣人，希望圣人的书帮自己看懂世界、圣人的生活轨迹能成为自己效仿的对象。人都需要信仰，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宗教如佛道儒从属于政治和权力，发展受限、内容简陋，经常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退潮，不受同学们欢迎。于是大家转而读尼采，希望他能代替孔子和马列，为自己与世界指明方向。大家不了解的是，在西方，宗教为人提供信仰，哲学只是门学问，不负责信仰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试图越俎代庖，包山包海地自称是信仰、又是科学、又是哲学。其他西方哲学家们没计划为个人与世界提供根本出路，也没准备把自己变成圣人。尼采才华横溢，但后来疯了，英年早逝，死在疯人院，死因是梅毒。这样的人生，怎么有资格成为同学们的楷模？他都不能为自己找到思想出路，更没能力为他人提供信仰。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机械宇宙观

西方哲学比国人习惯的儒道佛等学说更严谨，每个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逻辑基础之上，类似于几何学里的所有定理都必须基于一套公理。中世纪时，西方哲学的基础是基督教信仰。在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确立“两本书”理论，就是《圣经》与物质世界都来自神、都反映神意，二者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此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就有了两个相辅相成的说理基础。从文艺复兴到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中叶，现代科学爆炸式发展，不断产生关于物质世界的新结论，让哲学家们越来越重视。科学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哲学学说。

马克思比更早的和同时代的哲学家们都极端。德意志人认为费尔巴哈非常极端，马克思却嘲笑他还不够极端。费尔巴哈怀疑神的来源，认为神是人造的、人把自己的好品质投射给一个虚假的神。但总体讲，费尔巴哈认同基督教的内容，承认神体现善、正义和智慧，隐含信神的个人和民族可以借助基督教让自己变好。马克思却在自己的理论中全面抛弃神，转而完全倚重当时的经典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认是唯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图1. 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列表。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几乎都发表于1850年之前。恩格斯后来添加了少量注解和补充，但没有大改变。

A.机械宇宙观

二十世纪之前的科学，史称“经典科学”；与之相配的宇宙观，史称“机械宇宙观”。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就提出了“伽利略相对论”，就是所有物理规律以同样形式适用于所有匀速运动的参照系。他举例，如果船匀速行驶，在封闭的舱室里，人不可能知道船是否在移动，因为在静与动之间，身边所有物理现象都没有区别。同时代的笛卡尔总结，宇宙就像个精准的钟表，所有物体按严格的机械规律运动，就连有生命的动物在本质上也是机器，人的身体同样是机器。物质世界里的万物都按既定的机械法则运行，所以在平时神不需要介入。但是笛卡尔认为神还是关键的，因为神设计与创造了宇宙，并在最开始时推动它运转。另外，神赋予人灵魂。笛卡尔说过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思考能力等，不能用机械规律解释，反映出灵魂来自神。

伽利略之后大约一个世纪，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建立牛顿力学体系，极大地强化了机械宇宙观。又过了大约一个半世纪，英国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在1831年发现电磁感应定律，德国人高斯Johann Gauss （1777–1855）在1835年提出关于电荷和电场的高斯定律，苏格兰人麦克斯韦尔James Maxwell （1831–1879）在1861年列出麦克斯韦尔方程。至此，电磁学全面完成，进一步丰富了机械宇宙观。

马克思于1840年代建立起他的哲学体系。当时，机械宇宙观在处于巅峰时期。它有几大特点：

1. 机械宇宙观认为，时间与空间是绝对的

时间与空间影响其他事物，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改变时间或空间，所以时空是绝对的。一维时间与三维空间构成四维时空，每一维都双向无限延伸，维与维之间互相独立。时空中的任意两点之间又无限可分。这种时空观是纯几何、纯逻辑，机械宇宙观认为它也是现实的。康德断言，人不需要从现实中学习就可以懂纯几何与纯逻辑的时空。但是人只处在现实的物理时空中，不处在纯逻辑和纯几何的时空中。机械宇宙观认为，现实的物理时空就是纯几何与纯逻辑时空、二者是一回事。

图2，机械宇宙观认为，在运动的船上、或在静止的岛上，时间和长度都是一样的。对于任何观察者，岛上与船上的尺子永远一样长，两处的钟表永远走得一样快。即使在今天，一般人也会觉得尺子到哪儿都一样长，钟表在哪儿都走得一样快。对于绝大多数人，机械宇宙观体现基本的逻辑和常识。

2. 宇宙是确定的

综合牛顿物理和电磁学的经典物理认为，宇宙里的物质都可以抽象成质点或质点的组合，每个质点在时空中确定，并具有两种属性，质量与电荷。这两种属性产生质点之间的作用力，影响质点未来的时空状态。经典物理精准描述这些力，所以可以精准预测未来。在机械宇宙观中，宇宙万物的状态是确定的。所有随机现象都源于人无知、或人图方便，并非因为事物本身是随机的。比如掷硬币，机械宇宙观认为，如果考虑硬币上每个形状细节、抛掷者用力的全部过程、桌面与空气分子的详细情况等，掷硬币的结果完全可以预知，并不是随机的。掷硬币显得随机，只因为人没有考虑所有细节。

3. 科学可以解释整个宇宙

很多学过经典物理的高中生都想到过，如果知道宇宙在某个时刻的完整状态，那么整个宇宙的未来就可以被精准预测，整个宇宙的历史也可以被精准算出。但是机械宇宙观的两位主要缔造者，笛卡尔与牛顿，都反对这种“决定论”。他们基于基督教信仰而认为，神有自由意志，神按自己的样子造人，也给了人自由意志。神与人的自由意志让宇宙未来不那么确定。当然，宇宙的过去也因为同样原因不能被完全推算出。无论如何，在19世纪中叶，人们普遍对科学充满信心。当时的科学界还不知道原子存在内部结构或宇宙还在不断扩张。不但一般老百姓、就连顶级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认为，科学要么已经、要么即将完美解释宇宙中所有物质现象，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星系、以及中间的一切。

B.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内部逻辑

在马克思之前，主流哲学家以神为本，以科学为用。神对哲学重要，因为一方面哲学要面对人的灵魂，而科学无关灵魂。另一方面，当时的科学还不能解决一些哲学上的关键问题，比如宇宙的起源。马克思迈出了其他哲学家拒绝迈出的一步，彻底抛弃神，希望完全立足于科学，并因此把自己的学说直接说成科学。十九世纪初欧洲大陆上接连不断的社会革命是马克思走向极端的外部诱因【2】。在内部逻辑上，马克思采用了其他哲学家无法接受、或认为过份牵强的三个立论：

1.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动物”

表达方式有多种，包括“人是高级动物”、“人是社会动物”、“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在其1637年的著作《谈谈方法》中有句著名论断，“动物是机器”，意思是动物行为遵循机械规律，从属于物质。法国早期唯物主义者梅特里于1747年匿名发表著作《人是机器》，模仿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论点，声称灵魂只是肉体的产物，灵魂不再高于物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了梅特里的观点，但语言更直接。把人说成动物，就切断了人与神的特殊关系。

基督教认为，神按自己的样子造人，所以人与神一样高于物质，物质为人服务。而马克思把人纳入物质范畴，断言物质决定人的思想，因此人被降格，不再凌驾于物质之上，而变得听命于物质。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肉体或物质能影响人的思想，比如人饿了就想找吃的。但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肉体产生灵魂，或包括肉体在内的物质因素完全决定人的思想。圣徒彼得和保罗明知危险，还坚决信仰耶稣，即使被处死也不易志，就是在西欧人人皆知的例子。

在基督教文化圈里，把人与动物等价，被视为对人极端冒犯，原来不被社会接受。但是在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后，变成了可讨论的哲学话题。达尔文认为，人与动物一样，都是由低级生物进化而来。其实他的理论只是关于肉体演变的一种科学假说，没有涉及到人的灵魂。但是很多人靠“脑补”，凭空添加了关于灵魂的“进化论”。认为“灵魂是进化而来”的观点，没有科学根据。

2.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群体。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写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的群体，如社会、阶级、党派等，是客观的、物质的，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机械规律，属于科学范畴。把人的本质定义在群体层次上，就绕过了个人。即便个人的灵魂、自我意识、精神、爱、希望等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也变得不重要，不值一提了。

3.马克思主义绕开了宇宙起源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定型的19世纪中期，机械宇宙观处于巅峰时期，信者众多。当时科学本身对宇宙起源没有好的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就依据经典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定理提出运动永恒论，认为时间是无限的，过去和未来都是无限的；能量永恒，物质从来都运动，也将永远运动；所以宇宙从来都存在，也将永远存在。没有了起始点或终点，宇宙也就不需要起源论了。我们现在知道，宇宙有起点，能量也不完全守恒。当时社会对经典科学过份乐观，促使马克思的思想走向极端，也帮助马克思主义被大众接受。

C.小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在经典科学和机械宇宙观里，物质运动遵循严格而精准的机械规律，人在其中没有作用。这点符合唯物主义基本观念，“物质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人的思想。他不再像哲学界前辈那样依赖信仰，而把自己的理论完全根植于机械宇宙观。马克思主义者们骄傲地宣称，自己的哲学基于最先进的科学成果。而科学就是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科学。但是科学不需面对人的灵魂，而哲学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难以令人信服的逻辑避开了这一点。

如果人是机器或动物，那么人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被利用。机器与动物没有灵魂。它们没有独立的“我”，服务它们没有意义，所以它们不可能是目的，只能是工具。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被利用。只有承认人有灵魂、灵魂来自神，人才有神圣的内在成分，才值得被尊重，才可能是目的，才可能被服务。

一般人把自己看得最重要，并试图利用一切外部因素，包括其他人，为自己服务。基督教认为，你有权把自己看得重要，因为你来自神，你的灵魂神圣。但基督教提醒你，其他人也来自神，他们的灵魂也神圣。所以你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这种态度基督教称之为“爱”。基督教道德金律就是基于爱，“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加福音》6：31 ）。

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你可以利用其他人，因为他们只是动物。他们的灵魂只是物质的衍生物，你怎样对待物质，就可以怎样对待别人。但你要知道你也是动物，你的灵魂也只是物质的衍生物，所以你要像看待动物、看待别人那样看待自己，你也要被利用。现实中，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领袖或组织利用。老百姓都是领袖和组织的工具，比如中国号召老百姓做“革命的螺丝钉”、“发挥老黄牛精神”等。

马克思唯物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内在关系。这里的功利主义指唯利是图、追求功名利禄，不是Utilitarianism的译名。马克思主义让人相信，你不要看重灵魂、不要看重个人，而要看重自己所属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对手资产阶级拿走了我们的经济利益，你应该“武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就是为夺财而杀人。剥去文绉绉的表层，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利益好处最重要，为此你要无所不用其极。相信利益好处最重要的人，在生活中当然就是功利主义者，其中聪明能干的那部分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传统上把唯物主义者看作是贪图感官享乐的低下卑鄙之徒。

四 新科学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A.机械宇宙观崩溃与新科学诞生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刚刚成型不久，科学开始大变革。机械宇宙观盛极而衰，最后崩溃。

a. 洛伦兹电磁力引发矛盾

十八世纪后期，法国科学家库伦Charles Coulomb（1736-1806）发现电磁力。1861年，麦克斯韦尔方程问世，电磁场理论趋于完整。1881年，英国科学家汤姆森J.J. Thomson (1856–1940)根据麦克斯韦尔方程首先推导出磁场中运动电荷的受力公式，但存在错误。1895年，荷兰科学家洛伦兹Hendrik Lorentz（1853–1928)提出关于电荷q在电磁场中受力的正确方程式：

此方程提出后不久，包括洛伦兹在内的很多科学家就意识到它存在严重问题。具体讲，静止的观察者与运动的观察者，根据洛伦兹电磁力方程Eq.1，在同一个实验中会得到不同结论，违反伽利略相对论。下面是一个例子。

图3：洛伦兹电磁力方程式违反机械宇宙观。

同一个物理过程，只因观测者所在参照系不同，洛伦兹电磁力方程式给出两个结论，Eq.2和Eq.3，互相矛盾。这个问题困扰物理学界很多年。科学家们曾怀疑新生电磁学的方方面面，试过各种办法，都不成功。直到1904年，洛伦兹又发表文章，提出“洛伦兹时空转换”，简单讲就是从观察者角度看，其他运动参照系里的长度变短、时间变慢，这个矛盾才解决。具体如下：

在图3下方，观察者与电荷+q同步运动。导线中的负电荷静止，正电荷以速度v向左运动。依据洛伦兹时空转换，正电荷之间距离变短，密度变高，高于静止的负电荷密度。导线从原来电中性变成带正电。电荷+q静止，不受磁场力，但受到电场力：

Eq.4的第一项电场力正好等于Eq.2的第二项磁场力，矛盾解决。

但是洛伦兹本人只把这种转换看作技术窍门，声称这个窍门可以解决问题，却不敢进一步思考背后的物理意义。洛伦兹是当时最权威的电磁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生成就斐然，深受行业尊重，却无法接受时空真的会依观察者不同而变化。绝对时空观念深入每个人的思想，就连顶级物理学家也不敢怀疑。

一年后的1905年，一位专利局小职员爱因斯坦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提出狭义相对论。其关键技术内容就是洛伦兹时空转换，但是爱因斯坦讲出了别人不敢深想的事。时空不是绝对的，依运动速度变化而变化。这个观点引发科学革命。

利用狭义相对论再看Eq.2与Eq.4，原来磁场力与电场力本质一样。二者是同一种力在不同参照系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很多人以为，相对论效应只在特别高速度下才会呈现，离日常生活遥远。这是个反例。

图4.1920年爱因斯坦受邀访问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与洛伦兹在一起。洛伦兹在此做物理学教授。他比爱因斯坦资历更深、也更年长。爱因斯坦非常尊重他，曾说过一生中受他的学术影响最大。

b. 原子行星模型造成困惑

图5，左侧是经典物理学中的氢原子行星模型，右侧是量子物理学中的氢原子模型。

近代科学家们早知道分子可以被分解成原子，但是发现原子内部结构要晚得多。1808年，英国化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基于牛顿的原子论提出了第一个近代原子模型，认为原子就像一个个坚硬的实心小球，不同元素的原子不同。1897年，汤姆森首次发现电子，但还不知道原子核的存在。他认为原子像布丁球，类似于中国的年糕球，实心、里面镶嵌着芝麻。其中“实心糯米”带正电，“芝麻”就是电子，静止、带负电。1909年，汤姆森的学生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发现原子核，人类才知道原子内部基本上是空的，原子的质量与正电荷都集中在非常小的区域内，电子不是静止的，而是高速运转。卢瑟福提出“原子行星模型”，其中电子环绕原子核转动，就像行星环绕太阳转动那样。这个模型在很多其他实验中得到支持，被科学界广泛接受。

但是卢瑟福原子行星模型引发经典物理危机。如上图左侧，电子绕原子核运转，形成电场扰动，根据麦克斯韦尔方程，会不断产生电磁波，向外发射能量。电子不断失去能量，速度逐渐变慢、轨道变低，最终必将跌入原子核，就像人造卫星在失去能量后跌入地球。所以经典物理无法解释为什么原子可以在宇宙中稳定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 (1883-1962)在1913年引用量子概念建立了玻尔原子模型。如上图右侧，其中的电子只能在一系列特定轨道上运转，其能量只可能采用特定的、离散的数值，不再是连续变量。电子还可能失去能量，但必须在不同轨道之间跳跃。当电子跳入最低能量轨道之后，没有更低能量轨道可跳，所以无法继续发射电磁波，原子结构于是稳定。

玻尔提出原子量子模型，是量子物理诞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早在1901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在研究黑体辐射问题时就运用了量子概念，但是当时他只当作技术性窍门，没有深究其背后革命性的物理意义，类似洛伦兹处理时空转换的情况。1905年，爱因斯坦研究光电效应时也采用了量子概念，但也只当作技术性窍门。机械宇宙观深入人心，连伟大的爱因斯坦也不能免俗！玻尔的量子化原子模型代表思想革命。后人对玻尔模型有许多改进，但量子的概念从玻尔始被主流科学界接受。

c. 机械宇宙观崩溃

总之，经典科学体系中存在固有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以相对论与量子物理为主要内容的 “新科学”在二十世纪初诞生。之后，科学进入新一轮爆炸式发展。下面一览表列出与本文有关的其他一些重大科学发现：

• 1915年， 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提出时间与空间都可以扭曲。广义相对论预测，静止的宇宙不稳定，宇宙必须或扩张或收缩。但是爱因斯坦自己都不敢相信，凭空添加了对模型的限制。他后来称之为自己最大的错误。
• 1926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提出薛定谔方程，其对量子物理的意义如同牛顿的F = ma之于传统力学。薛定谔方程确立了量子的波函数表达形式。
• 同年，德国量子物理学家玻恩Max Born（1882－1970）提出波恩法则，确认量子波函数是概率波。
• 1927年，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提出量子波函数坍缩概念。观测前，波函数包含所有可能的观测结果。被观测时，波函数突然坍缩。观测后，只剩下一个结果，其他可能性完全消失。
• 同年，海森堡还提出测不准原理。
• 1927-1929年， 比利时天主教神父，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勒梅特Lemaître （1894－1966） 与美国天文学家哈勃Edwin Hubble（1889－1953）分别发现哈勃–勒梅特定律，认为宇宙正在扩张，并提供大量观测证据。但勒梅特的文章长期被埋没。根据哈勃–勒梅特定律，物理学家们推论，宇宙产生于大爆炸。另外，他们的观测结果包括光红移现象，证明在非静态时空中能量不守恒。
• 1932年，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首次提出，意识造成量子坍缩。后来多位科学家进一步阐述。

B.新科学违反常识与逻辑

同学说出“我相信科学、逻辑和常识，所以不信基督教”，是随口而出的实话，但不一定想透了这句话的意义。他们觉得科学、逻辑和常识是统一的，所以是强大和靠得住的，是自己可以信任和信仰的真理。但是，这个直觉不对。上节讲到经典科学自相矛盾，所以被新科学取代。但是以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为主要内容的新科学却严重违反人的常识与逻辑。当科学、常识与逻辑之间互相矛盾时，这些同学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内心的信仰体系。

a. 相对论破坏时间逻辑

图6，两列火车相向而行，男人和女人分别站在所在列车的中央。两人交错时，在他们之间点亮一盏灯。对于不同观察者，灯光照亮两车头和尾的顺序不同。

相对论破坏事件的时间顺序与“同时性”。相对论认为，在任何参照系里，光总以恒定速度c传播，所以上图中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觉得向前的光和向后的光速度一样。于是：

• 绿车上的男人看到灯光抵达顺序：首先红车尾，然后同时绿车头与绿车尾，最后红车头
• 红车上的女人看到灯光抵达顺序：首先绿车尾，然后同时红车头与红车尾，最后绿车头

比如在男人看来，光先照亮红车尾，然后照亮绿车尾。但是在女人眼里，顺序相反。可见，相对论破坏了时间先后顺序的客观性。常识认为，两件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是绝对的，对于每个人都一样。人的日常逻辑多基于此。比如“人死不能复活”，本质就是认为“活”在先、“死”在后，顺序不可能颠倒。

再比如在男人看来，光同时照亮绿车头和绿车尾。但是在女人眼里，绿车尾在先、绿车头在后。人的日常逻辑也经常基于同时性是客观的，但相对论破坏了这个逻辑。

b. 量子物理违反有关物质、时间、因果关系等常识与逻辑

图7，量子双缝实验。双缝实验是量子物理中最基本的实验形式，它的历史远早于量子物理本身。1801年就有人用这种实验研究光波干涉现象。上图实验中有三个主要硬件，最前面是粒子发射源，最后面是对粒子敏感的显示屏，中间隔板有两条细缝可以让粒子通过，左边是“缝1”，右边是“缝2”。实验中发射源每次只发射一个粒子，前后粒子相隔的时间足够长，保证在任一时刻，在发射源与显示屏之间最多只有一个粒子。粒子可以是电子、质子、光子、原子等。实验中有一位观察者，可以选择不观察，或在“观察点A”粒子进入缝隙前观察其状态，或在“观察点B”粒子通过缝隙后、到达显示屏前观察其状态。

双缝实验产生了多个非常重要、但违反逻辑与常识的量子物理结论：

1. 经典“物质”概念被突破

在早期实验中，发射源采用传统意义上的纯粒子，比如电子。实验预想是显示屏上将出现如上图左侧下方的2个感光区域，分别对应隔板上的2条细缝。但是在实验者不观察粒子中间状态的情况下，一次次实验结果都违反预想，显示屏上出现了如上图右侧下方的波纹状多个感光区域，仿佛粒子变成波，同一个粒子的波同时穿过两条缝，然后在屏幕上产生波干涉现象。经过物理界广泛深入的讨论，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在1926年提出薛定谔方程，认为在无人观测的情况下，粒子是以波函数的形式存在。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在同年指出，波函数的本质是数学概率波。他们对上述实验结果的解释是，没有观测的情况下，在放射源与屏幕之间，基本粒子不是以机械宇宙观中的质点或质点组合的形式存在，而只是概率波。换句话说，在经典物理学意义上，如果无人观测其状态，粒子在发射源与显示屏之间是不存在的。

2.观测使得波函数变成经典粒子

如果实验者在粒子进入双缝前（观察点A）观测粒子路径，那么粒子就呈现经典颗粒状态，每个粒子只通过一条缝隙。发射源发射大量粒子后，显示屏上呈现2个感光区，如上图左侧下方。观测造成这样的差别，出乎预料。科学家们的主流意见是，观测让波函数“坍缩”，让粒子从概率波状态变成经典粒子状态。从机械宇宙观的角度看，人的观测使得粒子从“不存在”状态变成“存在”状态，也就是观测缔造了物质。

主流物理学家们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深究“观测”代表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可能超越传统物理学范畴，进入哲学与信仰领域。但还是有人试探。著名物理学家诺伊曼在1932年提出，观测的关键是意识、意识造成了波函数坍缩。用平常人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创造物质”。这个“意识”的主体可能是个人，也可能超越个人，比如是神。从1960年代初开始，现代量子物理学家维格纳Eugene Wigner（1902－1995）进一步论述和推广诺伊曼的观点。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量子物理学界积累了大量实验，都没找到证据否定这一观点。

总之，在实验中观测造成了波函数坍缩。观测必须有观测者。这些实验至少表明，物质不独立于人。如果进一步，意识造成波函数坍缩，就表明意识可以缔造物质。不管怎样，这些实验结果否定了物质的客观性，当然也就否定了机械宇宙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3.未来改变过去

如果在粒子通过双缝后（观察点B）观察粒子路径，科学家本来预测显示屏上会出现波干涉图样，因为粒子在通过缝隙时还“不知道”自己将被观测，但实验结果相反。粒子也呈现经典颗粒状态，每个粒子也只通过一条缝隙。发射源发射大量粒子后，显示屏上呈现2个感光区，如上图左侧下方。

在观察点A和B观测，后果完全一样。这个结论令人惊讶。按一般逻辑，粒子先经过隔板，然后才会在B点被观测。按时间算，观测发生在“未来”，粒子通过隔板是“历史”或“过去“。在这个实验中，未来改变了过去，违反了常规因果关系，违反人的常识与逻辑，当然也违反了机械宇宙观。

c.关于实验设计的一点说明

利用双缝实验的研究非常多。为了不让读者感觉沉重，这里不深入介绍。不过有一个关键细节值得说明。观测手段在双缝实验中无疑非常关键，在图7中以摄像头代表。如果真用摄像头观测，很容易扰乱实验结果的解读，比如人们会猜测摄像头的具体工作方式影响了实验结果。现代双缝实验采取了一些巧妙的办法绕过观测机制带来的潜在影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世界著名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 “延迟选择量子擦除实验”Delayed Choice Quantum Eraser【4】。其中实验设计巧妙，体现行业前沿，结论涵盖量子物理中的各大关键问题。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人信任此文章，它已逐渐变成经典。它的第一作者Y. Kim是韩国在美国的博士留学生，另一位作者史砚华(Yanhua Shih)本是1980年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做教授。

五 东西方都怀疑新科学，但方式不同

包括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在内的“新科学”，让全世界都感到不舒服。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圈里，新科学违反人们习以为常的机械宇宙观。在东方共产党国家集团里，新科学否定物质客观性，直接颠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挑战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新科学的诞生和大发展，恰逢西方与共产党国家集团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竞争。两边都非常怀疑新科学，但是表现方式和对科学造成的后果大相径庭。重温那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两种信仰体系的根本不同。

A.马克思主义阵营

a.  苏联批判相对论与量子力学

二十世纪初，当新科学正在击碎流行了几百年的机械宇宙观时，信奉机械宇宙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却在沙俄取得政权。当时苏共里还有很多人真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敏锐地察觉到新科学与自己的信仰水火不容。在1920年代苏联就开始批判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了，并在1929年的第二届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科研机构大会和1931年的共产主义物理学家会议上达到小高潮。比如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叶戈尔申在会上总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说前者质疑原来的时间、空间和物质等概念，造成唯心主义兴盛；后者认为粒子运动路径受观测者影响、量子状态在被观测前并不客观存在、只在被观测后才出现，是“公然否认客观存在，否定因果论”。这些会议齐声发出警告，自然科学领域已出现了唯心主义倾向，甚至批判量子物理学创始人玻尔想利用物理学消灭马克思主义。此后，1931年联共（布）中央决议宣布，要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对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无情批判”。

但是1930年代是苏联的多事之秋，最高层忙于无情的大清洗、大饥荒、平叛等急迫任务，没太多精力处理自然科学界的哲学理论问题。再加上当时苏联科学界还保留很多沙俄时代的“旧知识分子”（列宁用语）和他们维持的旧学术气氛。一些科学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敢于在关键时刻坚持原则。比如苏联物理学家弗兰格尔在1931年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辩证法无权谋求科学领导地位”。在1934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表示：“在哲学领域，我不是小孩子。我从列宁、恩格斯著作中读到的那些内容不足以取代我原有的方法论观点。这就是我的观点，我绝不放弃它”。政治高压之下，还有科学家立场鲜明，毫不妥协，维护科学精神，造成这次苏联批判新科学运动虎头蛇尾。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苏联最高层再次掀起了反对西方新科学的运动。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末，相对论和量子物理都有了长足发展，成为西方科学的主流。基于广义相对论的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也已被提出，并积累大量观测结果，包括光谱红移的证据，代表能量不守恒。苏联官方认为这些西方堕落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必须回击。官方学者们列出新科学的罪状，包括相对论宣扬时间与空间因观察者不同而不同，违反唯物主义；量子物理引入量子态描述物质的最基本性质，那根本不是“真实的物质”，完全违反唯物主义；宇宙不断扩张，是学术“癌症，侵蚀现代天文学，是唯物主义科学的主要意识形态敌人”。苏联强烈反对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它很像《圣经 创世纪》里神造宇宙的故事，属唯心主义理论，是假科学。

这场在科学领域里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运动，由苏共第二号人物、斯大林预想的接班人，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日丹诺夫亲自主持，于1946年开始布阵。在运动如火如荼时，日丹诺夫于1948年突然去世，影响了运动的发展。1949年召开全苏联物理学大会，本来计划把反对唯心主义物理学运动推向高潮，但是被严峻的美苏冷战形势打断。负责核武器研究的苏联科学家私下向斯大林抱怨说，此时批判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将影响核武器研发进度。斯大林马上意识到问题重大，于是布置好的政治运动不了了之。这时候的苏联与1920年代不同，人民已经变得滑头，真心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已没有几个。这件事再次让苏联人看懂，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行不通，只是用来撑门面的。此后苏联继续在政治上打压新科学，直到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施行去斯大林化改革，苏共理论家们开始宣称，“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表态，背后没有科学或哲学基础。经过30多年社会主义制度训练，苏联左右两派都已习惯说假话。为了眼前政治利益，即使苏联顶级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践踏学术严谨性，不考虑国家意识形态是否还正确。

b.  中国批判相对论与量子力学

中共与苏共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有差别。早期苏联还残留东正教传统，很多人对信仰和主义非常严肃，思想深刻。而中国有深厚的忠君传统，在中共体制下，人首先要忠于伟大领袖，对于抽象的信仰和主义则远不如苏联人严肃。这种情况在国人里非常普遍，经常融化在血液里，少有人例外。比如毛泽东建国后开始关注核物理，因为那是世界科学的最前沿，更与核武器息息相关。在1955年的一场会议上，毛与中国最好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座谈。钱三强对毛说，质子与中子是基本粒子，不可再分。毛则认为物质无限可分，并问与会者的意见。结果包括钱三强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吱声了。几个月后在1956年初，毛又拿同样的问题去问大科学家钱学森，“你们科学家说的，基本粒子不可再分啦！我看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你信不信？”钱学森当时什么也不敢说，但在文革时对这个问题正式表态过，“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不难预料，毛泽东在后来几十年里对“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越来越自信，因为他问过中国最好的科学家，每个人都夸他说得对，没人反对他。于是这个观点成了中国物理学界最神圣的信条，严重影响了中国理论物理的发展。物质无限可分，本是很多聪明、但非专业物理学家的人常有的误解，毛这么想本无可厚非。钱三强和钱学森都是大才子，在国家科技体制里位高权重。其中钱三强专门研究原子内部结构，在法国长期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科学家居里夫妇。二钱在当时都有机会对毛解释，“大约40年前，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就发现微观世界的量子化，后来实验也证明了，所以物质小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可能再分割了”。这并不算冒犯领袖，但他们却选择了沉默，因为沉默能保住领袖的面子，保住自己的利益，也没有得罪任何具体的人。但是他们的沉默严重伤害了整个中国的科学发展，他们尸位素餐。这两个人可能都比前面提到的苏联物理学家弗兰格尔更聪明、更有学问，社会地位更高，却完全没有后者那种维护科学原则的勇气。

苏联批判相对论与量子物理的消息，在1950年代初就传到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共高层总体教育程度低，现代科学背景尤其薄弱，懂得这些哲学争论的人很少，所以没有重视。再加上当时中国科学界的骨干大多是民国遗留人物，出身西方教育，知道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的结论经过实验验证，觉得苏联对新科学的批判莫名其妙。那时一般中国人还不太懂苏联式严酷的政治运动，所以发生在苏联的批判在中国没有引起很大波澜。

1960年代初，中苏交恶。毛泽东想与赫鲁晓夫争夺世界共产党国家集团的领导权。赫鲁晓夫逆转斯大林的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西方软化，让毛泽东看到机会，可以把自己树立为马列主义思想的正统，于是开始部署在全国掀起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热潮。这个政治运动当然需要冲进科学界，于是毛采用了他惯常的操作。第一是面授自己的女婿孔令华和自己的文胆陈伯达，让他们按自己不公开的目的保持运动大方向。二是发动廉价的底层群众冲击目标。当时找到一个从中学直接进入党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生罗嘉昌，还有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湖南小镇中学教员周友华，各写了一篇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文章，让他们进入科学院教训科学家们。科学界的头面人物们马上嗅出了这番操作背后的政治用意，纷纷表忠心紧跟毛主席，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于是从科学院到各大专业研究所、再到大学，几乎所有科研机构都卷入，科研活动被严重打乱。那场运动波及的学科包括相对论、量子物理、自动控制理论、化学共振论、摩尔根遗传学、宇宙学，等等。

当时主持科学界的学术领袖包括钱学森、周培源、钱三强、竺可桢、李四光等大名鼎鼎的学者。他们都从小接受严格正统的西方科学教育，青年时期在西方长期逗留：

• 钱学森：美国博士，在美国20年
• 周培源：美国博士，曾师从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留学时间8年以上
• 钱三强：法国博士，师从居里夫妇研究核物理，留学时间12年
• 竺可桢：美国博士，留学时间8年
• 李四光：英国博士，从15岁到38岁长期多次在日本和英国留学，留学时间13年以上

留学时，他们在西方教授的指导下，于西方文化氛围中，都做出过斐然成绩。但是回国后他们都失去了求真的精神，文革期间在权力面前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坚持维护科学。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却阻碍了科学在中国发展。这些人一生浸淫在科学里，为什么骨子里却没有对科学的忠诚呢？因为忠诚于科学的实质是忠诚于真实。真实是科学的根本，却不是科学的内容。它不属于科学，而在科学之外。一个人浸淫在科学里并不代表他忠于真实。那么什么人才忠于真实呢？基督徒。耶稣说，“我是真实（I am the truth）”，所以耶稣的信徒们忠于真实。基督教社会崇尚真实，为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并一直在西方社会里发展得最好。而这些中国大学者们内心还是传统臣民思想，把忠君放在真实之上。学习西方科学、到西方留学和生活等，都没有为他们带来信仰层次的改变，所以无论他们多聪明，读了多少书，有多少学术成绩，在西方生活多少年，当了多大的官，到头来还是君王的奴才，没有捍卫科学必需的勇气。中国的科学就败在这些人手里。

图8，当时中国最高科学殿堂就是这样反对相对论的。他们反对“光速不变原理”的唯一根据是中国高中政治课本里讲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其源头是总结恩格斯的一段话。相比之下，苏联批判西方新科学时，还保持一定的学术水准。比如他们发展自己的替代理论，试图重新解释已发现的实验结果。中国反对西方新科学，基本都是大字报水准。

大概在1987学年，交大特别为优异生开设了一门物理课，内容包括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但是老师在课堂上绝口不谈现代物理背后的哲学问题，却加入大量数学公式与推导。记得课上讲到量子光学里的光栅实验，与双缝实验大同小异，但技术上远更复杂。老师把薛定谔方程式、傅里叶分解等写得满黑板。我下课后试图问老师关于波函数坍缩的问题，自然引到观测的本质。两个老师里年长的一位立刻警觉，不想再多说一句。年轻的先迟疑不决，后来向老的学样，也闭嘴不言。那时文革已过去10年，但还是没人敢讨论“意识决定物质”这样的话题。中国科学家们头脑中深深印着“政治最重要，科学精神算个屁”的信条。他们经常非常聪明，有的也很勤奋，但是对科学没什么坚定信念，所以在那种环境里就变得懦弱无骨。他们避开科学中的关键问题，只依靠一些技巧，比如复杂繁琐的数学，混口饭吃。

B.基督教文化圈

人都是相似的。相对论与量子物理让各个国家、文化、政治制度下的人都感觉难以接受，觉得它们违反了常识、逻辑和人们本已习惯的经典科学观念。不但一般人如此，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也如此，比如毛泽东。不但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基督教文化圈里的人也一样。实际上，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在西方科学界遭遇大规模怀疑。下面讲两个西方科学家怀疑相对论与量子物理的例子。他们都对新科学的诞生有过实质性贡献，却又深深怀疑新科学。第一个是发现光速恒定的美国科学家迈克耳孙，第二个是伟大的爱因斯坦本人。对比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两种意识形态的差别。

a.  迈克耳孙不相信自己的实验结果

图9，物理学家迈克耳孙Albert Michelson（1852－1931），普鲁士犹太人，幼年时移民美国，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短期服役后，在近30岁时，赴西欧继续深造，接触到物理学最前沿，并从此迷上测量光速的问题。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迈克耳孙一生致力于设计最好的实验方法与实验设备。1887年在俄亥俄州，他与莫雷合作，试图用实验证明以太存在，办法是测量不同实验条件下光速的变化。但实验结果却是光速在不同情况下的差别非常小，小于实验误差范围。他们的实验设计精巧，考虑周到，精度极高。世界主流物理学界因为这个实验结果开始相信光速是恒定的。这个结论对物理学后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迈克耳孙因此获得19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是迈克耳孙本人却从没相信过这个结论，并且终生认为自己的实验是个巨大失败。他坚信经典物理学，不能接受相对论，无法想象现在中学生都知道的光波基本性质，包括光可以在真空中传播、光速独立于光源速度等。他认为他那场著名实验没有发现以太是因为精度不够。在后来约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不断改进方法重新实验，希望增加精度后就能发现以太，直到他去世。当然他最终也没如愿以偿。

抖音里有个小段子，在饭店里，男生坐在凌乱的餐桌旁等待女朋友。女朋友赶来后说自己太饿了，端起桌上的饭碗就开始吃。男朋友马上高喊，“那是上一拨人剩下的！”于是女朋友立刻吐出嘴里的饭。这个小段子说明，人关注事情有高低之分。只有当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人才会关注次要的事。女朋友非常饿，头脑里本来关注吃饭，但是听说碗里的饭是别人剩下的，立刻意识到比填饱肚子更重要的问题出现了，于是马上把饭吐出来。

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东西方阵营对待相对论。苏联最重视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苏联人最介意相对论破坏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违反了唯物主义。美国的迈克耳孙也知道相对论破坏了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也觉得极不舒服。但是在他所处的文化与科学环境里，时间和空间绝对与否，不被认为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真实。所以他的努力方向是提高精度再实验，因为实验是科学家获取真实的手段。

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信仰，永远最重要。苏联人信仰唯物主义，按唯物主义的指引探讨新科学。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这样做严重阻碍了科学发展。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信仰真实原则。迈克耳孙反对相对论，依据真实原则靠实验证明自己的观点。即使后来证明他错了，他的行为也没有阻碍科学发展。《圣经》中耶稣说，“我是道路”，就是这个意思。即使人最初错了，如果按耶稣指引的方向努力，也会逐渐找到正确方向，找到真理。

《圣经》中耶稣说，“我是真实”，却没有说“我是逻辑”、或“我是科学”、或“我是常识”、或“我代表物质的客观性”。耶稣之后两千年，人类开始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回头再看耶稣的话，就觉得他说得非常对、非常精准！假如耶稣说，“我代表物质的客观性”，基督徒也会像苏联人那样对待新科学。

b.  爱因斯坦质疑量子物理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是最早利用量子概念解决物理问题的人之一，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当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批年轻物理学家发展出一整套量子理论时，史称“哥本哈根诠释”，爱因斯坦就退缩了，从根本上怀疑这套理论。大概他后半生都没有相信过量子物理。具体讲，哥本哈根诠释认为，粒子在被观测前以代表概率的波函数形式存在，观测让波函数坍缩成经典粒子。爱因斯坦不能接受物质在本质上是随机的，也不能接受“观测”造成粒子从波函数状态变成经典粒子状态。

图10，1930年于荷兰，爱因斯坦和玻尔在一起

关于物质的随机性，经典物理中存在很多随机现象，但是经典物理认为物质本身是确定的，只因为人的无知、或为了人的方便，所以才引入随机概念。量子物理则认为，粒子的所有属性在本质上就是随机的，不可能精准测量或预计。爱因斯坦完全不能接受这点，于是发出科学史上一句著名感叹，“我不相信神靠掷色子来决定宇宙”。

所谓“坍缩”就是，观测前粒子只是概率，观测让它们变成经典粒子。这个观念破坏了机械宇宙观、经典物理、和唯物主义共有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现实独立于人而存在，二是人可以了解现实而不同时破坏现实。在量子物理中，如果人不去观测，粒子只是波函数，在经典意义上不存在，所以破坏了第一条。如果人去观测，波函数就坍塌成经典粒子，也就是说观测造成物质状态改变、人无法观测到不被观测时的粒子状态，破坏了第二条。爱因斯坦又不能接受，于是发出科学史上另一句著名感叹，“我相信在我不看月亮时它也存在”。

爱因斯坦猜想，量子物理理论彻底错了，量子世界与宏观世界并无本质区别，问题出在实验手段不足、或还没有找到正确理论。他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在1935年把这种怀疑变成了可验证的假说，名曰EPR佯谬。在之后的80多年里，围绕EPR佯谬的研究成了理论量子物理的主流。EPR佯谬的核心叫“隐藏变量问题”。爱因斯坦假设，粒子状态在被观测前其实已经确定了，只不过人不知道，所以叫作“隐藏变量”。隐藏变量在被观测时显现，仅此而已。如果EPR佯谬被证实，那么粒子在被观测前本质上并不随机，现实还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人的观测也没有破坏现实。那样的话，哥本哈根诠释就崩溃了。可见，EPR佯谬直击量子物理的核心。

举个类比的例子帮助大家理解EPR佯谬与哥本哈根诠释的区别。设想一个高中生梦想考进交大，高考录取完全依照分数，评分靠计算机，绝对公正。从现在到进交大，这个孩子需要经历高考和收到高考结果邮政快递两个关键时刻。在高考前，不可能知道他是否将被录取，所以他能否成为交大人本质是随机的。高考日所有考生上交考卷后，他是否进交大就确定了，但依然无人知道，直到他打开高考结果快递信封之前。爱因斯坦的EPR佯谬认为，观测就像孩子打开快递信封，之前录取状态本身已经确定了，但还是隐藏变量，它的随机性只是因为人的无知，打开信封的动作并不改变录取状态。哥本哈根量子理论认为，观测就像高考，之前录取状态本质不确定；高考（观测）让录取状态从随机到确定；如果没有高考（观测），录取状态永远不确定。

在验证EPR佯谬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们或发明新理论，或做新实验，成果层出不穷。在理论方面，英国物理学家贝尔John Bell（1928-1990）于1964年提出贝尔不等式，巧妙地设计出一种实验原理，能够区分隐藏变量假说与哥本哈根诠释。1967年，加拿大数学家科亨Kochen和瑞士数学家施佩克尔Specker对贝尔的理论做出补充。之后，实验物理学家们利用他们的原理做出很多实验，主流结果否定爱因斯坦的EPR佯谬。但是每次实验之后，总有科学家指出可能漏洞，直到荷兰年轻物理学家汉森Hanson在2015年完成实验, 被广泛认为堵住了所有可能的重要漏洞。至此，EPR佯谬算是寿终正寝。

c.  多世界诠释

目前主流量子物理理论被称为哥本哈根诠释，由玻尔和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创始。它曾让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极不舒服，今天它依然让新一代物理学家们极不舒服，尽管它已经战胜了很多挑战。学术界近年来出现了很多与哥本哈根诠释竞争的新量子诠释，五花八门，数量众多， 包括多世界诠释、量子信息论、客观坍塌理论、德布罗意-玻姆理论，等等。大概因为哥本哈根诠释让人感到荒唐，所以为竞争对手们设定了很低的门槛。每个新诠释被提出，通常是出自某些特定考虑。但在一般人眼里，新诠释比哥本哈根诠释更荒唐。我简单介绍它们，为了提醒读者，科学从来只是还未被证伪的假说，量子物理也如此。

图11. 多世界诠释示意图。时空“分叉”成多世界，分叉后的不同世界永不再相交。

目前，多世界诠释是最时髦的新诠释，最初由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生艾弗雷特Hugh Everett（1930-1982）在1957年提出。他认为所有量子作用，包括观测，都让世界“分叉”成多个平行世界，比如每个人也“分叉”成多个版本进入每个平行世界，这样的过程每秒钟发生十亿、百亿次。有人估算目前存在的平行世界总数是10的500次方或更多。我们感觉不到其他世界，因为在任一时刻人只能在一个世界，永远无法接触其他世界。多么荒唐的理论！

多世界诠释的鼓吹者对传统哥本哈根诠释的批评是，后者把世界一分为二，观测前是量子世界，遵循薛定谔方程；之后是经典世界，薛定谔方程失效。多世界诠释的鼓吹者并没有找到哥本哈根诠释的任何错误，只是不喜欢它对世界的断裂式描述。多世界诠释的根本观念是，薛定谔方程是描述世界的唯一规律，永远有效。为了保证这一点，它必须引入平行世界的概念。

多世界诠释还在发展中，理论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我觉得它游离于科学的边缘。科学必须真实，所以科学理论都应该有可验证性。在多世界诠释里，人只可能处于一个世界里，永远无法接触其他平行世界。目前看不出怎么设计实验来验证这套理论，所以我怀疑它是否还算科学假说。

C.讨论：权威与科学

在中国、苏联和西方，新科学都惊动了关于科学问题的最高权威，最高权威都利用体制给予的最有力方式反对新科学。在中国，关于任何问题的最高权威都是领袖。这被认为是“全国一盘棋”的体制优势。领袖发出最高指示，科学家们“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然科学基本理论”。在苏联，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联共（布）中央决议称，在科学界“对反马克思主义者（新科学的支持者）进行无情批判”。西方科学界是统一的，爱因斯坦就是西方物理界最高权威。他长期、明确质疑量子物理的根基，并给出自己强有力的竞争假说。在三地，新科学都在权威的反对下度过很多年，但结果却很不一样。在中苏，权威的压制耽误了科学的发展。在西方，量子物理界花了80年，艰难地回答爱因斯坦在1935年提出的问题，但这个过程强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很多国人会认为这是不同政治制度造成的结果，其实不然。比如在新科学发展最活跃的20世纪初期，关键人物如爱因斯坦、玻尔等在荷兰与比利时，当时是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普朗克、波恩、海森堡等在德国，经历君主制、民主制和纳粹。发现宇宙扩张的哈勃、测量光速的迈克耳孙、著名量子理论家费曼、多世界诠释的发明者艾弗雷特等在民主制的美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非常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基督教文化。在这个文化下，如果荷兰国王、美国总统、甚至希特勒发表对科学内容的意见，科学家们会礼貌地倾听和答复，但对于西方科学家们来说，政治家的意见远不如爱因斯坦的意见重要。总之，基督教文化滋养了现代科学，并一直为科学成长提供最好的土壤。

六 再看基督教

A.为什么《圣经》不符合逻辑

有些非基督徒朋友问我，“为什么《圣经》中那么多奇迹故事，什么死人复活、瞎子突然看得见、水变成酒等？这些故事违反逻辑和常识、不讲科学，让我觉得好笑”。对于那些奇迹故事的具体情节，我并没有特别心得，只觉得那些故事表明耶稣是神，可以做想做的一切，并且爱人。但是从哺育科学的角度看《圣经》，我有自己的理解。我曾问自己，假如《圣经》不含任何奇迹，完全遵照逻辑和常识的原则写作，会有什么后果？《圣经》是世界上所有基督徒信仰的依据。两千多年来，数十亿百亿的基督徒潜心研究它。如果《圣经》遵照逻辑和常识的原则，基督徒们终将发现，并会把它用于现实中。那么在耶稣死后大约1900年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提出相对论或量子理论，基督徒就会基于这个原则群起反对它们，就像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那样。所以《圣经》中的奇迹故事至少提醒基督徒，真实与真理有时不符合逻辑与常识。基督徒从《圣经》中学到这点，所以比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好地接纳了新科学。

B.《圣经》自相矛盾

有一件证据表明，《圣经》故意保留其内部的自相矛盾，并且把它放在抢眼的地方，让信徒们无法躲避。《圣经》全书第一篇《创世纪》的前两章讲了两遍神创造宇宙的过程，而且两个版本存在明显矛盾。比如在第一章里，神先造动物后造人，但在第二章里，这个次序颠倒过来。在第一章里，神造了男女多人，但在第二章里，神只造了一个男人亚当，然后取亚当的肋骨造女人夏娃。不难想象，不论现在还是古代，都会有人觉得其中一个是假的，然后希望把它从《圣经》中剔除。但是《圣经》故意把第一个版本的结尾部分放到第二章的开头，让人很难把两个版本拆开。我的心得是，《圣经》要告诉人，真理有时看似自相矛盾。牛顿物理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就互相矛盾，相对论与量子物理也互相矛盾。这些矛盾并不代表相对论和量子物理错了，也不代表至少其中一个错了，而只代表它们还不是绝对真理，人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探索。

有些基督徒朋友完全按字面理解《圣经》。《创世纪》里故意保留自相矛盾，让完全按字面理解变得不可能。《圣经》的作者以这种方式告诉后人，不应该那样理解《圣经》，必须体会文字背后的精神。基督教早期著名圣徒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忏悔录》的作者，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从小饱读古希腊学术经典，32岁时皈依基督教。他刚开始读《圣经》时，惊讶于其语言的粗浅，觉得远比不上希腊经典的精致与严谨。他不知该如何理解里面的很多段落，自觉还不得要领，于是去罗马见好友圣盎博罗削Ambrose（340-397）。后者是著名的基督教教士和学者，告诉年轻的奥古斯丁，你要把《圣经》里的故事当作寓言看。奥古斯丁这才茅塞顿开。

C.基督教神秘主义

著名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出生后不久因病变得又聋又哑又盲，几乎无法与外界交流。她回忆小时候怎样认识第一个字water。她的家庭教师安妮·苏莉文小姐让她把一只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水不断冲刷，同时在她另一只手心里反复写water。这样做很长时间、重复很多次后，终于有一次小海伦突然领会了老师的意思，在她一只手里写的就代表她另一只手感到的。在自传中她回忆道，“突然之间，我模糊地感觉到，好像某种久违的意识又回来了。在那一刻我悟到了语言的神奇本质”。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小海伦经历的事，就是第一次把抽象的语言与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只不过一般人的第一次发生得早，以至于自己都忘了。但是这个经历至关重要，它是人所有语言的开始，也是人与人交流的基础。

很多朋友向我抱怨，既然基督教那么好，孕育了理性与科学，为什么《圣经》用那么多寓言、类比、拟人、暗喻等模糊表达方式、而不采用精准的理性方式呢？简单的回答是，因为神是理性的基础，所以神在理性之外。具体一点讲，逻辑、科学等理性方式非常适合研究客观世界，因为研究的对象实在，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神不存在于客观世界里，每个人只能在自己心里遇到神。信神的人要与心里没有神的人交流有关神的事，有个根本困难，类似于苏莉文小姐要告诉既失明又失聪的小海伦water是什么。神是人看不见摸不着的，心里没有神的人不知道神是什么，信神的人用理性对他解释神就缺乏基础，就失去效力，所以必须另辟蹊径，就像苏莉文小姐那样使出浑身解数，每个办法都可能带来突破，但没有一样能保证成功。《圣经》大量借助类比、拟人、寓言、暗喻、靠感情打动等手段，也是同样道理。基督教中理性之外的成分，被统称为神秘主义Christian mysticism。

基督教里既有理性主义、也有神秘主义，二者相辅相成。中世纪时，大名鼎鼎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引领理性主义崛起。他有一个忘年交的年轻同事，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1260-1328）不久后也中兴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埃克哈特强调人要在精神上与神合二为一。他布道时通常用第一人称，真情实意，感人肺腑，让他声名远扬。他的布道词被印成书，广泛流传，直到今天。他的名言现在还常被人传颂，比如：

• 正是在黑暗中人才看到光明，所以在哀伤时，其实我们离光明最近。
• 痛苦来自于对当下的不满：不能心平气和的接受当下，便是制造痛苦的根源。
• 毛毛虫眼里的末日，我们称它为蝴蝶。

其实在中国人看来，基督教神秘主义一点都不神秘。西欧继承了古希腊文明，有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理性思想是主流，其他思想都被标识为神秘主义。而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的理性或逻辑概念。如果按同样标准，佛道儒经典几乎都算神秘主义。比如道家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佛教的“一花一世界，一佛一如来”。儒家就更多了。下面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都不能算理性：

•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靠明快语言打动人
•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靠语言整齐打动人
•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夸张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类比

七 总结

童年时一个人躲在无人的树丛中闭目遐想，或成年后不喜欢上班，早晨醒来不愿意张开眼睛。人在这类时候很容易理解，这个世界分成两块，眼皮里边一块、眼皮外面一块。眼皮里边是自己的，眼皮外面是公共的。科学是关于眼皮外面那部分的，对于眼皮里边的部分没什么作用。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在眼皮里边，这里才让人觉得自己的存在，才是真我。眼皮外边的世界纷繁热闹，但与真我总有隔膜。即使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亲生孩子，也会与真我有距离，就更不用说其他人、其他事了。灵魂住在眼皮里边。这里有安宁，也有孤独。孤独促使人寻找。人若在眼皮里面的世界里认真寻找，就能找到了神。

A.科学不能做信仰

信仰是实在的。人平时学习领会，到关键时刻从信仰寻求依靠，但科学无法给人这样的依靠。以前文讲到的钱三强为例，伟大领袖问他基本粒子是否无限可分时，他面对的选择是，照实讲可能让龙颜不快、自己倒霉；如果不吱声，不伤害任何具体的人，但将伤害中国理论物理的发展。这时他的所有科学知识都不会为他提供答案，因为“坚守真实”的原则，不是科学的内容。它在科学之外，来自基督教，却是科学的基础。如果钱三强信耶稣，他可以信靠耶稣的教诲，在领袖面前说实话，保护中国的科学。可见，科学不能做信仰，耶稣才是信仰。

信仰需要坚若磐石，但科学本性善变。今天的科学，明天就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绝对时空概念曾被认为是科学的，但在麦克斯韦尔电磁学诞生后被证伪。麦克斯韦尔电磁学又在原子的行星模型确立后被证伪。本文没有涉及，波尔的原子量子化模型后来也被证伪。科学在不断被推翻，所以科学不能成为人的信仰。

另外，相对论说，时空扭曲、变形。量子物理说，如果人不看粒子，粒子就不存在；如果人观测，粒子就会无中生有地出现，等等。这些科学理论比《圣经》里的奇迹故事更离奇、更违反逻辑与常识。其实基督徒几千年来一直懂，真理有时就是违反逻辑和常识的。真实最重要，科学、逻辑和常识都没那么可靠。

科学远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强大。一百五十年前，人类只知道牛顿物理和电磁学，却以为自己就要理解整个宇宙了。现在科学比那时进步多了，发现宇宙中71%的能量我们完全不懂，于是叫它“暗能量”。还有大约24%是“暗物质”，科学家们把宇宙中无法解释的引力都归咎于暗物质，但其实没找到它，对它也一无所知。宇宙中只有4.6%的物质以我们相对熟悉的原子状态存在，但其中很大部分是我们知之甚少的宇宙尘埃。算下来，科学能研究的物质，包括天空中能看到的、或未来可能观测到的所有星辰，加在一起也只是宇宙的很小一部分。科学这么无力，内部还存在那么多自相矛盾，比如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间互不兼容。了解科学的全貌后，人怎么还可能信仰它？科学的本质是工具，不是信仰。

图12，宇宙构成。简单讲，暗能量就是科学无法解释的能量，暗物质就是科学家找不到的物质。

B.改革开放一代青年思想肤浅

每个人应该认真推敲自己的信仰，可惜的是，太多人没有。我们年轻时的1980年代是过去70多年里最自由、最开放的年代。但是总体讲我们这代人没有很好地利用机会，信仰并没有获得大发展。比我们更早的文革那代人狂热追求错误的信仰，让国家走入浩劫。文革之后，高层为了政治便利，躲避彻底反思，口号是“不争论”。在1980年代，我们本应看清上一代信仰的错误，寻找正确的信仰，然后奋力追求。但是我们没有，而是在“不争论”的大大环境下得出错误总结，认为热心追求信仰就是错，不思考、吃喝享乐才是聪明。记得在交大时，圣诞节要去教堂做礼拜，到了教堂却进不去，门口被年轻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连教堂墙外的树上都是人。但是这些围观教堂的人中，绝大多数为了新奇、接触外国人等，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基督教义。

目前中国又面临大方向的抉择，继续留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里，还是重回毛泽东时代那种以西方为敌的状态。新一代青年不得不思考有关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信仰等问题。我们本应该为他们提供思想借鉴，或至少每个人为自己的孩子做榜样。但是当他们看我们时，却发现找不到成型的思想。比如我们曾叫嚷民主自由，但过去几十年里少人坚持，所以理解不深。其实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被灌输的马克思唯物主义里。殊不知唯物主义者比例这么高，最适合的制度就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如果在唯物主义之上，还参杂中国传统的忠君等观念，那么最适合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制度，或数字时代的毛式制度2.0。青年一代在我们身上找不到值得借鉴的心灵支柱，只能跳过我们这代人，转而向文革那代学习。文革追求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惨痛地失败了，但他们至少知道自己信仰什么。他们认真过，试尝过实践自己的主张。在三聚氰胺奶粉与空中画饼之间，饥饿的人会选择前者。

C.基督教让西欧特殊

马云成立了湖畔大学，立刻有人联想到明朝的东林党，预感他可能对政权产生威胁，于是他就被灭掉了。当权者从来对威胁自己权力的人和事非常敏感。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一样。在中世纪，基督教会全面主导社会和人的思想，是西欧的权力核心。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科学诞生，西欧上下马上感到其对基督教和教会的威胁。培根和笛卡尔都生活在那个时代。培根的经验主义，就是从哲学高度告诉人，“我仔细研究了科学的本质，发现它从头到尾只需要事实和归纳逻辑，真的不需要神或教会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接着说，“培根你说得有点偏激。我看科学既需要事实，也需要神给予人的理性。所以科学里还有神的作用，但确实没教会什么事”。当时教皇和身边高级教士群体都是饱学之士，非常重视新兴的科学，经常直接介入具体问题的处理，详见拙文《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1】。虽然教廷内部有反覆，但经过深入斟酌后还是决定放行科学，推动它发展，没有像中国历代掌权者那样，绝不放过把威胁消灭在摇篮里的机会。

从文艺复兴至今，西方社会里不断生出新思想，挑战基督教与基督教会的权威。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政教分离思潮、欧洲大陆上反对教会的民主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反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尼采的“上帝已死”，等等。总体讲，基督教会一直用平等讨论的方式对应，而不是借助暴力或政治打压，即使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即使对方真的侵害了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这种克制对待挑战者的方式独一无二，让世界其他文化圈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从公元9世纪到现在一直实行艾什尔里主义Ash’arism，坚决维护《可兰经》与教士系统的权威，认为神意是所有事情的原因，包括下雨，对违反者严惩不贷。这种死板直接导致科学在伊斯兰世界衰落。晚清面对亡国危险也坚持旧体统，只接受“中体西用”，不愿全面西化，阻碍了科学与民主进入国门。进入现代之后也一样，上面讲到，以忠于科学为口号的苏共和中共严厉打压新科学。全世界中学生都从基督教会自我批评的文献中得知，教会也曾迫害过科学家。但是总体讲，西欧基督教对科学和新思想最宽容，其他信仰体系不能望其项背。

西欧社会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根本原因就是基督教义。基督教崇尚真实、相对看低利益与权力。现代科学诞生时，罗马教廷总体坚持了教义，表现出伟大远见，宁可自己权力和利益受损。之后的西欧领袖和大众也大致恪守了当年的决议。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影响，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人类总是自然向前发展的，因此科学总会出现并不断进步。其实不然。至少在过去千年里，在基督教文化侵入之前，科学水平在伊斯兰世界、东亚儒学社会、印度、美洲印第安人社会、黑非洲等地，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只有在西欧基督教社会，现在科学才得以诞生，才得到大发展。现代科学实际是基督教文化土壤上的“特产”。

D.马克思主义哲学错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大支柱，一是唯物主义，二是辩证法。其辩证法主要被应用在理解人类历史上。本文介绍具体证据表明，相对论否定了时空客观性，量子物理否定了粒子的客观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础，物质的客观性，因此被新科学否定。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但是黑格尔认为历史的源动力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就是神在哲学里的代名词。而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里，阶级斗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避免。这个结论是基于马克思把人假设成没有灵魂的动物，崇尚阶级利益，为了阶级利益不择手段，比如可以杀人。但人不同于动物，人有灵魂。确实有些人漠视良心，选择为利益不择手段。但人可以选择像耶稣那样崇尚爱，追去人爱人，把爱看得高过利益。

在基督教文化圈里，利益诉求不同的人之间，包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可以互相合作，经过协商达成妥协，从而和平共存，共同富裕，避免或抑制了阶级斗争，和任何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比如500年前，教会手握重拳，却没有扼杀挑战自己权威的新兴科学。再比如现在西方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有，在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即使力量差距悬殊，也没有恃强欺弱的战争，比如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也经不起推敲。

E.还有两三句话

最后，本文的目的不是利用科学证明神的存在。科学永远不可能证明神的存在，因为科学的对象是客观世界，而神不在这个客观世界里。本文要说的是，很多同学试图用科学证明神不存在，那是荒谬的，是没看清科学的本质和现状。虽然科学不可能证明神的存在，但是很多科学发现与神的存在相一致。

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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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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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pisode 42: The Lorentz Transformation – The Mechanical Universe, https://youtu.be/feBT0Anpg4A
10. The New Atlantis, Hillel Ofek, winter 2011, Why the Arabic World Turned Away from Science, On the lost Golden Age and the rejection of reason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why-the-arabic-world-turned-away-from-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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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与讨论

https://www.haiwai.com/blog/p/1901069

https://blog.creaders.net/u/13147/202112/420587.html

http://luo-yuanzhi.hxwk.org/2021/12/04/sci_marx_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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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到底是什么

青春是什么？
就是胸膛里的火焰啊。
少女又是什么？
就是她外表的冰冷、我内心的炙热。
人际纷扰，浊世浮沉。

玫瑰花开，
然后凋零。
青春也是这样，
那最美丽的少女也是这样。

总有一段时光，你遇到了最甜美的笑容，
它霸占你的心灵，
那就是爱情降临。

有些人只盼望快结婚，
另一些人艳羡放浪恣情，
而我总想闪躲，
其实，爱神掌管所有人。

青春的脚步快活，就像伴着欢歌，
但是时光荏苒，岁月催人。
甜过蜂蜜，苦若黄连，
爱情这件事，它从不平庸乏味。
甜过蜂蜜，苦若黄连，
爱神丘比特，他掌管我们所有人。

What is a Youth By Nino Rota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a maid?
Ice and desire
The world wags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oes a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maid

Comes a time when one sweet smile
Has its season for a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ma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the very best parry
Cupid he rules us all

Caper the caper;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task and it never will pall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he rules u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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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几十年里，沈从文，连同钱钟书和张爱玲等，声名鹊起，成了被恢复名誉的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也逐渐变成主流，炙手可热。其间传出，如果沈从文活得久些，本可以凭借《边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我也买了一本《边城》，并且找到根据它改编的两部老电影。其一是1953年版的香港电影《翠翠》，其二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在1984年拍摄的《边城》。生活经历增长了，我再读小说或看电影，想法自然多了，但是我的总体评价还类似。《边城》是一本散文式小说，语言轻快，场景宛如世外桃源，让人读起来很顺，但是故事情节单薄，思想浅白，并存在深层矛盾，经不起推敲。总之，它不是一本糟糕的小说，但远算不上文学杰作。

图1. 《边城》主角翠翠的三个艺术形象。左图是《边城》小说插图，画家根据原著文字想象出来，编绘者是李晨。中图是1953年香港版电影《翠翠》中的翠翠，由著名影星林黛饰演。林黛当时大约18岁。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右图是1984年大陆电影《边城》中的翠翠，演员是戴呐。

最近两年，我曾两次与朋友谈起《边城》。一次是2019年在新加坡，老同学谈起当年在校时几位熟人热烈推崇《边城》，其中一位还因为这本小说结识了后来的太太，传为佳话。另一次是2020年初，老友访问我家，也谈起他曾多么仰慕沈从文和《边城》。于是我有了兴趣，又把小说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然后参考两个版本的电影，就有了如下感想，与大家分享。

一．推敲《边城》

《边城》的故事很简单。民国初年，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湘西小城，女主角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靠看管渡船为生。爷爷老了，操心翠翠的婚事。一家两位少爷都喜欢她，同时追求。翠翠内心喜欢二少爷却不表态，爷爷追问也不说，二少爷找她她就躲，让所有人都蒙在鼓里，于是兄弟之间展开竞争。不久后大少爷自觉落败，郁郁远行，死在途中。这时大家才知道翠翠中意二少爷。但是二少爷觉得翠翠一家间接害死了哥哥，变得冷淡，也外出做生意，离开了伤心地。爷爷为翠翠的未来心急，在雨夜死去。翠翠在这场热闹后变得孤苦伶仃。故事结尾，她渺茫地等待二少爷归来。

小说的核心是翠翠的爱情。我的第一印象是，翠翠的想法和言行都莫名其妙。她爱二少爷吗？如果爱，她为什么从来不表达？为什么对二少爷那么漠不关心？比如明知二少爷喜欢自己，二少爷来码头找她，她却“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第十八章）。明知大少爷淹死了，二少爷悲痛欲绝，翠翠却毫不在意，“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她从这分稳秘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 （第十八章）。

爱情有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朝思暮想对方，强烈希望与之结成一体、永远相伴，把对方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或至少与自己一样重要，为对方的欢喜而欢喜、为对方的悲伤而悲伤，等等。但是翠翠几乎没有这些特征。如果小说想表达翠翠爱二少爷，它失败了。

也可能翠翠不爱二少爷。翠翠年纪小，只有13、14岁，可能心智还不成熟。她对二少爷可能只是朦胧的好感，还没有发展到爱情的程度。其实13、14岁的孩子也可能有爱情，并且因为没有被世俗污染，他们经常比成年人更纯洁，更敢于为爱人牺牲自己，不会像翠翠那样，明知爱人喜欢自己还故意躲避，明知爱人悲哀还不放在心上。

但是，如果翠翠没有爱上二少爷，或者即使心里有爱意，但因为懦弱或愚昧，没有奋力争取过，那么她没有与二少爷结缘就很正常。就像没有期望去西藏的人最后没去西藏、心里想发财却从没有勤奋过的人最后没有发财一样，一个没有爱情、或没有为爱努力过的人，最后没有得到爱情，是天经地义的，并不感动或吸引人，又何必费力把它写成故事、浪费读者时间呢？

小说的结尾

《边城》的结尾设计，隐含着作者希望读者怎样理解整篇故事。爷爷死后，爷爷的好友陪伴翠翠，为她讲解各种事理。二少爷得不到她的回应，只好负气离去；少爷家因大儿子的死而怪罪翠翠一家；爷爷因少爷家责难、翠翠婚事不顺，抑郁而死；等等。“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第二十一章）。之后，少爷的父亲知道翠翠孤苦，请她搬到家里住。翠翠觉得名分未定，住到人家里不妥，所以拒绝。于是翠翠每日独自掌管渡船，“辫子上扎了白线…心里酸酸的”（第二十一章）。

爷爷的朋友解释后，翠翠明白了什么？作者没有明说。最合理的解读是翠翠明白了爷爷对自己的关心，也可能理解了二少爷一家为什么疏远自己。但是她不太可能因为爷爷朋友的一席话，从不爱二少爷一下子变得爱他。那么，为什么二少爷原来主动追求、翠翠不理睬他，现在却突然要日夜等待他归来呢？难道只因为爷爷死了，自己没了依靠，于是想依靠二少爷吗？不爱人家、或感情含糊，却为了生计要嫁给人家，是一种自私。现实中很多女人这样做，旁人无需指责，但其中没有什么美好，并不感动人。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二少爷）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一直被书评人津津乐道，很多人因此设想两人未来的重逢与幸福。除非在等待期间翠翠有根本转变，否则二少爷回来与她结婚，而她却不爱、或不怎么爱二少爷，那才真是一场悲剧。二少爷有情有义、健康英俊、又踏实能干，值得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为什么要娶内心模棱两可的翠翠？翠翠不爱二少爷，或没准备好与他一条心、同甘共苦，又何必要专心等他归来？翠翠应该寻求自己真正的爱情。

很多读者感叹翠翠没有得到爱情，是因为到处不凑巧。“边城中的人们都那么善良、纯真，为什么翠翠的爱情会以悲剧结束？”网上多人如此评论。其实翠翠得不到爱情，不是凑巧，是应该的，因为她没有爱情，或者没有勇敢追求爱情。如果女生不爱男生，不理睬男生是正常。但是如果女生爱男生，男生表白她却无故躲避、看到男生痛不欲生她却毫无同情，这样的女生冷酷无情、愚昧可厌，不能算善良、纯真，甚至不算好人。

基于《边城》的电影

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在1953年首次将《边城》搬上银幕，由著名导演李翰祥做实际编导，电影取名《翠翠》。那时沈从文远没有现在的文坛地位，李翰祥自然看出原著里的荒谬，于是做了大幅度改动。改编的大原则是做实翠翠与二少爷之间的恋情，细节包括把翠翠的年纪提高到16、17岁，从小说里的未成年小孩变成怀春少女；加入二人私下约会、两情相悦等重要环节；爷爷不再像小说里那么完美，变得有点老糊涂，不知道翠翠的恋情；又把翠翠没有明确拒绝大少爷提亲，说成是翠翠听说二少爷接受了带陪嫁的员外女儿，误会后报复，等等。电影情节比小说实在可信，但是可能因为制作成本限制，少了原著中的很多湘西特色。

北京电影制片厂在1984年拍摄了电影《边城》，由凌子风导演。这版电影忠于原著，制作精良，但也因此继承了小说的不足。它画面漂亮，情节缓慢，所有角色都显得单薄，尤其是主角翠翠。观众感觉她只是个小女孩，很难想象她内心会有爱情的风暴，更难与她有深层共鸣。配角们模式化明显，比如爷爷就过份完美。在1980年代初，大陆人正从“爱情具有阶级性”的观念中苏醒过来，却发现社会已经集体性遗忘了浪漫爱情是什么样子，所以从编导到演员到观众都在重新学习，都希望从1949年之前的文艺作品中找到没有革命精神参杂的纯爱情例子，而《边城》就是被选中的一个。当时的人带着崇拜的心态看待这些“教材”，还没有能力发现其中的缺陷，自然就不想改编它们。这部电影里的爱情故事，即使有各种不足，也好过大多数同时期的其它大陆电影，比如《庐山恋》、《小花》、《女大学生宿舍》、《小街》等。

二．沈从文爱情观的扭曲

翠翠在“爱情”里的别扭、以及小说小题大作地歌颂一份还算不上爱情的“爱情”，都反映出作者对爱情的曲解。要深入理解《边城》，就需要探讨沈从文的爱情观。这方面的原始资料很多。现在竟然有一门学问叫“沈从文研究”，详细追踪他的所有男女关系。沈出生在晚清一个湘西军人家庭。历史上湘西匪患严重，兵匪一家，所以他的出身不算好。他15岁小学毕业，参军做底层书记官，期间迷恋过一名马姓女生，却被女生弟弟利用，骗去巨款。他20岁退伍去北京打拼，生活压力巨大。因为文笔很好，他开始写小说，结识文人朋友。有传闻他当时与丁玲、胡也频三人“大被而眠”，不过知情人觉得那更可能是众人误解。丁玲名声在外，男女关系混乱，所以大家怀疑她与身边每一个异性朋友都有性关系。这期间沈写过一系列情色作品，但是熟悉他的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断言，在遇到后来的太太之前，他对两性关系“幻想多于亲历”。他26岁时经徐志摩介绍来到上海吴淞，进入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中学）教书。不久后开始追求自己的学生、富家小姐张兆和。经过5年艰难的恋爱，二人终于在1933年结婚，在1934年生子。《边城》就写于1933到34年间，当时沈从文只有31、32岁，还是个年轻人。

沈从文的“恋爱”完全是单方面的苦恋。张兆和觉得他是“乡下人”、学历低，多年里坚决不理睬他。沈的追求方式变得越来越极端，张于是向校长胡适报告老师纠缠自己。胡为沈辩解，“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则反呛，“我也顽固地不爱他！”沈从文特别会写情书，极尽美丽辞藻，其中著名的佳句包括，“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更爱你的肉体”、“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这段充满挫折、自卑、甚至自虐的恋情，是沈从文在《边城》出版之前唯一实在的恋爱经历。

结婚后不久，沈与张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原因是在张怀孕、生子、和哺育幼儿期间，沈从文出轨张青子，婚外情持续8年，直接造成张兆和从内心深处鄙视沈从文。这种鄙视持续了两夫妻的一生。后来婚外情人张青子与他人结婚， 沈从文又传出与小姨子张充和关系暧昧，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外人过度解读。重要的是，沈从文不觉得自己出轨是错误。他曾公开说：“我这种感觉（对情人）同我对妻子的爱没冲突啊”、“当我爱慕与关心某个女性时，我就这样做了。我可以爱这么多的人与事，我就是这样的人”。他曾对朋友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对她们）不能说真话”。

图2. 沈从文与张兆和在最美好的年华。他们婚后聚少离多。知道沈出轨后，张坚决要分居。沈从文曾在1948年自杀未遂。在1949年后，沈被批判，患上抑郁症，张兆和从没有看望过他一次。沈于1988年去世，临终前对张兆和的遗言是，“我对不起你”。在被沈从文追求期间，张兆和曾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回悱恻赞美着的爱！”女人的悲哀就是，如果没有一个男人真心爱她，她再努力也很难得到美好的爱情。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各种手段都非常夸张，但张却没有从中体会到真切的爱。

沈从文在婚前与婚后行为迥异、对恋人与对好友说的话互相矛盾，都代表他对爱情理解混乱，并且缺乏基本的诚实。他曾热衷于写作色情小说，长期被公认为“鸳鸯蝴蝶派”低俗文人。他的爱情思想被原始的情欲主导。他爱情方法论的根本就是底层社会流行的“骗”，却在北京、上海等相对文明、女性见识较多、地位较高的社会里行不通。他既伤害了妻子，也伤害了自己，甚至还伤害了婚外情人。沈从文在舞文弄字方面有天赋，那是他的专业，我们因此尊重他。但是他对爱情的理解甚至不如城市中的平均水平，并不比现在一个 “北漂”或“沪漂”工程师更高明。很多人误以为大文豪肯定在爱情方面有奇才，其实靠文字吃饭的人，并不会自动获得对爱情的真知灼见。沈不是什么超级情人，也没有很多女人拜倒在他的“才华”之下。他得到太太张兆和与情人张青子，说到底都是靠连蒙带骗、死皮赖脸。两个女人后来都看透了他，也都对他深深地失望。这本是件很简单明显的事，可是那些研究沈从文的专家们，还有众多附庸风雅的粉丝们，却看不懂，极力为他粉饰，让我唏嘘。

本文的重点不是沈从文的道德缺憾，而是他在《边城》中表现出的思想深度。不诚实的聪明人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到头来自己骗了自己。他们经常因不诚实而在具体事务上得利，却也因此看不到人生与社会的大义。因为要看清大义，就需要人不懈追求真实。不诚实的人没有这种对真实的强烈向往，所以思想滞于肤浅。沈从文依据“不能说真话”的原则行走于女人之间，哪来内心动力深究爱情的真谛？他没有把爱情想明白，他写的爱情故事就浅薄，就会自相矛盾。比如书中对翠翠爱情心理的描写，总让我觉得是一个没看懂爱情的男青年对穷人家女孩的臆度。他把由于缺乏经验、缺乏资源，爱情中的小女孩经常表现出的不知所措，错误地理解为女孩内心糊涂、感情温吞。其实少男少女的初恋最真挚，感情最热烈。如果爱情真的降临，他们不会像翠翠那样，明知心上人痛苦，自己却漠不关心。伟大的爱情小说光有娴熟华丽的语句还远远不够，对爱情和对世界的真知灼见才是灵魂。《边城》恰恰没有这样的灵魂。

三．一位女中学生的读后感

在很多年里，我都不好意思与人谈论《边城》，因为我知道文学界对它赞誉有加，却看不出它伟大在哪儿。我怀疑自己的理解，直到无意间读到网上一位女中学生的评论。

提问：“为什么我觉得《边城》不好看甚至没劲？是我太low还是单纯的个人喜好而已？”

小花甲是我的呀：“正常正常，俺看着也没劲。哦，是全班都看着小说没劲，逼老师放的电影。… 翠翠很矜持 但是我们班女生一致认为她挺绿茶的，比如傩送二老（二少爷）让她和爷爷去高楼看他赢得比赛（二老想在翠翠面前秀一番），然后爷爷问她：‘你愿意去吗？’她说：‘我不愿意 但是我愿意陪你一起去。’这就很……哈哈哈当时全班都不约而同的来了句：‘哎呦~’还有，二老在白塔对面山上给她唱歌，她在后头爷爷给她讲个笑话里得知是二佬唱的，问她愿不愿和走马路的在一起（看过书的都知道马路车路吧），然后翠翠就说：‘你真讨厌。’她又不拒绝也不答应，简直搞我们观众的心态，都知道人家有可能给你唱情歌了，你还不暗示暗示你爷爷你不喜欢大佬啊？当时班上人都在闹她，说要气炸了，没见过这么吊人家胃口的。我们语文老师说：‘真要双方主动说了，还叫边城？那叫京城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语文老师倒挺逗的…”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132121/answer/1357246931

我顿觉自己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成年人听到孩子喊“他没穿衣服”一般。这些真实、活泼的女中学生一眼就看出翠翠角色设计的虚假，以及整个故事的无聊。纯洁、勇敢的爱情才吸引人。心怀这样的爱情、却因外部原因而不得，才是感动人的爱情悲剧。像翠翠那样因为没有爱情、或爱情不强烈、或搞不清自己爱不爱，所以没有得到爱情，属于理所当然，正常人也许会可怜她，觉得她应该汲取教训、下次改正，但不会被她吸引，也不会被这样的故事感动。连十几岁中学生们都懂的道理，那些吹捧《边城》的文学家们却不懂。

老师的反应则画龙点睛，表面诙谐，实质上告诉学生们，“你们不能那么说那么想，那样的话我和你们都过不了关”。在原版《皇帝的新衣》里，小孩子说“他没穿衣服”，于是大人们惊讶，然后羞愧，逼得皇帝狼狈逃跑，众人再把诚实的孩子捧成英雄。在每天上演的现实版《皇帝的新衣》里，如果有孩子说，“他没穿衣服！”大人们就会说，“皇帝的衣服只是好孩子看得见。如果你看不见，就考试不及格、不能升学、不能当公务员、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于是在每个学校、每个家庭里，大人们都指点孩子怎样看见皇帝的新衣，然后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出感叹，“嗷，真是华丽呀！”

读了“小花甲是我的呀”的评论后，我对孩子们的想法有了兴趣，于是搜索网络，找到大量中学生《边城》读后感范文，下面是其中一些典型的句子，“《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从图书馆借来《边乡》，几近是一口气将它读完。掩卷闭目，已经是深夜时分，一股莫明的悲伤浓浓的袭来”、“作者沈从文对这种安静祥和的农村生活有着很深的感情以及对此的怀念。在《边城》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象”、“一直听说过《边城》的大名，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都没有看过。这一次在语文课本上与《边城》结缘，感触颇深”，等等。我豁然感到，这就是孩子们在接受老师、家长和社会调教后，对皇帝新衣发出的啧啧赞美之声。

四．文学界追捧《边城》

中学生们对《边城》的赞扬，与中文文学界对它的吹捧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比如研究沈从文的专家刘洪涛认为，“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 、“《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亚洲周刊》于1999年6月邀请一批中文文学界头面人物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边城》位居第二，仅次于鲁迅的《呐喊》。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诺贝尔文学奖）”。

文坛本应该追求独立与创新的思想，但中国的文学界早已彻底失去独立精神，所有流派都趋炎附势，为权力和利益服务，只是服务的具体对象不同。毛泽东时代，作家中郭沫若、丁玲那批人得势，钱钟书、沈从文等也试图巴结权力，但是不被接受。文人都拍马屁的时候，拍马屁就要排队等名额。钱和沈都害怕文字惹祸上身，都主动放弃文学创作，并自我改造思想，要求入党等。邓小平掌权后，原来那批紧跟毛的文人被新当权派抛弃，于是文学界出现高层真空，钱和沈因祸得福。比如历史上沈从文与郭沫若、沈从文与丁玲都有矛盾，三人各有各的问题。在毛时代，几乎所有文人都与郭、丁站在一起批判沈从文，骂他是颓废的色情文人。毛死后，文人们又一边倒地站在沈从文一边，骂郭沫若无耻，骂丁玲男女关系不检点。

中国文学界供养了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各级宣传部门、作协、影视编剧、各大学的中文系、中小学里的语文老师等。这个庞大的行业客观上需要文学名人支撑门面，而旧门面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继续使用了，于是就把沈从文、钱钟书等几位大半辈子都不曾动笔的人树立成大文豪，把《边城》、《围城》等白开水式的小说树立成经典杰作，也就有了“沈从文研究”、“钱钟书研究”等。大批人因此成了硕士、博士、专家、教授，主任、院长、处长、局长、电视文艺节目主持人等。这些人和他们的跟随者，掌握着所有文学刊物、影视制作、以及大学和中学的语文课堂。那些敢说《边城》平庸无奇的人，早早或被软性惩戒、或被硬性踢出系统，造成文坛上只有对它的赞美、没有诚实的批判。在这个大环境下，一般读者的心理被挤压，即使读《边城》时内心没有感动，也不敢说出来，怕别人笑话，甚至不敢向自己承认，而只敢想，“作品太高深了，我还没看懂”。

图3. 当前两位著名文人的诗作。左边两首出自贾浅浅。她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读博士，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诗歌大奖获得者，作家贾平凹的女儿。右边两首出自刘傲夫，著名诗人。这些诗读起来像是拙劣的笑话，但是很不幸，它们真的出自当今文坛的正牌干将。这类劣质到让人难以置信的作品，近年来在文坛上层出不穷。贾浅浅和刘傲夫远非绝无仅有。相比之下，那些靠吹捧沈从文、钱钟书等混饭吃的人就算是“文坛清流”了。中国文学界从来不乏聪明人，但是他们在精神层次上集体性堕落了。即使其中的清流部分，也只剩下没有灵魂的空壳，思想里也全是鸡毛蒜皮。

《边城》里的“乡土牧歌”

一种广泛流传的、对《边城》的奉承是说它歌咏了湘西的风土人情。前文提到的沈从文研究专家与中学生们都没有免俗。这实在是找不到值得夸的地方就乱夸。作家热爱家乡，本无可厚非。但是歌颂一方水土不会让一部小说伟大。《边城》的核心是翠翠的爱情，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核心是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一样。如果观众对《罗》剧的第一印象是“它歌咏了中世纪意大利北部的风情”，莎士比亚一定会觉得很失败。雕塑家罗丹曾为文学家巴尔扎克塑像，一位学生看过后大赞雕像的手，罗丹听后立即砍掉了那手，因为他要表现巴尔扎克的精神面貌，观者的第一印象却是手，说明作品没有达到目的。

《边城》对湘西风土人情的一味赞美，实际上是作品的重要缺点之一。比如翠翠身边所有人都那么好，他们的形象就呆板，故事变得虚假，失去对读者的冲击力。历史上湘西土匪横行、杀人放火，是著名的蛮荒之地。沈从文自己也深知这点。在《从文自传》里他写道，“（我）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他还回忆少年时两件往事。一件是他在集市上看到两人决斗，用刀互砍，直到血肉模糊、其中一个人倒下为止。另一件，一个年少富家女死了，埋葬的当夜便被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挖出来，背到山洞中睡了三天，又送回坟墓里。后来男子被砍头，死前他一直笑个不停。沈从文把这样的湘西描写成人间仙境，成熟的读者理解他只是怀念家乡，不成熟的读者，比如中学生们，就可能被他误导。

《边城》与诺贝尔奖

“沈从文本来可以依靠《边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在文坛内流传。其实这个说法的源头只有马悦然在事后的一句话而已。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是一场投票选举，竞争激烈。就像任何诚实的选举一样，没有人不看结果就能说得准谁一定赢。马悦然话说得有点过头。他在世界文学界，或在诺贝尔奖评委里，都只是普通一员，远非一言九鼎。作为汉学家，他在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界都处于边缘。如果一个中国文人，尤其是他熟知的人，获得诺贝尔奖，对他的事业会有帮助，所以他是利益相关者，他的意见不能被视为中立客观。简而言之，马悦然没有那么高的可信度，中国文学界过份解读了他的话。

另外，诺贝尔文学奖再崇高，也只是一小批人选出来的，有时公允、有时也偏驳。他们又不太懂中国，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评判不应被国人造单全信。最重要的是，一个小说是否算文学杰作，归根结底要看它是否有深刻思想、是否感动大批读者。诺贝尔奖只能算旁证，不应该是评判基础。总之，评价《边城》应该注重它的思想内涵，不应该用诺贝尔奖来压人，何况它并没有获奖。

五．小结

我并不讨厌沈从文或他的《边城》，类似于我不讨厌钱钟书或《围城》。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有缺陷，但是所有人、所有小说都有缺陷，他们不比平均水平差。我只是觉得《边城》离经典文学杰作还差很远、沈从文离文学泰斗也差得远。《边城》属中篇。夜半人静，花一两个小时，偎倚在书桌旁把它读完，能感到一位身处都市的游子对家乡田园的怀念，以及他为记忆深处某个可爱女生的感概。这个女生因为各种细微的阴差阳错，一直生活在遗憾之中。作者同情她，我也感到与作者的共鸣。

真正让我厌恶的是，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现代文人，为了自身隐藏的权利欲，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逼迫我跪拜这个亲切、但简陋的故事，还要我臣服于这位真实、但并不卓越的心灵朋友。这批人沆瀣一气，试图逐个哄骗像我一样在孤灯下探索求知的读者，然后从中得利。我看清了他们的企图，就想到其他可能的受害者，于是试图用自己的文字提醒大家，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让他们的骗术得逞。

2021年2月8日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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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为什么我觉得《边城》不好看甚至没劲？是我太low还是单纯的个人喜好而已？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132121/answer/1357246931

边城（全文）——沈从文，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3623560/

香港电影《翠翠》 1953改编自《边城》，https://youtu.be/SdHIHcvkufw

中国电影《边城》1984，https://youtu.be/RBsPmUNhVgI

荆楚视野，2020/05/26，诺奖、自杀背后的沈从文往事，https://www.sohu.com/a/397744301_663169

一路书香2 第五集 沈从文 边城， https://youtu.be/u_rsb0aPThI

文汇网 2019-10-16《边城》：爱情有时就像什么都没发生，却已足够美丽， https://wenhui.whb.cn/third/yidian/201910/16/294771.html

凤凰周刊，2016/07/15，沈从文为何与弟子萧乾决裂,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2879

新浪读书2017年05月09日，为何沈从文在追到女神后还选择出轨？http://book.sina.com.cn/excerpt/rwws/2017-05-09/1809/doc-ifyeychk7193072.shtml

张兆和晚年不识沈从文，即便沈从文临终道歉也未能化解她的怨恨，https://www.sohu.com/a/339931132_120095216

defunct 评论 沈从文家书   2014-06-23 ，时代的碾压与梦魇的复现：沈从文文革书信与政治，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712652/

澎湃新闻2018-10-02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沈从文：只活了一半的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80188

搜狐新闻，2020/11/16，中年割腕的沈从文：与不爱自己的女人结婚，把一生过成了寂寞，https://m.k.sohu.com/d/496796493?channelId=2&page=1

頭條網，2019/04/22，沈從文背後的女人張兆和，太陽背後的安靜雲朵（下） https://ttnews.xyz/a/5cc0e3abdc9b5e75aab5e40b?lang=zh-hant#ixzz6lOAjnni3

左左，2010-12-30，沈从文，张兆和，高青子，https://www.douban.com/note/125156100/

艾江涛，沈从文：一个“乡下人“的爱情书写，http://ny.zdline.cn/h5/article/detail.do?artId=11288

边城读后感800字，https://www.lz13.cn/duhougan/42582.html

沈从文晚年：与妻子失和、转行不再写作，墓碑上是她写的这十六字，https://new.qq.com/omn/20210105/20210105A0FDUD00.html

辽宁出版集团，2018-05-04，沈从文《边城》：诗意下的乡土中国 ，

https://www.sohu.com/a/230425825_99964610?spm=smpc.content.share.1.1556323200096rzgKKqd

边城中的人们是那么善良、纯真，为什么翠翠的爱情会以悲剧结束？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503751

中国新闻网，2015-01-23，揭真实沈从文：刚娶了自己的学生就与粉丝偷情，https://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50123/19241410_all.html

张新颖，2018-04-02，沈从文、张兆和，两个人的“顽固” ，https://www.sohu.com/a/227028102_617374

温娟说历史，2019-09-10，张兆和晚年不识沈从文，即便沈从文临终道歉也未能化解她的怨恨 ，https://www.sohu.com/a/339931132_120095216

沈从文和丁玲多年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469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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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回顾示威活动

图1. 上图，1月6日华盛顿DC的几条主要大街上都人潮涌动，一眼望不到头。抗议者们散步式游行，挥舞美国国旗、川普竞选旗帜等。下图，从国会山前大草坪向华盛顿纪念塔方向望去，人山人海，旌旗招展。集会声势浩大，但很松散。就像绝大多数美国的政治活动，人们情绪高昂，同时也轻松自由，就像参加一个大PARTY。

图2. 从广场看国会山门前的喧嚣。站在台阶上面的人朝广场挥舞旗帜，广场上的人群回应。大家一波一波喊口号，最多的是“U！S！A！”，也有“STOP THE STEAL” （停止偷窃选举）。一般集会参加者不太可能在当时知道有人闯入国会山。后期我在广场上听到依稀的疑似爆炸声，身边的人都搞不清声音来源，有人说是远处的焰火。现在回想，应该是国会山里面警察发射催泪瓦斯。从照片可以看到，示威者都没有枪。我在现场也没看到示威者带枪。新闻报道也没有说闯入国会的那些人有武器。

图3. 在我身边拥挤的川普支持者中，有两个支持拜登和“黑人命贵”（BLM）的女生。照片没有拍好，只能看到她们手里代表“黑人命贵”的彩虹旗，却没有拍到她们携带的支持拜登的牌子。周围所有人都尊重她们，无人打扰她们。这件事才反映抗议民众的主流心态。

千百万选民认为这次选举不公

一种常见政治现象是，重大突发事件让人们暂时忽略深层政治问题。职业政客们懂得这点，于是玩弄手段，试图让老百姓忘记他们的丑陋勾当。现在有一股力量，试图把国会山事件“小事化大”，把它渲染成远比真实情况更严重的国家危机，希望大众被震惊，然后忽视1月6日华盛顿抗议活动的主题，让社会忘却2020年总统大选里的根本问题。

千百万美国选民认为这次总统大选被人做了手脚。拙文《大选后川普的战略》解释过，邮寄选票的大规模使用，可能引发司法系统查不出的选举舞弊。十几年前，民主党前总统卡特与共和党前国务卿贝克就联合主持跨党派研究，发现邮寄选票是舞弊的最大温床。这其实是常识，所以绝大多数成熟民主国家都限制邮寄选票的使用，美国原来也如此。两党的选举专家们早就懂这点，并且都知道，邮寄选票引起的选情扭曲有利于民主党、有害于共和党，尤其在关键摇摆州的大城市，比如费城、芝加哥、底特律等。所以在选前川普阵营强烈反对广泛采用邮寄选票，而民主党全力推广邮寄选票。最后川普的警告被忽视，民主党得逞。

选举的公正性，必须让选民内心认可，而不只是司法查不出舞弊。总统当选，不能像OJ辛普森被判无罪那样，大家都知道他杀人，只是司法找不到证据。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根基，具有神圣意义和地位，不容亵渎。这次总统大选却让很多美国人认为不公正。选民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所以美国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大系统都需要正面回应。今天凌晨，美国参众两院已经确认拜登为下届总统，川普也公开表态他将在1月20日有序地交出权力。这是宪法的规定，高出拜登或川普个人，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但是保守派民众有权要求继续追查选举不公正。那么多人走上华盛顿的街头，就是要求选举公正，并不是效忠川普个人。他们觉得川普是同路人，因为他是这次选举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更因为他坚定地追查选举舞弊。只有选举真的公正，不是有弊病但法律查不出，美国才是真民主。

坚守宪法、坚拒选举不公

和平地参加1月6日华盛顿示威集会的人，是行使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力。集会的目的是抗议选举不公，口号是“停止偷窃选举”。活动积极分子事前也强调“在宪法内穷尽所有途径”、“我们和平，虽然愤怒”。川普作为领袖，责任广泛，被批评属于正常，但他从来没有号召大家使用暴力。对于大约几十万的守法示威者，美国的传统是，自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与那十几个或几十个违法分子无关，无需为后者的行为负责。那些想利用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来抹黑整个集会的人，是混淆视听。

事后，主流媒体只报道少数极端分子，却忽视布满华盛顿各个角落的主流和平示威者，是出于自身的政治偏见，失去了公共媒体应该有的实事求是。再对比媒体对ANTIFA的报道。ANTIFA打砸抢，媒体却总强调那只是少数极端的人，不代表ANTIFA的主流。对于这次保守派集会，媒体却忘记了自己的惯用说辞，故意以偏代全，让人怎么信任他们？

一些左派积极分子利用一小撮犯罪分子的行为来羞辱所有参加华盛顿集会的人。他们希望我们为行使自己的公民权而道歉，希望我们不敢再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我们放弃追查选举不公。他们是在试图侵犯我们的正当权力，同时也伤害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他们不应该得逞。

每个保守主义者都应该保卫宪法。为了宪法被诚实地执行，我们要继续追查和检讨所有选举中的不公。

2021年1月7日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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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Tina Nguyen at Politico, 2021/1/4, MAGA marchers plot final D.C. stand on Jan. 6,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1/04/maga-marchers-trump-last-stand-454382

AP, 2021/1/7, The Latest: Trump promises ‘orderly transition’ on Jan. 20, https://apnews.com/article/ap-electoral-college-congress-7af85d3c702e070464d7713c42cf254a

WSJ, Heed Jimmy Carter on the Danger of Mail-In Voting, 2020/04/10, https://www.wsj.com/articles/heed-jimmy-carter-on-the-danger-of-mail-in-voting-1158655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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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很关心。但是在大选之后，一种极端的观点在部分川普支持者中浮现，不但被很多美国保守派华人接受，在中国和其它地方的华人圈里也产生广泛共鸣。它的中心思想是，美国的体制已经烂透了，只能依靠川普总统；如果他这次落选，美国就没救了；为了美国的未来，应该采用宪法外雷霆手段保他连任。笔者在微信群里随意浏览十几分钟，就找到了下面这些相关说法：

• 美国国会两院都彻底烂透了，最高法也彻底烂透了，政府的大部分也彻底烂透了，只有川普控制的几个环节还在挣扎抗争。
• 美国现在面临一场决战，这是最后的斗争，需要忠于川普的军队出场平叛。
• 美国议员绝大多数都是人渣，信他们就是见鬼，川普应该用霹雳手段把他们全部清除干净。
• 美国整个体制出了问题，如果不根本改变，美国就无法保证民主法制。
• 如果川普这次不能赢，美国就完了。
• 希望1月6日可以由武装的老百姓来解决问题，和平游行没有任何用处。
• 1月6日We the people 直取华盛顿DC。武装起义！

美国传统精神是基督教信仰最高，宪法次之，然后才是政党与领袖。所谓“美国保守派”，就是要坚信神、忠于宪法。他们依据这些原则评判政治人物，为他们“打分”。保守派支持“分数”高的获选人，但不效忠他。比如川普任命了很多尊重宪法原意的法官，保守派就给他加分；但是在新冠疫情早期，他一门心思着眼于中美贸易，听取疫情严重的情报后没有立刻重视，就应该减分。综合所有考虑，保守派选择川普，但不是无条件地忠于他。

有些所谓保守派华人，为了川普连任，叫嚣不惜破坏宪法，是本末倒置。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川普一人身上，不尊重司法，不信任民选议员，对民主机制不耐烦。这不是保守主义，也违背川普的政治主张，更类似于共产党的领袖崇拜。他们中的多数人自称民主派，反对独裁，支持普世价值，但是面对目前的现实，却鼓吹川普个人独裁，抛弃宪法。他们自相矛盾，却不自知。

民主派的华人如此，平均来讲，其他华人就更不理解宪政了。享受美国宪法的华人不知敬畏宪法，在中国大陆的人自然更不知。为什么主流华人与宪政思想如此格格不入、与美国保守主义的隔膜如此巨大？本文陈述近代以来华人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以及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涵，对比二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 中国人怎样失去宪政理想

一百多年前，最先进的中国人拥抱世界潮流，不再跪拜皇权，开始崇尚主权在民，推动共和与立宪。他们在1911年发动伟大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在华夏大地上，宪政首次战胜独裁，成为全社会推崇的政治理想。

1.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图1. 左图，辛亥首义之地，湖北军政府成立；右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制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它规定中华民国为共和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总统府、总理衙门、立法院、大理院等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共同为国家前途而努力。

但是，首任大总统袁世凯上任后就发现，民国体制有一个简单而根本的问题。绝大多数人不敬畏宪法，造成国家无法正常运行。他曾写道，“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 （《中国年鉴》1913年）。翻译成白话就是，“政党都只顾自己的党派利益，不把共和宪政当回事，这样下去国家就要亡了”。清朝时大家畏惧皇权，所以从个人到国家才有章法。民国没有皇上，人们就没了信仰，万事都变得没有规矩。历史学者张鸣和吴思举例，民国时内阁“开会开不起来，各部总理加各个部长告诉你早上9点钟开会，他们10点钟来”，因为大家都不把民国制度当回事。

2.  护国运动

图2. 护国运动。左上图，袁世凯称帝（1915/12/12–1916/3/22），坐在新打造的龙椅上；中上图，粱启超草拟的护国讨袁檄文。当时全社会支持讨袁，名流们纷纷发表檄文。护国军后来采用李曰垓执笔的《护国军政府讨袁檄文》。左下图，1915/12/25护国军在昆明护国门誓师后北上。中下图，护国军领袖们，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𤩽、李烈钧。右大图，年轻英武的“护国军神”蔡锷（1882-1916）。他出身贫民家庭，17岁时就读于南洋公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护国运动时他年仅30出头，内心充满共和理想，智勇双全。护国战争胜利后，他功成身退，不违当初誓言，表明自己出生入死，不为个人功利，只为共和宪政。可惜的是，护国运动成功后不久，他英年早逝。

民国初建，只有少数精英崇尚宪政，大多数人没了皇上就浑浑噩噩，国家政令不通。于是袁世凯在1915年底恢复帝制，立刻遭到全国各界强烈反对。不到两个星期，云南军人举旗讨伐，号称护国军，就是要保护共和民国。护国军通电各省，公布政治述求，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画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出征前，唐继尧主持护国将领们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上歃血为盟，宣誓曰，“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共殛”。护国军旗帜鲜明，就是要维护宪政。

护国运动获得广泛支持，袁世凯称帝百日后退位，护国运动完胜。回头看，护国运动是自民国建立以来一百多年里最伟大的政治运动，也是最后一次好人左右中国政治的历史事件。之后的政争，主角们总号称为了某个伟大主义，实际上为一人一党争权夺利。在这类角逐中，胜利者必须比对手更阴狠毒辣，于是劣币驱逐良币，中国政治变成大恶人与更大恶人之间的竞争，好人连走上政治角力场的机会都没有。

3.  北伐至今 

孙中山在1913年初失去临时大总统职位，之后一直试图重夺权力，不惜践踏曾经的宪政理想。1914年他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他个人效忠，违反宪政下的政党原则。黄兴等很多共和英雄拒绝加入，但是年轻的蒋介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对民国展开颠覆活动，比如暗杀、策反军队、组织军事行动等。

从1917年到1922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以恢复《临时约法》为名反对民国政府。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各路军阀看得清他的夺权真目的，所以应者寥寥，他最后失败。于是他开始秘密联盟苏联。后者敌视宪政邻居，希望民国内乱，于是在1924年全面帮助孙建立黄埔军校。孙请蒋介石做校长，目的是组建忠于自己的党卫军。1925年孙去世，黄埔军校随即变成蒋的地盘。

图3. 左上图，1926年北伐中，蒋介石检阅黄埔学生军；中上图，黄埔军校里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右大图，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誓约书，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左下图，毛泽东去苏联拜见老大哥；中下图，在现在的中国，宪政被批判。

北伐旨在消灭共和宪政，实现军事独裁。1926年，蒋介石在誓师大会上宣称，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寻求中国之统一和独立自主”，其中完全没提共和宪政，摆明对民国与建党初衷的背叛。其所谓“打倒帝国主义，寻求中国之统一和独立自主”，其实是骗人的假话。黄埔学生军从武器、到教官团、到政治组织、再到军费，都严重依赖苏联新帝国。北伐的初期作战计划也是由苏联顾问帮助制定。哪有什么独立自主、打倒帝国主义？

宪政受到攻击，民国老百姓对捍卫宪政却兴趣寥寥。《临时约法》让原来的奴才变成公民，赋予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老百姓首次体会到国家决策中的妥协、无奈和纷争，于是错愕、抱怨、厌烦，并开始内斗。比如清朝或后来共产党政府，划地给俄罗斯、苏联、越南、朝鲜等，老百姓无权知道或参与，也就平静接受。民国宪政下，老百姓得知《二十一条》后，就举国震怒。青年学生因此对民国政府恨之入骨，对共和宪政也变得心灰意冷，不再有心思保护它。于是北伐在1927年取得胜利，宪政消亡殆尽，老百姓重新变成奴才。

北洋政府崩溃后，宪政概念从曾经的万众理想，变成一场失败的历史闹剧，在国人心目中丧失了可信性。从此以后，中国人很难再集聚人气重造共和。而个人崇拜、军事独裁则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蒋介石本打算暂时利用苏联、取得成功后再抛弃它。但是蒋介石的竞争对手们看懂了他“利用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独裁手段，打败国内政敌”的大战略，纷纷效仿。后来共产党把这招发挥到极致，反而打败了国民党，取得政权，统治中国至今。

民众的政治思想反映现实。从北伐到现在的90多年来，中国人从自己、家人、旁人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政治的核心就是“跟对人”。比如在1949年前跟了共产党，后来才可能吃香喝辣。如果在1960年代跟了刘少奇、在1970年代跟了江青、在2010年代跟了薄熙来，就身败名裂。很多成年人谈到毛泽东、邓小平等大独裁者时，都有自己深刻的见地，但是他们对宪政的理解基本是空白。即使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只是嘴上支持宪政，没有多少真切理解，更谈不上忠于宪政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华人名流公开支持或反对川普，但鲜有人告诫大家要忠于宪法。

三． 美国保守主义怎样理解法制

美国保守主义的根基是基督教，但主流中国人缺乏切身理解。犹太人很早就建成了法制社会。他们所有人，包括王侯将相，都在法律之下，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像中国古代的法家，法在王之下，只是王的工具。犹太人开始实施法制的时间，与中国人开始使用甲骨文的时间差不多，甚至更早，可见法制在西方人心里多么根深蒂固和天经地义。中国至今还远没做到法在所有人之上。

犹太人把法看得高过所有人，因此面临特殊问题。中国的皇上高于法，所以皇上可以制定和修改法律。如果没有人高于法律，谁制定和修改法律、怎么制定和修改法律呢？犹太人的办法是法律神授和教条化，就是把来自神的摩西十诫作为法制的基础，然后利用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得出其他具体法条。所以犹太法典的逻辑非常严谨，很像欧几里德几何。摩西十诫就像公理，其他法条像定理。这个制度的优点是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缺点是有时生硬无情。比如我们熟悉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故事里的高利贷商人就是犹太教徒，硬要按合同割人一磅肉。

犹太人实行法制大约1500年以后，耶稣降生。耶稣说，只知按教条生活不够，因为人忘记了教条背后的精神。耶稣没有提出另一套教条，而是强调精神，因为所有教条都有类似缺点。耶稣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神的精神，但没有人能每次都做到。同时他又说，虽然教条已不再最重要，但依然必要，在很多情况下人还应该遵守。显然，在耶稣的教义里，教条与精神之间存在模糊空间，耶稣让人在面对具体情况时，通过领悟神的精神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美国法制里既有犹太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有基督教按具体情况通融教条的观念。很多华人理解前者，却对后者不熟悉。西方人很早实现法制，很懂得教条化的不足，所以利用基督教精神修正，就是为更好地处理具体问题，以公正和爱为目的，对法律或合同条文进行通融。就像在《威尼斯商人》里，合同写明不还钱就割肉，但割肉违反爱与公正，于是辩护人以合同没有允许流血为由，阻止割肉。当事人运用智慧，没有违反合同，但避免了残忍，既维持了法制又体现了爱心。

华人经常本能地反感法制里的通融，因为在中国权力高于法律，通融总让掌权者得利，侵害无权的人，比如常见的找关系、走后门，再比如关于寻衅滋事罪的法条留下巨大通融空间，让政府利用它加害任何不喜欢的人。普通老百姓是中国式通融的受害者，自然怨恨，就希望严肃法制。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严肃法制就是严格按法规字面意思办，把法律教条化。

1.  林肯怎样对待宪法

林肯为阻止南方蓄奴州退出联邦，不惜发动内战，无疑是美国历史上通融对待宪法的最著名例子。1861年林肯上任总统时，南方州援引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未授予联邦、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认为宪法没有谈及州退出联邦权，所以各州拥有退出权，于是纷纷退出联邦。

图4。美国内战前的地图。其中蓝色部分是“自由州”，不允许或强烈抑制奴隶制；红色部分是蓄奴州，允许奴隶制；黄色部分当时还没有成立州，大致允许奴隶制。

面对危机，林肯提出几点思考。第一，如果允许南方州退出联邦，美国就将分崩离析，美国宪法也将消亡。退出权来自宪法，南方州行使这个权力就消灭了这个权力的基础，所以这个权力不存在。第二，当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国家。法国曾是第二个民主国家，但那时已经失败，君主制复辟，皇帝是拿破仑三世。如果美国分裂，世界民主试验将宣告失败，民主制度将变成笑话，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太平天国基督教政教一体制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上将不可能再有民主制度。综上考虑，林肯拒绝南方州退出联邦，不惜一战。内战结束几年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在1869年审理州退出联邦案。在德克萨斯诉怀特案中，最高法判决南方州退出联邦违宪，基本同意林肯的意见。

另外，美国内战爆发后，首都华盛顿附近治安恶化，国会又无法开会，于是林肯于1861年自行公布首都附近戒严，暂停执行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保护令”。国会后来通过法律，给予总统宣布戒严的权力，于是林肯于1863年签署全国有效的戒严令。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不久后林肯被暗杀，新总统约翰逊于1865年底解除戒严。下一年，最高法利用案例Ex parte Milligan判决戒严违宪。

在州退出联邦和戒严两大问题上，最高法对林肯的做法，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深刻影响后来的美国。最高法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选择延缓判决，其实是一种通融，既保护了宪法的严肃性，又考虑到现实局势，效果良好。总体讲，最高法是否审理一个案件、在什么时候审理、以什么方式表达意见等，经常包含重要考虑，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很多华人不理解，不恰当地批评或攻击最高法。

2.  再议宾州选举违宪案

图5.网友典型看法。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四款第一节，“举行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在每个州由该州议会规定”，这位网友认为在总统大选前，宾州政府越过州议会修改选举方式是“明显的违宪”，因而对美国整个制度失望、信任破灭，并与支持独裁反对民主的中国官方文人产生思想共鸣。

拙文《大选后川普的战略》讨论过宾州选举方式是否违宪问题。其中一节“川普还有一条获胜的可能路径”，谈到川普可以把德州状告宾州等四州的“状纸”拿过来，把原告从德州改成自己，重新上告到美国最高法院。文章发出后不久，川普真的这样做了。2020/12/22川普向最高法提告宾州违宪，最高法随即把庭审日期排在2021/1/22，新总统就职之后两天。从这个日程安排中可知，最高法不希望庭审影响新总统就职。

我曾看到多位网友讲到类似观点，“美国宪法白纸黑字，只有州议会有权修改选举办法。摇摆州不经议会修改办法就是违宪，最高法不判就是偏袒和渎职，这种情况下还尊重司法就是非正义”。这样教条地理解宪法，只看到问题的局部，让人背离正义。宪法的具体条文很重要，但宪法中三权分立的原则更重要。司法与政治之间存在界限，法院需要尊重那些已经以邮寄方式投票的选民权利，不可轻易改变选举结果。

在选前，如果州政府没有紧急修改选举办法，成千上万的老年人就必须在选举日拥挤在投票点。如果州政府通过议会修法，议员们就需要开会辩论。两者都可能造成疫情泛滥。州政府紧急变更选举办法有正当考虑，司法系统需要尊重。总之，最高法考虑到方方面面，决定延缓庭审、或对具体法律条款通融，目的都是更好地追求正义。我们可以质疑最高法的具体作为，但应该看到它的初衷正当。

选举后，各级法院多次拒绝实质性审理川普阵营的官司，一些人因此失望，认为美国司法失效，其实不然。总体讲，司法系统到现在为止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应该有的审慎、平衡与分寸感，也就是基督教文化中的通融，类似于《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官拒绝按合同割肉。一些华人依据在中国的经验，直觉地以为通融解读白纸黑字的法规就是腐败、偏袒、渎职、滥权等。他们看不懂美国法院深层的考虑。美国式通融与中国司法中专为权力者通融有根本区别。

疫情对选举方式的冲击，可能伤害到川普。等到尘埃落定、审判不会干扰行政时，司法可以介入。比如最高法将听取川普诉宾州案，如果川普更有道理，可以判决宾州在未来选举中改正。在民主制度下，总统的政治利益远没有人民生命安全重要。为了减少疫情扩散，即使伤害总统的选情也值得。所谓“民贵君轻”、“人民是国家主人，总统是公仆”，不是空洞口号。不同于独裁制度，美国总统在大选时只是候选人之一，不代表国家，不像独裁制下的“朕既国家”。宪法才代表美国，宪制安全美国就安全，总统受委屈相对不重要。如果川普下野，还可以继续争取选民支持，在下次选举中卷土重来。

图6.一位川普支持者轻微指责其他川普支持者“放弃投降”。大选后这种相互指责在社交群里普遍，并不都这么客气。其实在宪制下，宪法才代表国家，忠于宪法才是忠于国家，值得大家尊重。而忠于某个候选人或党派，只是坚定的党徒，无可厚非，但也不值得旁人推崇。另外，民主政治最终看选票。帮助川普最好的办法是争取中间选民。与其他川普支持者争论谁更坚定，对川普没有多少帮助。

图7. 网友们讨论美国制度是否正义，主要围绕宾州等州越过议会修改选举方式、疑似舞弊等问题。多人认为正义在美国制度中缺席。

很多人靠直觉、“拍脑袋”来理解什么是正义，是不够的。基督教相信因信称义，就是“坚信神让人变得正义”。坚信神就要理解神，理解神就要理解《圣经》与真实世界这两本“神写的书”，因为真实世界也是神造的。如果你内心跟随神、认真读《圣经》、认真观察世界，就不难发现，正义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多个环节相互关联。只关注一人一党的利益，教条式理解宪法条文，让人偏离正义。

四． 通往奴役之路

图8. 网帖集锦。这些网友思想类似，互相不甘人后，强烈支持川普，不相信民选议会，不相信法院，支持军队介入政治、内战、戒严等破坏宪法的手段。

享有宪政的人民，却对宪政失去信心，把希望寄托在一人一党身上，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一战后德国成立魏玛共和国，政争不断，经济崩溃。老百姓对宪政失去信心，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让德国走上极右派法西斯独裁道路。1990年代前的委内瑞拉是比较富裕的民主制共和国，但是人民向往社会主义，在1999年选举查韦斯上台，形成极左独裁统治，结果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在1950年代之前，古巴是比较发达的宪制共和国，但是很多古巴人不满意，支持卡斯特罗和共产党，使古巴变成极左的共产党独裁国家，发展全面停滞。当然还有1920年代的中华民国，本来是宪制共和，却在北伐战争后变成军事独裁。

纵观这些国家的经验，从宪政到独裁的转变基本不可逆转，除非有强大外力介入。人民只要抛弃宪政一次，宪政就很难回归。第一个原因是被抛弃后，宪政在老百姓心目中失去可信性，以后再难集聚人心。第二个原因是宪政的反对者有了经验，知道以后怎样击败宪政。比如北伐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学会了利用特务、宣传、党务等办法压制人民对宪政的残余热情。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情况也与中国类似，执政党特别会压制宪政苗头。德国在二战后重新建立宪政，主要因为美国主导。

194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用严谨的学术语言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极右派的法西斯与极左派的共产党，看似相互为敌，本质却一样，都用政府力量夺取老百姓自由、权力与财富，让老百姓成为事实上的奴役。其实，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早就发现了这点。何兆武的《上学记》写道，“1930年代，当时的中国流行一本名为《当代三大怪杰》的书，书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画像。那时候，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早于哈耶克，中国人就知道斯大林与希特勒是同类人。对老百姓来说，左与右的区别从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与独裁的对垒。所有独裁都让老百姓变成掌权者的奴役，所以老百姓要时刻警惕，保护自己的自由，拒绝独裁。

很多右派华人以为，为了反对共产党，让右派独裁也在所不惜。其实他们错了，任何独裁都伤害老百姓。为反对一个独裁而支持另一个独裁，最后自己和敌人变成同类。就像蒋介石与毛泽东对老百姓来说都类似，德国的纳粹与古巴的共产党也没有根本区别。

图9. 左图，1940年代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幕后组织学生与青年在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举行“反内战、要民主”大游行；右图，陶行知在上海演讲，指责国民党“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与社会精英，都与图片中的学生或陶行知类似，以民主为名，支持共产党，砸烂了当时仅剩的一点宪政框架。结果没过几年，他们的愿望变成现实。共产党上台，民主彻底没了，连喊口号的权力也丧失了。可见，以民主的口号反宪制，同样是错误和愚蠢的。更可笑可悲的是，完全没有自由民主后，这批人反而变得服帖，忘记自己喊过的口号，不再抗议，主动为独裁服务一辈子。

华人心中崇尚强人、蔑视宪政机制的思想，就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这种思想曾毁掉辛亥革命的成果，把中国带入今天的极端独裁。目前美国没有失去宪政的危险，川普也没有可能成为独裁者，因为无视宪法的人在美国是极少数，虽然在华人中比例较高。但是大家仍然要警惕反宪政思想，因为它是错误的，既害人也害己，曾害了中国也可能害美国。

五． 小结

新冠疫情在选举年爆发，各州大规模采用邮寄选票，扭曲了选情。邮寄选票的特点，造成即使舞弊也可能死无对证，让司法无能为力。美国两党的选票差距历来很小，邮寄选票造成的异常有可能改变了选举结果，让选民怀疑选举的公正性，要求答案，所以我支持川普在选后深究舞弊的努力。但是现在不像1861年南北战争时期，美国的宪政没有面临生死存亡，所以所有政治操作都必须在宪法范围内，不能像林肯那样突破宪法。川普自己也一直这样做。比如前一段时间戒严话题甚嚣尘上。如果找到了戒严的宪法基础，戒严就是正当的，但如果找不到，川普就不应该学林肯搞戒严。后来川普表态，“戒严是假新闻”，代表他不考虑戒严。

这次选举非常关键。如果川普落选，美国可能会危险地向左转，所以保守派应该在宪法范围内奋力争取。有些华人心急，呼吁川普采用破坏宪法的雷霆手段避免落选，那是错误的。美国社会对维护宪法有高度共识，不分左右。任何宪法外行为都会让选民反感，伤害川普的政治基础。这样呼吁的人，宪法意识太薄弱。如果他们打着保守派的招牌，就会伤害保守派，主流保守派唯恐避之不及，如同在中国的历次民主运动中学生都不希望流氓混入队伍。

反观历史，魏玛共和国的德国人、1990年代的委内瑞拉人、北洋政府时代的中国人等，都曾对宪政不耐烦，转而在宪法外寻求发展道路。他们可能解决了近忧，却徒增更多远患，得不偿失。希特勒、查韦斯和蒋介石掌权后，国家都有短期好时光，但后来都陷入更深危机。破坏宪政从来都是饮鸩止渴。

美国宪法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大家可以自由地投票、讨论、游行示威、发动舞弊调查、拥枪、组建政治团体，等等。这些权利都是这部宪法给予我们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蔑视它、要破坏它？他们根本不知敬畏宪政，就像民国初年那些没了皇上就无法无天的清朝遗民。在美国社会里他们尤显愚昧。很多大陆来美的保守派朋友，自喻支持民主，反对独裁，相信普世价值。但是见到美国面临的政治压力，他们却本能地寻求政治强人，不信任民主宪政机制。现代民主制度就是宪政制度。他们为自由来到美国，享受宪政给予的自由却呼唤强人，要践踏宪法，岂不是叶公好龙。

202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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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李庶民, 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 《炎黄春秋》二ＯＯ五年第四期,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junfa_minzhu.htm

维基百科, 北洋政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北洋政府

张博树， 2020/09/14，民国早期的议会实验 (上)，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5

张博树， 2020/09/14，民国早期的议会实验 (下)，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y44ydpfph2wdhbpbt26r4sk8jj6l2t

National Park Service, undated, Lincoln on Secession,  https://www.nps.gov/liho/learn/historyculture/secessiontableofcontents.htm

River of Truth replay of OANN, 2020/12/23,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ech on Stimulus Omnibus Veto and the 2020 Election December 22, 12-22-20, https://youtu.be/7F-0_JcvM3U

Factbase, Trump Vlog 2020/12/22, https://factba.se/transcript/donald-trump-vlog-contesting-election-results-december-22-2020

百度百科，列宁主义，https://baike.baidu.com/item/列宁主义/2729733

维基百科，国民革命军，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国民革命军

维基百科，法西斯主义，https://zh.wikipedia.org/wiki/法西斯主义

维基百科，阿道夫·希特勒，https://zh.wikipedia.org/wiki/阿道夫·希特勒

羽戈， 2017/07/31，从“民国不如大清”说起，http://www.cb.com.cn/index/show/rw/cv/cv13453381238/p/s.html

廖保平，2011/10/04，“民国不如大清”的历史回潮，http://zglbp.blog.sohu.com/186474989.html

金满楼，2019/04/24，民国不如大清？一个清朝遗民为何对共和年代如此失望？https://new.qq.com/omn/20190424/20190424A096IE.html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oclamation 148—Revoking the Suspension of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Except in Certain States and Territories,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proclamation-148-revoking-the-suspension-the-writ-habeas-corpus-except-certain-stat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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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统一战线，2016/1/13，李烈钧与护国运动，https://www.shtzb.org.cn/shtzw/shtzw2017/n3718/n3736/u1ai1880077.html

周老师读古诗，2016/09/07孙中山为什么要发起护法运动与段祺瑞对打？ https://www.sohu.com/a/113831227_135220

张鸣 吴思 2014/4/10日历史学者：袁世凯称帝，不是因为他喜欢当皇帝，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4-17/6076197.shtml

李熙临，2018/9/17，护国运动百年之护国往事，http://wxyd.yunnan.cn/html/2015/shendu_1125/11273.html?token=undefined

新浪网，苏联教官讲授单兵战术，何应钦不满、众人不服，示范后五体投地,  https://k.sina.cn/article_5732256868_155ab4c6400100m6fm.html?from=history

严如平 郑则民，《 中华读书报 》 2013/07/17，蒋介石在苏联的四个月，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7/17/nw.D110000zhdsb_20130717_1-05.htm

钟 君，2014/05/23，要警惕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误导和曲解，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523/c143843-25056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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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试验对全球核武战略平衡有深远意义。试验消息公布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愤怒地评论，“很多年以来，美国同行一直向我们保证，美国的标准系列导弹，包括这次试验中使用的改进型，在技术上不可能拦截俄罗斯的ICBM…这场试验证明美国的保证很荒唐”。

我在今年8月初写了《中国和美国会打仗吗？》，其中谈到中美核武力量对比。文章发出以来，形势有了两个重要发展。一是美国海军的这场ICBM拦截试验。二是五角大楼于9月1日向国会递交报告《中国军事力量》，披露美国军方对中国核武的最新评估。本文讨论这些新变化对中美核力量对比的含义，补充8月份的文字。

宙斯盾系统拦截ICBM

宙斯盾系统Aegis是一套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海空协调战斗系统，可以防御各种导弹袭击，自1960年代开始研制，几十年来参加过多次实战，技术成熟、先进，战绩享誉世界，主要用于美国海军主力水面舰只的实时战斗管理，也被多个美国盟国采用，包括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近年来又发展出陆地版本Aegis Ashore，日本已经采购，正在谋求部署。这次试验使用宙斯盾系统第9版（baseline 9），已现役多年。装备第10版宙斯盾系统的更先进舰只正在建设中，预计2023年开始服役。

标准3导弹SM3由宙斯盾系统控制，使用美国海军标准垂直发射管，用于反弹道导弹，也可以打卫星。这次试验用的型号是block IIA，由美国雷神公司与日本三菱重工联合研制，是成熟的生产型，每枚造价不到一千两百万美元，远低于ICBM的成本。

这次拦截试验成功后，世界著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评论，开场白写道，“中国与俄罗斯将感到美国刚刚削弱了他们的核威慑力量”。原因很直白。试验设计非常像中国从本土或沿海发射ICBM攻击美国本土。试验中宙斯盾系统只发射一枚SM3就打下ICBM，使用的装备全是现役。美日韩在太平洋上常年部署众多类似系统，总拦截能力远超中国现有或未来计划的ICBM总数，并且拦截可靠性高，成本低廉。

图：ICBM飞行轨迹。美国一直声称，宙斯盾/标准3系统是末段防御系统，必须部署在ICBM落地点附近，比如图中A点，在ICBM到达落地点附近空域⑧时拦截，所以只能保护小块区域，比如海上舰队，对俄罗斯或中国的大规模ICBM核威慑无能为力。而11月的试验表明，这套系统可以部署在大洋中间，如B点，拦截从高空飞过的所有ICBM，在入侵导弹轨迹中段⑤处实施打击，所以可以保护整个美国。中段拦截远比末段拦截困难。前者对预警系统、雷达和反导弹导弹的功能都有更高要求。

试验后，美国军方宣称试验是模拟伊朗或朝鲜的小规模核威胁，似乎避免谈及俄罗斯或中国。但是《南华早报》引述中国军方人士的话，美国的试验是在回应中国。后者在今年8月向南海发射东风26B和东风21D“航母杀手”中短程弹道导弹。美国需要向盟友证明，美国有能力在亚洲抗衡中国，继续保护他们免受中国威胁。

美军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

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触及拙文《中国和美国会打仗吗？》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本文需要讨论。其中最重要一点，美国军方认为，中国现有核弹总数是200出头（in the low 200s），低于《中国和美国会打仗吗？》一文引述的290枚。我的数据来自非军方的“美国科学家联盟”FAS组织。FAS核武专家评论五角大楼报告时指出，军方的估计没有计入试验用或备用核弹头。

五角大楼认为，中国的ICBM总数大约是100枚。ICBM指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中国和美国会打仗吗？》一文讲到，中国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ICBM包括大约20枚东风5A和B、以及10到20枚东风41。中国的其它ICBM打不到美国本土，比如东风4和东风31导弹。

美国政府的核武控制特使认为，中国在进行一场“秘密的核武快速扩张”，但是五角大楼的报告里没有相应证据。中国的核武扩张可能还停留在讨论与计划阶段。但是此报告讲到，中国在扩建中短程弹道导弹的规模，尤其是东风26。它们可以威胁亚洲各地和南海，但打不到美国本土。

中国继续声称“不首先使用核武”，但是美国军方表示怀疑，因为中国列出的条件含糊。报告指出，中国在多方面提升核武能力，计划目标与“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不吻合。

五角大楼认为，中国的ICBM继续保持弹箭分离状态，就是导弹、核弹头、和发射车平时分开存放、由不同指挥系统管理。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努力让一小部分导弹处于常备状态，就是在平时保持弹箭合体。作为证据，报告引述中国媒体关于火箭军演习的报道，“让一个导弹营随时准备发射”，并且讲到中国正投资建设导弹发射井，改进早期预警和指挥控制系统等。但是FAS专家认为这些证据模糊和间接，军方也没有特别警惕。一种可能是，常备导弹只是中短程，对美国威胁很小。

小结

图：2020年6月22日，美俄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谈判，中国拒绝参加。谈判桌上特意摆上中国国旗，向世界示意谈判召唤中国加入。

近年来，中国各界出现了加强核武建设、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声音，代表人物包括军中的朱成虎少将、媒体界的胡锡进主编等。美国希望中国核武透明，建议中国加入下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让核大国之间共享彼此核武信息，按协议互相严格监督，限制核武规模。中国则希望保持自己核力量的神秘性，不让外人制约未来核武发展，所以坚拒美国建议。于是，美国加力发展反制中国核武的能力，其中关键一项就是反弹道导弹能力。美国希望以实力为后盾劝说和压迫中国谈判。

202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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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Defense News, 2020/11/17, US Navy destroyer shoots down an ICBM in milestone test, https://www.defensenews.com/naval/2020/11/17/us-navy-destroyer-shoots-down-an-icbm-in-milestone-test/

Israel Defense, 2020/11/22, Russia angry: US Navy shoots down ICBM in test carried out in Pacific Ocean, https://www.israeldefense.co.il/en/node/46633

Popular Mechanics, 2020/11/17, The Navy Has Shot Down an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for the First Time,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military/weapons/a34702702/navy-destroyer-shoots-down-icbm-watch-historic-test/

Defense News, 2020/9/1, China plans to double nuclear arsenal, Pentagon says, 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20/09/01/china-planning-to-double-nuclear-arsenal-pentagon-says/

Arms Control Today, 2020/10, Pentagon Warns of Chinese Nuclear Development,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20-10/news/pentagon-warns-chinese-nuclear-development

Inside Defense, 2020/11/4, MDA clears Raytheon to proceed with building SM-3 Block IIA interceptors ordered last year, https://insidedefense.com/daily-news/mda-clears-raytheon-proceed-building-sm-3-block-iia-interceptors-ordered-last-year

Vox, 2020/06/22, How Trump’s China obsession could derail nuclear arms control, in one tweet, https://www.vox.com/2020/6/22/21298914/usa-russia-china-nuclear-new-start-vienna

The Economist, 2020/11/18, The significance of an interceptor missile launched from an American warship,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0/11/18/the-significance-of-an-interceptor-missile-launched-from-an-american-warshi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0/11/18, US-China relations: shooting down of mock ICBM was warning to Beijing, observers say,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110395/us-china-relations-shooting-down-mock-icbm-was-warning-beij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0/11/14, China’s ‘aircraft-carrier killer’ missiles successfully hit target ship in South China Sea, PLA insider reveals,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109809/chinas-aircraft-carrier-killer-missiles-successfully-hit-target

USNI News, 2020/1/15, Aegis Combat System Baseline 10 Set to IOC in 2023, https://news.usni.org/2019/01/15/4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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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从来不是传统政客，而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代表。即使失去总统职位，他依然是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的领袖，将继续对美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这次大选后川普阵营的一系列动作，表面上是为了逆转计票结论，深层包藏对未来政治运动发展的考虑。很多华人关注美国选情，有人认为如果川普败选，美国的保守派就将永无翻身之日；有人指责川普选后的法律战是无理的烂诉。这些观点偏持，主要因为不理解美国选举制度和川普的政治计算。本文引用现实与历史证据，与大家讨论让人眼花缭乱的选后时局。

川普代表的政治运动，口号是“让美国重新伟大”，内容包括复兴基督教新教价值观，强调个人责任与自立精神，减少税收和社会福利，强调美国主权由美国人民控制，减少外国势力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对美国的影响，对国际敌对力量加强军事和外交对抗，警惕对独裁政权的绥靖主义，以及要求盟国成为自立的伙伴而不是美国的附庸国、停止或减少揩美国油、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多做贡献，等等。

图1. 美国腹地“铁锈区”(Rust Belt)支持川普的民众。川普进入政界之前，不满情绪就已长期在广大的中下层民间酝酿，尤其在被经济全球化严重打击的传统工业区。但是这种不满一直找不到国家层次的政治代言人。川普看懂了民众的愤怒，然后投身选举，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因此迅速获得众多支持者，形成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潮，并在2016年出人意料地入主白宫。

二 川普的法律战对国家有利

总统选举日是2020年11月3日，代表各州的选举人在12月14日完成投票，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已经正式成为当选总统，虽然没有宣誓就职。但是川普至今拒绝认输，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在选举人完成投票后还拒绝认输的总统候选人，史无前例。川普宣称民主党在选举中作弊，川普阵营自选举日以来不断宣布舞弊证据，在多个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提告。法律战成为在大选之后川普一方的政治主轴，也是美国社会瞩目的焦点。

截至2020年12月10日，川普或支持他的人在全美范围内已经向各级法庭提告38次，其中29个案件被撤回或失败，9个案件还在审理中，没有取得任何逆转计票结论的胜利。川普阵营提告失败的理由，有的是程序性的，有的是证据不足。面对这种局面，川普没有流露出放弃的意愿，反而越战越勇。一些川普反对者因此认为，他的法律战只是无理的烂诉，不顾对国家的伤害。

1.  选举中舞弊与错误并不罕见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四款第一节规定，选举的管理权在每个州，选举规则的制定者是州议会。州政府一般把选举执行权下放到县，县再下放到投票点。美国总共有3千多个县，23万余个投票点。平均讲，美国的每个投票点覆盖的人口数比中国的行政村或街道办还少。投票点的工作人员工资相对很低或没有工资，多是退休人员、家庭妇女、低收入者、或志愿者等，素质参差不齐，与中国的街道办或村办类似。

美国的选举机制极度分散，目的是防止独裁者操纵选举。但这种选举制度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可能出现错误、舞弊、缺乏统一标准等情况，而且如果舞弊发生了，分散的体制使得事后发现和纠正变得困难。

图2. 左图，肯尼迪与尼克松在1960年9月总统辩论会场上；右图，肯尼迪与芝加哥市长Daley并肩走在芝加哥的马路上，他们都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民主党人，私人关系甚密。1960年总统选举是20世纪选票最接近的美国总统选举。在关键州伊利诺伊，肯尼迪只领先尼克松约8000票。伊利诺伊州最大城市是芝加哥，市长Daley长期与黑社会有瓜葛，选后马上有传言他为肯尼迪做票。尼克松考虑到美苏处于冷战高峰期，如果自己质疑选举结果，法律战将旷日持久，造成宪法危机，有损于世界民主阵营，所以选择迅速承认败选，不追查可能的选举舞弊。值得一提的是，8年后尼克松成功入主白宫。

图3. 左图，1876年的总统选举，共和党的Hayes对阵民主党的Tilden。右图漫画，南方白人威胁黑人选民。历史上，美国选举存在舞弊曾是公开的秘密。内战之后，南方被解放的黑奴有了投票权，但是在现实中经常被白人暴力威胁，不能或不敢投票。民主党代表南方白人利益，而共和党是林肯的党，解放了黑奴。绝大多数黑人支持共和党，与今天的情况相反。在1876年总统选举中，南方白人势力大肆阻挠黑人投票，造成Hayes在全国的总得票数明显少于Tilden。但是普遍共识是，如果黑人可以自由投票， Hayes毫无疑问会获胜。选后Hayes很快在新闻记者面前认输。但是人们发现南方的几个州计票存在争议，于是两党成立“选举人委员会”（Electoral Commission）主持验票，其中共和党占微弱多数。在委员会主导下，Hayes逐渐在多个争议州胜出。两党之间谈判之后，Tilden认输，Hayes当选。

在近年来的选举中，舞弊与错误也时有发生。比如2018年北卡罗莱纳州联邦众议院第9选区议员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只领先约900票。事后有人举报共和党基层选务人员曾非法收集和更改邮寄选票，于是州选举委员会拒绝认证选举结果，决定此次选举作废，并于2019年重新选举。同时，舞弊的党工被起诉，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再比如，2020年12月1日纽约州Chenango县正式通知法院，它发现了55张从未被计数的11月3日选举中的选票。

2.  政治发展要求选举制度改进

图4. 川普与拜登在关键摇摆州的选举结果。双方在多个州差距微小。美国总选民数约1亿5000万，谁当选总统最终被几个州里面一两万人的差距决定。这种激烈程度以前少见，但以后很可能会多起来。政治现实对选举制度的精准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图5. 中间选民理论。图中横轴为政治频谱，纵轴是人口密度。每个选民投给与自己政见较接近的候选人，每个候选人努力得到最多选票。图中蓝色及红色区域分别代表拜登和川普的基本盘，白色区域为摇摆选民，从白色区域中间分开，左边投拜登，右边投川普。面对这种局势，两个候选人都会移动自己的政纲，最后双方的政纲都会趋近中间选民M的位置，这就是“中间选民理论”。表现在现实中，虽然两个候选人的口号和出发点很不同，但是最后的政纲会相近，各得大约一半选票。民主政治越成熟，两派的政纲就越接近，选举就越激烈。

在美国的制度里，司法在本质上是被动性。通常只有潜在受害人提告，司法体系才会介入调查。无论地方还是联邦层次的选举，两党从来都紧盯过程是否诚实。如果发现潜在的舞弊或选务错误、可能改变选举结果，受损一方就会提告。但是在现代美国，关于选举的官司并不多见，根本原因是受损一方经过初步调查发现，虽然存在舞弊或错误，但是规模较小，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所以不值得花费资源打法律战。

这次总统选举意义重大，川普和拜登之间的差距又空前接近，选民们自然疑问选务系统中舞弊或错误是否影响了选举结果。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根基，美国总统选举是全世界瞩目的民主标杆。选民们对这次选举的诚实性有疑问，川普就应该调查到底，所以他选后的法律战有正当性，对整个国家有益。

三 邮寄选票扭曲选情

这次选举中的不公，不在于明火执仗的作弊，而在于多个州改变传统，大规模采用邮寄选票。由于新冠疫情泛滥，各州政府恐惧选民拥挤在投票点会引发病毒传播，所以打破几百年的传统，不再要求一般人在选举日到投票点投票，而是允许甚至强制所有选民邮寄选票。邮寄选票存在根深蒂固的缺陷，让作弊变得容易，并且事后很难纠正。

比如在家庭内部，父母胁迫孩子、或一个强势成员胁迫其他人按自己的意愿投票，因邮寄选票变得容易。原来大家都去投票站，在隐私被严密保护的情况下投票，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影响。现在大家在家里填写选票，然后分别封装、寄出，就让胁迫变得容易，并且外人基本无法监督，事后也基本无法纠正。

更严重的是，邮寄选票让政党或政治组织可能系统性地胁迫选民投票。比如我曾到一处波多黎各移民聚居的社区。那里相对贫穷，人口密度高，男人们打零工，太太们生活中相互帮助、联系紧密。大家社区意识很高，人与人之间很少秘密，气氛有点像中国的传统乡村。在这类社区里，民主党和支持民主党的工会等组织的影响力经常很深入，到选举时大家私下互相监督，如果你被发现“叛变”、投了“敌人”的票，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惩罚都会降临。不合群的人很容易被周围人柔性制裁，比如工会的人不再帮你介绍工作，邻居们疏远你，没有人帮你照看孩子，等等。法律基本无力在事前制止这种选举胁迫，事后即使发现了，也很难惩罚。所以那里的人，即使心里支持川普也不敢表达。邮寄选票进入这些社区，出来的基本都是民主党的票。

邮寄选票的另一个弊端在于“选票采集”（Ballot Harvesting）。很多州允许投票人委托第三方代缴填写好的邮寄选票给政府，基层党工因此会上门向选民分发空白选票、让选民现场填写、然后回收，这就是选票采集。在这种投票方式里，选票在离开选民之后、到达政府之前，谁接触过它、是否做了手脚等，外人无法知道，所以是作弊的温床。比如党工可能偷看选票、修改选票、丢弃或毁掉某类人的选票等。民主党党工可能故意丢掉从右派社区收集来的选票，共和党党工可能丢掉从左派社区收集来的选票，等等。这类违法行为很难被发现。

图6. 左图，加州的基层党工在采集邮寄选票。右图，专门帮候选人采集邮寄选票的商人Leslie McCrae Dowless。在2018年北卡罗莱纳州第9选区联邦众议员选举期间，他为共和党候选人服务。选后他和他的员工被指控非法收集他人邮寄选票、做假见证人、涂改选票等。数据分析发现，邮寄选票的返回率依社区不同呈现规律，一种解释是采集选票的人故意丢失特定选票。

总之，有些选举舞弊留下证据，可以事后利用司法手段纠正。但是很多舞弊不留痕迹，让司法无能为力。比如家庭内部的投票胁迫、邻里之间的投票胁迫、基层党工在选票采集时做手脚等。很多美国选民懂得司法管不了邮寄选票里的舞弊，有点类似于很多中国人懂得司法管不了机关里走后门、塞红包等腐败行为。这次选举大规模采用邮寄选票。在关键州，民主党控制其中的大城市，比如费城、底特律、芝加哥等。它们都以腐败闻名，开出的邮寄选票不合常理地严重偏向拜登，直接逆转所在州的选情，也决定了这次选举的结果。所以川普支持者们强烈不满，觉得舞弊主宰了这次选举，即使还没有找到具体证据。就像在中国，如果干部开豪车、带名表，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懂得他十有八九贪腐，即使没有具体证据。大选后川普阵营在法庭上接连挫败，并不代表选举中没有舞弊，很可能只反映司法对利用邮寄选票舞弊的鞭长莫及。关于选务，这次选举的最大教训就是，未来要严格限制邮寄选票的使用。

大选前川普总统就大声疾呼，广泛采用邮寄选票将是“一场灾难”、让选举“失控”、变成“彻底的大骗局”。而民主党与支持民主党的主流媒体激烈回呛，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川普对邮寄选票的指控没有证据。双方都有明显的政治考量，都知道邮寄选票有利于民主党、有害于共和党。川普的立场更有助于选举公正，民主党的立场更有助于防范疫情。争论的结果是民主党占上风。几乎所有州在这次选举中都大幅扩展了邮寄选票的使用，其中五个州甚至采用全民邮寄选票，包括科罗拉多、夏威夷、俄勒冈、华盛顿、和犹他。其中前四个州都是民主党执政。犹他州偏共和党，采用全民邮寄选票主要因为地广人稀。川普的支持者指责民主党合法化了选举作弊，民主党则反驳说没有证据。说到底，邮寄选票的最大弊端就是隐蔽，造成即使舞弊发生了也很难找到证据，外人必须主要靠常识与逻辑做判断。

大选后，在川普阵营的推动下，各州发现了一些选举中的错误，比如佐治亚州重新计票后，川普得票数增加了约1000张。但是至今为止法院没有确认任何大规模舞弊证据，发现的选举错误也都较小，不足以扭转选情，证明除邮寄选票之外的美国传统选举制度，虽然不完美，还基本可信，并不像选后初期一些人怀疑的那么不堪。川普的法律战解答了选民们对这次选举的一些疑问，让很多人看清邮寄选票是关键所在，对美国选举制度的进步有促进作用。

四 川普还有一条获胜的可能路径

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于12月8日出人意料地上告到联邦最高法院，诉宾夕法尼亚等四个关键州在总统选举中违宪。美国宪法规定，各州选举方式的立法权在州议会，但是被告四州的行政机关以疫情为由，没有经过议会，改变了今年的选举方式。德州声称它们违宪，可能影响了联邦选举结果，侵害了德州权益。

德州提告之后，各州迅速反应。其中20多个共和党执政的州支持德州，而另外20多个民主党执政州支持被告，形成全国大对立。双方都预计这将是川普法律战的决胜时刻。但是结果出人意料，最高法院在12月11日发出简短决定，不受理此案，原因是德州没有给出站得住脚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其他州的选举方式伤害到自己。这个裁决被广泛认为是川普阵营的严重挫败。

图7. 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德州对宾州等四州选举提告的意见，非常简短，意思是德州无权过问其他州的选举。

认真阅读决定不难发现，最高法并没有裁决被告是否违宪，只说德州不合程序。按这个理解，川普阵营还有一条没有被探究过的法律战道路，就是川普和彭斯以直接受害者身份控告那四个关键州。简单地讲，川普与彭斯可以把德州的“状纸”拿过来，把原告从德州改成自己，重新上告。

但是因为法律程序原因，川普和彭斯不能像德州那样，直接把状纸递到最高法。德州告四个关键州，属于州与州之间的争执，按美国法律，只能由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川普和彭斯作为候选人，所有案件必须从低级法院开始。在低级法院失败后才可以逐级上诉，最终可能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但按常规，最高法拒绝审理绝大多数从下级法院上诉来的案件。川普和彭斯不可能预知最高法会不会审理自己的案子、或会审理哪个案子，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很多案子，希望最终能获得一个机会。这也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错以为川普选后烂诉。

目前，川普和彭斯的选举官司都还滞留在各个低级法院里，要么已经失败、要么在审理中，还没有任何突破性胜利。关于各州政府越过议会修改选举方式是否违宪，低级法院的裁决大致有二。一是疫情是紧急状况，州政府不得不特事特办，所以合法。二是，挑战选举方式应该在选举前，选举后再声称方式不对，不合程序。川普阵营则认为，选举公正性对国家至关重要，这次总统选举明显不公，比如大量邮寄选票歪曲了选情；疫情和法律程序问题即使存在，也不应该让美国人民接受不公正的选举；法庭的最高目的就是维护公正，目前纠正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司法介入。所以川普阵营的法律战持续不停。

但是法律战面对时间压力。明年1月6日参众两院联合清算选举人票、确认新总统，就是最后期限。之后即使官司赢了，总统也不可能换。另外，选举在民主制度里具有神圣性，最高法院可能忌惮，不愿意出手改变选举结果。所以川普虽然还有一条可能的获胜路径，获胜几率并不高。川普阵营里聪明人云集，当然知道靠司法翻盘很困难。川普并没有把命运都押在法庭上，法律战的深层目的是争取人心。如果在法庭上获胜更好，但那只是锦上添花。川普希望选民看清这次选举的不公，理解选举失利并非代表施政不得人心 ，从而为自己或接班人未来卷土重来打下民意基础。

五 总结：在民主制度下，失去政权并不可怕

选后局势还在演变。本文不试图预测谁将是下一届总统，也不评判在具体选举案件中孰是孰非，而是要指出，即使川普最终败选，也不是川普主义的末日。下野后只要他不放弃，“让美国重新伟大”的运动就不会终结，甚至可能更上一层楼。

川普当政期间，肩负行政责任，虽有实施政见的平台，但也被具体事务缠身，为每件政府失误承担骂名，所以没有多少精力顾及“让美国重新伟大”运动本身的发展与完善。四年前他当选突然，一些早期政见不成熟，比如把中美关系定位在经贸上，相对忽略国家安全，间接导致美国在新冠疫情初期掉以轻心。再比如他刚入政坛就当选，缺乏做总统需要的大批忠诚干将，用的人很多后来证明不适合，像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埃斯珀、国土安全局长凯利、司法部长塞申斯、巴尔，等等。缺乏好的帮手、团队不稳定，使得川普执政效力打折扣。如果他这次离开白宫，可以有时间总结执政经验，利用选举不公议题保持广大支持者的热情，招募更多的人才，培养下一代领导层，比如彭斯、伊万卡夫妇、彭培奥、科鲁兹等人，为未来自己或接班人重新执政打下坚实基础。

图8. 选后川普的号召力不减。左图，川普支持者于2020年11月14日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集会Million MAGA March。右图，川普于2020年12月6日在佐治亚州讲演。现代两党民主制度的特点是，每个党的支持率大约都是50%。即使落选，川普也被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支持。如果运作得当，他的人气可能在离开白宫后不降反升。

图9. 1824年总统选举，安德鲁·杰克逊（左）与约翰·昆西·亚当斯（右）。杰克逊是体制外候选人，战斗英雄，为人直率粗犷，民气很高，类似川普。大选时本有四个候选人，杰克逊得票最多，但选举人票不过半，于是按宪法由众议院投票决定下任总统。议员们不喜欢杰克逊，选择了体制内候选人，也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杰克逊落选后，支持者们觉得不公，内心愤怒。他借这股民气设立自己的政治平台，创建民主党，保持了支持者热情，于4年后卷土重来，当选总统，连任两届，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杰出总统之一。川普正在效仿这位两个世纪前的先辈。

华人中很多人觉得，如果川普这次下台，美国将永久失去传统价值，保守派将没有机会再执政。这是杞人忧天。如果川普失败，确实将是保守派的一次重大挫折。防止美国因此坠入极左的深渊，就是选后所有保守主义者们的责任。但是，民主制度的特点是胜者不恒胜，败者不恒败。川普败选与薄熙来下台有天壤之别。即使拜登上台，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们也都还有政治自由与民主权力，还有机会靠宪政手段重新执政，不象薄熙来只能在狱中等死。当年刘少奇与邓小平集团在权斗中失利，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所有支持者都被逼反悔，但是邓小平后来复辟成功。邓小平与支持者、川普与支持者，都一样是人，如果前者能反败为胜，后者在民主制度下就更可能。如果因为败选，川普的支持者就失去信心，他们就不配叫保守主义者，不配是“让美国重新伟大”运动的一员，甚至不配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

图10. 邓小平下野和复出。他从“被踏上亿万只脚”到“君临天下”没用几年。我们大陆来的华人，从这样残忍的政治环境中出来，面对川普与拜登和风细雨式的政治竞争，却有很多人变得玻璃心，因一时挫败丧失信心，实在不应该。

华人要努力剔除在中国养成的政治直觉。美国是三权分立，就像川普当政期间不能左右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或最高法院一样，如果拜登执政，他也不能左右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或保守派占优势的最高法院。1824年杰克逊败选，选民们没有革命，却记住了选举中的不公，让杰克逊在4年后执政。1876年Hayes在极具争议的情况下入主白宫，选民们也没有革命，也记住了选举中的疑似不公，使得Hayes只做一届就下台。1960年尼克松又因疑似选举不公落败，之后继续努力，在8年后入主白宫。今天的选民也将记住这次选举中的不公，未来还会给保守派重新执政的机会。

总之，在民主制度下，失去政权并不是政治生命的终结，并不可怕。即使落选，川普也有机会继续在美国政坛上起到关键的领导作用，未来还可以参选，或帮助接班人参选。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对手只是竞争者，是同胞，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因此，如果拜登依法成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也应该尊重他，不应该仇恨他或他的支持者。

2020年12月16日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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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Tackett at CHICAGO TRIBUNE, 1997/08/31, SPYING ON THE BOSS,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ct-xpm-1997-08-31-9708310374-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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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 Business, 2020/12/04, Jenna Ellis on the SHOCKING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Georgia State Senate, https://youtu.be/xRs2urjnzMU

Sky News Australia, 2020/12/03, Republicans tender new CCTV footage to Georgia Senat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https://youtu.be/x-7E-71Av0k

NBC New York, 2020/12/01, Upstate NY County Finds 55 Uncounted Ballots, Keeping Tight House Race Up in the Air, https://www.nbcnewyork.com/news/politics/decision-2020/upstate-ny-county-finds-55-uncounted-ballots-keeping-tight-house-race-up-in-the-air/275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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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y Bauer, 2018/10/24, Chicago And Rigged Elections? The History Is Even Crazier Than You’ve Heard, https://blockclubchicago.org/2018/10/24/chicago-and-rigged-elections-the-history-is-even-crazier-than-youve-heard/

Wikipedia, 2018 North Carolina’s 9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8_North_Carolina%27s_9th_congressional_district_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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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otpedia, undated, All-mail voting, https://ballotpedia.org/All-mail_voting

By Eugene Kiely and Rem Rieder, 2020/9/25, Trump’s Repeated False Attacks on Mail-In Ballots, https://www.factcheck.org/2020/09/trumps-repeated-false-attacks-on-mail-in-ballots/

本文的主要网上地址，包括读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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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与汉族比邻而居4000余年，跨越整个中华文明史，苗族却一直抱缺守残、拒绝汉族的先进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例子。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本文以一个汉族人的角度审视苗族历史，希望从中获得一些结论，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中国与西方民主制度共存200多年却不能民主化。对真理信仰的缺失，是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面临的关键障碍。

一苗族简史

苗族和汉族是同源兄弟，都是蒙古利亚人种，语言都属汉藏语系。远古时代，二者共居于中原，相互往来、交战、联姻不断，本质上是同一伙人。汉族的祖先是炎黄二帝的部落，主要生活在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地；苗族的祖先是蚩尤部落，主要生活在现在的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他们都是农耕部落，发展程度没啥大差别，蚩尤部落更先进一些。有现代学者声称，苗族是中国最早的水稻种植者。

苗汉分离发生在大约4600年前。《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涿鹿之战以后，蚩尤部落失败，蚩尤被杀，其民众部分投降，融入炎黄族众。没投降的部分南迁，逃出炎黄的控制范围，并在后来的多个世纪里与炎黄既为邻又为敌。《山海经》记载，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朝，“舜逐三苗于三危”，就是舜击败了苗族部落 ，将他们放逐到三危。有人说三危是今天的甘肃省三危山，也有人说是南方其他地方，总之是蛮荒之地。

从此，苗族历史不断重复一个模式，就是应对汉人的扩张，他们不断向南迁徙，躲避汉人。从最早的山东、江苏等地，到甘肃、贵州、四川，再到云南、海南等偏远地区。后来汉人扩展到全中国，一些苗族就逃到越南、老挝、缅甸等邻国。再随着人口增多，每个地区内汉人都占据越来越多的可耕地，苗人就躲到群山深处的山顶上。那里易守难攻、又不适合农耕，汉人不喜欢，就成了苗人的避难所。

图1. 左图是黄帝、炎帝、和蚩尤三部落的大致分布图。那时的部落不定居，迁移不断，所以地图只是他们的大致活动范围。涿鹿之战的具体位置有很多种说法，可信性较高的是今天河北保定以北的釜山一带。右图是学者猜测的，现代苗族人祖先的大致迁徙地图。其中没有甘肃，可能夏朝时去甘肃的那支苗人后来消失了，也许被同化、也许被灭族。

二 苗族抱缺守残

千百年来，苗族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所有重要方面一直大幅落后汉族，为什么没有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向汉族学习？汉族在历史上曾吸收很多少数民族，比如北魏时的多民族大融合、明朝初年蒙古和色目人融入汉族、近代满族人逐渐融入汉族等。相比之下，苗族与汉族在人种和语言上差别更小，按理更容易融入，为什么没有发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苗族坚持古老的“游耕”生产方式。

苗族人从古到今都刀耕火种。他们烧林砍树，不翻地，不施肥，掘穴播种，然后等待收割。这样种地，土壤肥力在1到3年内急剧下降，收成大减。于是苗人只能弃耕，另选新地块开荒。大约经过5到12年，苗寨附近土地全部报废，整个部落就必须迁徙，寻找新家园，这就是“游耕”。游耕对土地破坏严重，苗人经常要等几代人以后才可能回到原来弃耕的土地。

图2. 左图，在21世纪的今天，老挝苗族人还在大规模烧山开荒，危害他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又严重破坏环境，让老挝政府和其他民族不胜其苦。中图和右图都是被游耕部落丢荒的山地，满目疮痍，植被和环境很难恢复。

涿鹿之战时期，汉苗的农耕技术水平差不多。后来汉人逐渐进步，先用“休耕”代替游耕，就是在土地肥力下降后暂停耕种，改用旁边地块，然后用翻地、灌溉、施肥等手段帮助休耕土块恢复肥力，一两年后重新耕种。秦汉至隋唐时期，汉人再次改良，推行“轮作复种”代替休耕，就是不再闲置土地，而是在同一块田地上轮流种植不同农作物，并在一年内种植多次。宋元以后，汉族人又推广“间作套种”，就是在前季作物生长的后期，将后季作物播种或栽种在前季作物的株、行之间，以提高土地总产出。

放弃游耕之后，汉人开始定居。相对于不断迁徙，定居生活要求更精细的土地和财产所有权界定和转移方式，以及更高级的家庭、家族、国家观念等，于是促进了文字、法律、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大发展。耕作技术的进步造成粮食产量增加，于是汉族人口大增，民富兵强，文化繁荣，发展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反观苗族，远古时曾比汉族实力强，后来却被汉族反超，并且差距原拉越大。苗人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家，直到近代还没有文字，文化极端落后，人民极端贫弱。

苗汉历来比邻而居。经常苗人住山上、汉人住山下，去同一个市场买卖交易。每当苗人开垦一块荒地，几年后必然报废。苗人离开后，经常汉人接手，利用较先进的农耕技术恢复土壤肥力，然后长期拥有，并建立法律所有权。久而久之，汉族的土地越来越多，苗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随着东亚大陆人口增加，苗族变得无荒可开，只剩两个不好的选择，要么躲入环境恶劣的群山峻岭，要么抢夺他人土地。

在如此局势下，苗人发展出两大鲜明特征。一是尚武。抢夺他人土地不能没有武力，所以苗族基本上全民皆兵。长期以刀枪对待邻居，造成与外族关系恶劣。苗族又落后，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经常比不过对手，于是特别强调内部齐心、靠斗狠取胜。二是苗人强烈否认别人的土地所有权，远不只是“缺乏财产权概念”。因为承认他人的土地所有权，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存。苗族的这两个特点造成他们拒绝文明进步，让外人觉得野蛮、无理。

三 用照片说苗族

图3. 左图是柏格理苗文。中图是柏格理牧师（右2）与苗人和其他牧师合影。右图是柏格理墓碑。历史悠久的苗族竟然在1905年以前没有文字。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柏格理于1887年来到位于云贵川交界的威宁石门坎苗寨。他致力于传教、发展教育、传播文明，并于1905年创制苗族文字，被称为柏格理苗文或老苗文。柏格理到达之前，石门坎苗人长期受彝族土司压迫，极端原始落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柏格理等基督教传教士努力几十年，惠及范围远超过石门坎，让苗族有了全方位跳跃式发展。抗日战争结束后，民国政府在普查中发现，每10万苗族人当中平均就有10个大学生，而每10万汉族人中却只有不到3个大学生。曾落后的苗人成了中华民国的模范族裔。柏格理死在石门坎，并葬在那里。后代苗人一直尊重、怀念他。

图4. 左图，越南战争期间美国CIA组织训练苗族军人。中图，老挝丛林中的苗族人恳求国际社会帮助。右图，泰国试图遣返境内的苗族人回老挝，苗族人的恐惧、无奈与悲哀。他们把回老挝看成死途。历史上，东南亚的苗族人长期与其他民族矛盾深重。越南战争期间，苗人踊跃与美军合作反对共产党。战争结束后，东南亚的各个新生共产党政府大规模残酷迫害苗人。老挝苗族在越战期间支持老挝国王，帮助美军。越战之后，老挝人民革命党，就是共产党，推翻国王后掌权，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像对待野兽一样猎杀苗人。面对国际质疑，老挝官方为掩盖暴行，矢口否认丛林中苗族人的存在。曾有大量苗族难民逃亡到较文明的泰国。但是在泰国，苗人与其他民族矛盾不断，于是泰国政府试图遣返他们。美国一直寻求机会插手调停。

图5. 左图是在美国Wisconsin州的苗族移民Chai Vang。在2004年，他打猎时闯入私人山地，与地主发生对峙，开枪连杀6人。事后他平静、无悔意，被判6个无期徒刑外加一个70年徒刑。中图是在美国的苗族难民Cha Vang，与Chai Vang无亲属关系，在2007年进入别人的私有山地打猎，被右图中James Nichols开枪射杀。Nichols被判69年徒刑。越战后东南亚苗人被迫害，美国舆论强烈要求政府帮助老盟友，于是国会通过法律，大规模接受苗族移民。目前美国有大约20万苗族人，其中6万住在Wisconsin州。这些人与当地居民一直矛盾尖锐。后者抱怨，苗族人无视他人土地所有权，经常带武器随意侵入，威胁主人，滥杀动物。

图6. 左图，群山环抱中的苗寨，外人很难进入，也不愿来。寨子位于山顶，易守难攻。农地都是高海拔的梯田。中图，苗人尚武，人人都是战士。右图，苗寨传统，男孩15岁举行成人式，接受一支枪、一把长刀、和一个号角。虽然苗人靠种田生存，但是成人式里没有一件农具，全是作战装备。

图7. 左图是大陆基层苗族党员干部。他们是大陆苗寨里的真正掌权者。从个人的装束和眼神，到群体的精神面貌、挥舞的旗帜等看，他们已没有什么民族特征了。右图，在政治秀场上，苗族代表穿戴民族传统服饰接受拍照。中国对待汉族、苗族、或境内任何民族都一样，根本办法就是 “党凌驾一切”。党把组织建到最基层，用党的力量控制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有民族都被“党化”，都失去民族自主权和民族特征，民族内部原有的决策机制靠边站，民族文化成了无根之萍，必然慢慢枯萎。但是苗汉也因此开始融合。大陆苗族地区推广了现代农业技术和定居生活，不适合定居农业的苗乡发展旅游业等。除个别偏僻地区外，大陆苗人的传统特点已经遗失殆尽。大概只有民俗旅游区里的演员们、和开人大时的女代表们还穿戴正式民族服饰。但那本质上都是装样子，与苗人现实生活距离遥远。

四 以苗族为鉴

1.  民族可能永远执迷不悟

对比汉族与苗族的农耕方式，前者的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符合农业生产现实、促进文明发展、造福于民族，所以是正确和先进的真理；而后者的游耕严重落伍，是错误的谬论。但是几千年过去了，苗人依然坚持游耕。在他们的小世界里，先进败给了落后、正确败给了错误、真理败给了谬论。

苗族人坚持游耕，伤害了几千年来的每个苗族人。游耕让世世代代、数以亿计的苗族人流离失所，没能过上他们本来可能享有的安全和文明的生活。苗族孩子本来可能像同时代汉族孩子那样受教育、健康成长，却因游耕而缺吃少穿、缺医少药，文盲率和夭折比例都奇高；苗族妇女本来可能吃饱穿暖，却因游耕变得贫困交加；苗族男人本来可能平安过一辈子，因游耕而不得不频繁上战场，面对被杀戮的命运。

汉人的耕作方法并不高深难学，种田人一看就懂；苗汉比邻而居，通婚频繁，苗人有很多机会看到汉人怎样耕作；汉人没有严加保密，想保密也做不到；苗人与汉人同种，智商没有大差别；全球苗族人口上千万，不缺聪明人。总之，没有什么外在因素让苗人不能采用汉人更优越的耕作技术，问题在于苗族自身。

旁人可能以为，苗人是游耕的直接受害者，肯定反对、痛恨游耕制度。但是很不幸，这种猜测大错。苗人老百姓经常是游耕最坚定的支持者，誓死捍卫游耕传统。类似于中国人都是独裁制度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坚决反对民主。一些最坚定的毛粉，就来自被毛泽东整得最惨的家庭。

我曾寻找现代苗族知识分子对民族历史的反思，找到的竟然只有骄傲与歌颂。没有人指出苗人几千年来游耕、与邻为敌、拒绝文明等民族选择是多么明显的愚昧。他们反而把游耕说成是“苗人爱自由”、“民族特色”，把苗族的因循守旧、拒绝进步看作“不忘传统、不忘祖宗、不忘本”，把苗族人无法与外族和平共处、总以刀枪示邻说成是“勇敢”，等等。历史上苗人因落后而在战场上失败、因与邻为敌而被驱逐，不得不多次大逃亡，但是在现代苗族知识分子笔下，这些本该令人汗颜的事都变成了伟大的民族史诗，类似于共产党把失败后的大逃跑吹嘘成为北上抗日而战略转移。

2.  自私让人漠视真实

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是苗人，年轻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很敏感，因此字里行间全是对苗族的赞美。学者刘洪涛评价他的早期作品，“其中的苗人，比汉人在道德、体貌等诸多方面来得优越”。中年后他在汉人世界里站稳脚跟，于是逐渐采用大中华视角，作品里很少再关注苗族了。如果剥去文学家光环、以平常心看待沈，就不难理解他的心理。苗族是弱势民族，年轻的沈从文怕自己被人瞧不起，就大肆吹嘘苗族。可真相是，汉人不比苗人好、苗人也不比汉人好。沈强调苗人比汉人优越，想法偏持，是他自卑的民族情感和死要面子的心理在作怪。后来沈出名了，苗族背景对他个人发展无足轻重了，他就不关注苗族了。追求个人成功、维护心里的民族情感、让自己在旁人面前更有面子等，本质上都是个人私利。大多数苗人，或任何民族中的平常人，都与沈类似，心中的自私本能让他们顾不上真实与否，也不关心民族福祉。

当旁观者为苗族扼腕叹息，“你们游耕，明显愚蠢，害了你们祖祖辈辈。为了苗族的子孙后代，你们应该改革！”这样说的人可能不懂，大多数听者类似沈从文，受人性自私本能驱使，并不真关心民族整体利益。听到中肯的批评，他们不会为民族进步奋起，只会怀恨批评者，觉得对方让自己丢面子，伤害了自己的民族感情。当外国人批评中国没有民主时，大多数中国人也类似，觉得伤害了自己的颜面，反感抵触。

如果被一个同族人批评，常人们反应就更激烈，心里怪他为什么不体谅听者丢面子的难过，全不顾及批评本身是否中肯正确，就会骂他忘本、给民族抹黑、是民族败类等。这样狭隘自私的人越多，敢于站出来诚恳批评的人就越少。我没有找到任何苗族知识分子敢于指出本民族传统里的愚昧，却发现连大儒沈从文也只歌颂不批评，就感到这两件事有内在联系。苗人文化崇拜祖先和传统，强调内部齐心团结，并不重视真实或进步。这种文化里的“好人”如沈从文自然觉得，就应该避讳本民族弱点，排斥那些伤害民族感情的真话。苗族内部人人这么想，于是就没人敢站出来说实话了，正确和进步的真理在苗族内部就这样被彻底压制，这就是为什么愚昧和落后笼罩苗族几千年。

中国人也类似，那些敢于指出中国缺点、支持普世价值的中国人也经常被大众谩骂。比如在台湾和香港的很多人切身感受到，中国不接受自由民主是多么愚昧。于是他们呐喊，希望唤醒大陆人，却被很多大陆人骂成崇洋媚外、汉奸、忘记了自己的中国根等。有些大陆人更极端，甚至要杀他们，扬言“留岛不留人”。

3.  既得利益集团阻止进步

掌权人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追求个人和小集团权利，也要压制真理，阻碍民族进步。任何人都看得出，每次苗寨因游耕而迁徙的成本有多么高、以及避免迁徙的办法有多么简单，只要请一个会种田的汉族农民教大家如何保持土壤肥力就可以了。苗族领袖们不傻，当然看得懂。但是如果改变传统、不迁徙，就将带来部落内部权力和利益的重大再分配，那才是既得利益集团最害怕的。苗寨不断搬迁、走南闯北，就需要勇士。勇士出身的苗寨传统决策集团就有继续掌权的正当性。如果定居了，种田技术能手们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就将伸手要权。勇士们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首领们也就失去继续掌权的理由。

苗族传统尚武，不重视种田。苗族男人们敬佩勇敢的战士，男孩们从小立志要成为战士，经常不惜赌上性命。他们看不起种田能手，觉得妇女和孩子们都可以做。如果停止游耕，转为定居农耕，苗寨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权利分配体系等，都需要改变。原来有权、有势、有利的人，就会失去既得利益。那将是大改革、甚至是革命，必然艰难痛苦，所以苗人几千年来一直拒绝，即使看出了游耕的愚昧。同理，中国应该顺应世界文明潮流、实行民主自由，也非常简单明了，技术上也不难，难的是相应的内部权利再分配。

苗族人并不傻，很多都知道汉族的种田技术好、生活富裕、社会环境好等。这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很多苗族女生嫁到汉家。每次游耕搬家时也总有苗族男子脱离部落，然后逐渐加入附近汉人社会。但是其他苗人从此不再承认他们是苗人。态度好时，说他们汉化了；态度不好时，就骂他们是叛徒。总之，离开部落的苗人数量再多，依然是留在部落里的苗人掌握民族话语权。后者的人数再少、行为再愚昧，也还继续拥有苗族的招牌，被外人认为是正宗苗族。于是苗族内部就出现逆向淘汰，明智的苗人变成汉人，愚昧顽固的留下来做正宗苗人。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民族。比如美国的印第安人，几百年来离开部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远超过留在部落里的，但后者被看作民族代表，而前者永远失去了代表族人的话语权。再比如，中国人里敢站出来大声支持民主的，总是不久后就去了监狱、或坟墓、或国外，而那些昧着良心维护独裁的人平安生存下来，升官发财，重要性提高，被看成正宗中国人，掌握中国的话语权。

五 总结：进步呼唤新信仰

从苗族历史可以看出，正确和先进的真理经常与人的自私本能，比如民族情感、面子、既得利益集团权利等，相矛盾。一个民族如果任由那些人的自私本能驱使，就可能永远得不到真理。汉人施行轮作复种已有2千余年，休耕定居的历史更长，苗族却还不知主动学习汉族的先进农耕方式，生动地表明了先进不会自动战胜落后、正确不会自动战胜错误、真理也不会自动战胜谬论，无论时间有多长。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就看懂，德先生和赛先生是真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请进来，不知还要等到何年何月。

只有当人民崇尚真理，才可能为真理不懈奋斗，真理才有机会最终胜利。崇尚真理，就是当人的自私本能与真理冲突时，人要捍卫真理，不惜牺牲自私本能。为真理克服本能，非常困难。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人就做不到。虽然苗族和汉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信仰，但那些信仰强调人伦，比如忠君、孝父、敬祖先，并不崇尚真理，所以不能帮助人为真理克服本能。拙文《死亡与永生》讲到，汉族人早已忘记都江堰背后的真英雄，就是例子。如果苗人要自主发展、中国要靠自己实现民主化，人民都需要改变信仰，崇尚真理。而基督教就是这样的信仰。

2020年11月28日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注释

国家民族事业委员会，苗族，http://www.neac.gov.cn/seac/ztzl/mz/fswh.shtml

百度百科，游耕农业, https://baike.baidu.com/item/游耕农业/12602546

图片来源：欧正进，文字来源：丁美星，2020-03-01， 珍贵贵州老照片：1949年西方人眼中的文化圣地和“海外天国”石门坎， https://www.sohu.com/a/376990093_488491

万维读者网， 2020/04/27，100年前，一个基督徒在中国创造的文明奇迹，https://digest.creaders.net/2020/04/27/2219022.html

Wikipedia, 轮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轮作

李厚安，2007/01/30，西部苗族：多姿多彩的游耕文化，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4ac9010006jj.html

国家地理，寰行中国，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haVZ8NU40

王浩田，2018-08-16，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苗族的由来，你知道吗，https://kknews.cc/culture/ggpkpyy.html

学点儿历史, 2019/01/09, 这个部族是“最正宗的苗族”，至今仍保留着远古习俗, https://kknews.cc/zh-my/culture/oa3yazo.html

哥伦比亚大学AFE，China and Europe: 1500-1800, The Silver Trade,  http://afe.easia.columbia.edu/chinawh/web/s5/s5_4.html

AFP/Didier Lauras, 2004/04/27, Moving Lao Villages, http://thingsasian.com/story/moving-lao-villages

李炳泽，2016年12月，《苗族语言与文化》，民族出版社出版

Charles Montaldo, 2019/08/05, Chai Vang Killed 6 Hunters in Wisconsin Hunting Incident, https://www.thoughtco.com/six-killed-in-wisconsin-hunting-incident-972787

NPR, 2010/10/27, Documentary Re-Examines Controversial Hmong Shooting,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30860575

Wikipedia, Chai Va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i_Vang

这位英国传教士，帮助苗族人发明了文字，死后苗族人自发为他守墓， https://www.sohu.com/a/307239931_120017237

西南苗族人为何甘心认英国人为王，传教士都为殖民而来吗， https://k.sina.cn/article_6018265449_166b77169001002lwi.html

李元龙， 2010/06/26，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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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张经纬2016-11-10，巫蛊是如何跟苗族文化关联起来的？https://cul.qq.com/a/20161110/0100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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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01 期 第 10-14 页，https://www.1xuezhe.exuezhe.com/Qk/art/234365?dbcode=1&flag=2

本文的主要网上地址：

https://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2385082.html

https://blog.creaders.net/u/13147/202011/390436.html

http://my.cnd.org/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00300&post_id=3192232&forum=2#3192232

http://luo-yuanzhi.hxwk.org/?p=1944

几天前《纽约邮报》释出重大新闻，揭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家族的疑似贪腐问题。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篇报道迅速被Twitter和Facebook在网上屏蔽，理由是原始信息来自骇客行为。支持川普的共和党议员们马上反驳说，媒体曾报道“俄罗斯文件Steele Dossier”和“川普税表” ，内容不利于川普总统，同样源自骇客行为，后者更是非法获得， 但Twitter和Facebook从未屏蔽。媒体必须公正，而这两家互联网巨头公然偏袒拜登反川普。它们偏心程度之严重，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中前所未有。

此事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影响还远没有结束，还将有更多后续事件发生。很多朋友表示惊讶和愤怒，但是还未见人讲清楚Twitter和Facebook行为背后简单而重要的政经原因。这套原因不仅影响Twitter和Facebook，也同样影响着从硅谷到华尔街、从底特律到好莱坞的成千上万家美国大公司。它决定了当前的美国政治大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主导美国政治的发展，所以值得探讨。

以Twitter公司为例，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社交媒体之一，资本雄厚，社会影响力巨大。它拥有超过13亿账号，大约3.3亿活跃用户。其中美国用户大约6200万，在各国中最多，但还不到全世界总用户数的五分之一。试想如果你是Twitter的总裁，坐在加州三番市的办公室里考虑公司未来，你会怎么想、怎么看待美国政治？你会发现，

• Twitter在美国市场已经饱和，美国对于Twitter的未来不再那么重要。类似地，Twitter在西欧和日韩等传统民主国家里也都很成功，市场也相对饱和。
• 对于Twitter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是那些欠发达的人口大国，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南美和中东各国等。目前Twitter在这些市场的占有率还较低。
• 美欧日韩等民主国家都是成熟的法制国家，Twitter的言行受到法律保护。无论Twitter爱他们还是恨他们、赞扬他们还是诋毁他们，Twitter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基本不受影响。但是中国、俄罗斯、中东等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如果迎合那里的当权者，Twitter就可能获得新市场，如果违逆当权者，Twitter就会被逐出市场。

面对这样的现实，Twitter总裁的想法显而易见。他只能迎合那些控制大市场的独裁者们，不惜得罪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里的政府和人民。具体讲，他会改变Twitter的言行、思想、和经营行为来取悦独裁者，然后再努力劝说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接受自己的言行、思想、和经营行为。在美国的民主政治里，他会支持对独裁者们怀柔的候选人，并劝说大众不要与独裁者们为敌，以让自己继续与独裁者们做生意。

在这点上，众多的跨国公司都与Twitter类似，比如硅谷里的Facebook、Google、Microsoft，华尔街上的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媒体业的CNN、Bloomberg、路透社，制造业的波音、3M、通用电气、通用汽车、Caterpillar，零售业的沃尔玛、Costco，娱乐业的迪斯尼、NBA、NFL，等等。它们都依靠美国社会创立并壮大、从美国赚取最多利润，但是都发现美国市场已经饱和，都希望进入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为此，它们都需要赢得独裁者的欢喜，于是它们就支持对独裁怀柔的美国政治力量，劝说美国民众不要仇视独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公司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追求最大利润的机器。只要不犯法，它们做任何能赚钱的行为，不论是否违反道义或民主理念。那些不这样做的公司，成不了行业翘楚；那些不这样想的人，不可能进入大公司的高层。

图1. 上左图，NBA篮球赛前演奏美国国歌，美国职业队员们单膝跪，抗议美国黑人缺少人权。上右图，NBA篮球赛场外，准备抗议中国破坏香港人权的观众被挡在门口。法律上讲，NBA是一家公司联盟，目的是帮助成员公司赚钱。NBA正在试图打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敏感。如果NBA允许香港抗议者进入赛场，中国政府就可能禁止NBA进入中国，所以NBA毫无抵抗地主动屈服。但是NBA明确支持队员反对美国，宣称这是美国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力。NBA在抗议美国时总是走在社会前列，非常极端，显得很“勇敢”。

B. 全球主义Globalism

美国人民的基督信仰和民主精神源远流长。跨国公司连同它们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为了赢得国际市场，努力在美国人民面前强调世界各地的联系、不同文化与传统之间的相通、和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的重要，事实上淡化了民主与独裁的生死对立、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包括无神论的根本不同、以及美国精神的独特和对世界的引领作用等。跨国公司散布的这套观念就是“全球主义Globalism”。现实中，如果有人指责跨国公司帮助独裁者，全球主义者们就会说，“美国也到处有压迫、独裁国家其实也有民主”，比如 Bloomberg的创始人、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隆伯格就说，“习近平不是独裁者”、“中共也听从人民的声音”；如果有人强调美国的独特性或基督精神的唯一真理性，全球主义者就指责对方是“种族主义者”、“其他宗教或无神论也是正当信仰，与基督教有同等地位”。

图2. 上左图布隆伯格在2019年9月接受PBS访谈；上右图布隆伯格保持与中国最高层的亲密友谊。他的公司Bloomberg一直希望大举进入中国的金融服务市场。在上述访谈中他强调，“习近平不是独裁者”。在主持人告诉他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后，他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听取民意”。他的公司属于金融信息服务业，在中国一直是敏感行业。因为他与中国政府格外友好，所以他的公司在中国一直可以正常经营。

回顾历史，全球主义已经盛行了几十年，并曾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成功与财富，也为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与发展。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施行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恢复经济与社会，也让美国得到市场；韩战后美国巨额援助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各地，为它们带来资本和技术，帮助它们从极贫极弱中迅速富裕起来，同时也扩展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美国帮助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发展石油工业，让它们从中世纪一跃进入现代、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美国也得到廉价可靠的战略能源。类似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全球主义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也曾经历过巨大失败。比如在1960、70年代，美国把伊朗视为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全面紧密交流。在美国的保护和帮助下，巴列维国王主导了旨在去伊斯兰传统的“白色革命”，让古老的波斯王国迅速现代化。但是伊斯兰势力反扑，在1979年发动革命，推翻国王，实行伊斯兰法，一下子抹掉了几十年来的现代化成果。革命后的伊朗视美国为最大敌人，把手里积攒的美元和美国造武器用于和美国为敌，在世界各地攻击美国人和美国利益。

全球主义的最大失败发生在中国。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的根本战略就是，利用全球化把中国从斯大林主义陷阱中拉出来，让中国理解和接受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创造机会让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快速进入现代化国际大家庭，同时也让美国从中国的进步中受益。从1972年到2016年，这个大战略在实践中磕磕绊绊，比如曾在1989年64事件中遭遇挫折，但是美国一直没有放弃。

可惜的是，自从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治快速回归毛泽东路线，让中国老百姓惊讶、也出乎美国的意料。尤其是2018年习近平通过修宪变成终身领导人以后，对美国的敌意在中国政治中上升到主流地位，在军事、情报、外交等诸多领域挑战美国利益。在经济领域，中国利用举国体制压迫美国企业转移技术、对美国企业开展间谍活动，让美国社会对全球主义强烈怀疑。川普总统在2016年的当选就是选民对全球主义的一次否定。

C. 美国左右两派的对垒

自二战以来，全球主义已连续为美国服务了七十多年，现在它的“产出”降低、“成本”增加，二者基本相抵，所以美国在反思、酝酿改弦更张。以川普总统为代表的保守派倾向于抛弃它，而以拜登为代表的左派倾向于大幅修正它。变革的核心是经济政策，两派都试图修改法律，让跨国公司觉得把工作岗位移出美国无利可图、或至少没有以前划算。对全球主义的取舍，就是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主线和关键点。

全球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改革必然造成急剧的利益重新分配，波及整个美国精英阶层，所以近年来美国内部纷争激化，国家处于70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川普2016年上台， 试图用“美国优先”路线代替全球主义。在经济上，他与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欧盟、日本等公开对峙，影响众多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在外交上，他把中国看作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替代俄罗斯，推动美国的军界、外交界、情报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界等的大换血，用熟悉中国的人代替熟悉俄罗斯的人，造成既得利益的官员、学者、社会意见领袖等群起对抗变革、反川普。这些人构成的非正式网络就是川普派经常诟病的Deep State。

“全球主义过时了”已经是美国社会的共识，两大政党都要改革。川普总统作为政治局外人当权，没有与旧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施政大刀阔斧。他的中坚支持者群体是那些坚信耶稣精神和自由民主价值的保守主义者。在野的拜登支持渐进式改革，希望以此拉拢社会各阶层里对川普不满的人。拜登的核心支持力量是东西海岸的跨国大企业、它们的雇员、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美国的民主制度历史悠久、机制完善，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左右两派都很强，力量差距很小，不存在一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所以任何一方要取得执政权就必须在每次选举中都竭尽全力，团结每一份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在跨国公司相关人群之外，民主党还联合了少数民族尤其黑人、非法移民、环保主义者尤其强调气候变化的人、大学校园里极端反对种族歧视的知识分子、以及留恋社会主义的来自东欧和中国等地的新移民。川普的支持者分布在广大的中部和南部，包括恪守基督信仰的教徒、个体和中小商人、中下层白人劳工、农民、和从古巴、委内瑞拉、东欧或中国逃亡到美国的反社会主义者们。

D. 常见的误解

这次大选举涉及美国国家战略的根本变化，竞争异常激烈。两大阵营都发表过很多出格言论，各种极端政治势力也走上前台，让老百姓为选举的后果担心，在华人圈里催生出很多误解。

1.      “共和党代表资本家、民主党代表穷人”

大多数华人相信政治的本质就是阶级斗争。不但中国大陆来的移民如此，港台来的移民也类似，大概因为国民党也是列宁式政党、与共产党一样，台湾的传统教育和文化也受到苏联模式的潜移默化， 而香港文化受到大陆与台湾的双重影响。所以很多华人以为，美国政治的本质就是穷人与富人的斗争，共和党代表资本家、民主党代表穷人。

美国政治从来不符合这套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这次总统选举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美国的超级富豪中，一大半人支持民主党的拜登，一小半人支持共和党的川普。那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在华尔街和硅谷的美国的大财团、大资本家们，都支持拜登。在最穷的美国人里，不工作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倾向拜登，工作或努力找工作的无产阶级倾向川普。作为资产阶级的中小企业主、与作为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打工白领，则经常混同在一起；如果居住在东西海岸、业务依赖跨国公司，他们就偏向拜登；如果居住在广大的内陆，与跨国公司没有关联，他们就偏向川普。这样的政治地图，让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的信徒们抓狂。

2.      “美国选举乱象说明民主制度低效率”

民主制度尊重每个人的意见，所以经常让人觉得效率低。而独裁制度是一人一党说的算，所以一般人觉得它效率高，比民主制度更适合处理紧急的社会大变革。但是具体看美国应对中国的挑战，却发现民主体制并不比独裁体制效率低。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后，就开始各方协调，准备挑战美国。美国内部马上就有人看清了中国的意图。川普2016年上台后开始抛弃全球主义。习近平2018年修宪，变成终身领袖，强调中国独裁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不久就跟进，开打中美贸易战。

记得习近平刚执政时期，很多他的支持者感到振奋，看到习在国内反腐、打压异己，在国外搞一带一路、压制港台、出击南海等，就觉得领袖给中国带来新希望；再看美国受跨国公司操控、离不开中国市场，就以为中国打败美国指日可待。这些人没有想到，美国迅速改变国策，不理会跨国公司的政治游说，精确反击中国挑战，比如制裁华为、中兴等公司、着手建立亚洲版北约等。民主体制表面上吵吵嚷嚷，混乱不堪，但是运作起来远不像独裁制度支持者们以为的那么软弱可欺。

图3. 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商业和战略学术界领袖们在一起。中国的当权派认为，西方民主都是虚伪的，真正的主人是幕后大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于是自以为找到了美国制度的死穴，多年来采用“以商逼政”的对美高层战略，就是花大价钱与一批美国商界和学术界高层交朋友，希望他们组成一张隐性关系网，在美国推动中国利益。但是川普上台后，这个亲中网络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大降，可以说一夕崩溃，让中国的计划落空。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流开始鄙视美国的民主制度，希望中国赶超、打败美国。在中国最贫弱的1970、80年代，美国向中国输血资金和技术，现在的很多中国人故意遗忘，或觉得美国傻、民主制度短视，竟然帮助潜在的敌人，让中国坐大。他们不但不感谢美国，反而觉得美国幼稚可欺。他们不理解美国人民信奉的基督精神。中国智慧强调“斩草除根”、“宜将剩勇追穷寇”，就是在有机会时一定要除掉敌人、即使他没有主动攻击自己；同时鄙视给对手活命的机会，贬低那种行为是“沽名学霸王”。但是在基督教文明里，强者在没有被攻击的情况下欺负弱者，是不道德的行为。当年中国弱，美国没有趁机歼灭中国、还帮助中国；现在中国强大了、主动挑战美国了，美国才迅速反击。在世界绝大多数人眼里，美国体现了对他国公平、不恃强欺弱的原则。

3.      “拜登当选，美国就要变成社会主义”

政争激烈的时候，每派内部最极端的分子就成了有用的斗士，引人注目。当前美国政治对抗激烈，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激进成分就脱颖而出，比如Sanders、AOC等社会主义者们。拜登的副总统人选Harris也是极端左派，在关键政策上与社会主义者一致。

如果拜登当选，美国确实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比如推行天价的Green New Deal、全民健保等项目，使得税率上升、经济降速。美国因此会少了它独特的光辉与魅力，世界也会失去最明亮的希望灯塔，那将是非常不幸的事。但是我们要理性地看清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以及美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首先，拜登支持者的主流是在川普治下利益受损的全球主义者们，主要是集中在东西两岸的跨国公司利益相关者们。这些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受益者，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者。拜登与Harris都声称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无论他们是否诚实，他们这么说就代表他们忌惮主流支持者们的观念。在没有掌权时，拜登阵营与社会主义者同盟，只是同床异梦；掌权以后，同盟内部的矛盾会自然浮现。

如果拜登当选，论功行赏，社会主义者们可能在新政府中分得一些权力，对未来政策有影响力，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将有限。所有保守派民众，包括川普的支持者，都应该与左派中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联合，努力阻止美国滑向社会主义。抵御社会主义的根本希望永远在于反对者们的不懈努力，无论谁执政。

即使拜登政府实施社会主义政策，最可能的情况是美国变成现在的德国、法国、北欧各国那样的高福利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古巴式的社会主义。高福利社会主义也不好，罚勤奖懒、经济发展降速、社会堕落，但与斯大林式独裁专制社会主义还有本质区别。

4.      “美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一些人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到美国有人上街游行、或抗议活动中有暴力行为，就觉得是文革重演，其实不然。他们的误解在于没有看懂中国文化大革命。社会巨变时期经常会出现街头抗议，抗议多了就会有暴力行为，比如美国的独立运动、中国的辛亥革命等。文革是坏的，关键不是它有上街游行或打砸抢，而是它主张剥夺人的基本权利、摧毁法制、反科学等。美国独立运动和辛亥革命也诉诸于抗议和暴力，但是主张给予人基本权利、建立公平法制、推崇理性和科学等，所以是好的、进步的。

美国出现了“黑人命贵”BLM、ANTIFA等的街头抗议和打砸抢。极端右派组织如KKK等过去也曾有大规模街头暴力。但是这些过激行为远没有动摇美国的法制、人权等社会根基，所以并不构成中国式文革。除了注意人身安全之外，一般人无需害怕。还有人说，“美国就要内战了” 或“美国需要一场内战”，更是没有看懂美国的大局。

5.      “拜登腐败、将被中国或乌克兰控制”

对拜登腐败的指控甚嚣尘上。拜登的儿子与中国和乌克兰的权贵企业有商业往来，被猜测是这两个国家试图输送利益给拜登家族，为了影响拜登的政治决策。目前最强有力的证据有二，一是拜登儿子把电脑遗忘在计算机修理店，电脑中发现了很多Email和照片；二是拜登儿子的前生意伙伴Bobulinski站出来指证拜登家族。事件还在发展中，远没有定论。

根据已有证据和背景信息，我们可以重构事件的来龙去脉。拜登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没有留给他什么财产。他在法学院毕业后不久当选公职，搞了一辈子政治，直到2016年以74岁高龄卸任副总统。美国的政治家收入不高、没有外快。拜登夫妇2016年的总收入不到40万美元，与一对普通中年程序员夫妇的收入差不多。卸任副总统时，拜登不确定自己以后是否还有政治机会，于是想多赚钱，而他赚钱的唯一资本就是从政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他自己出面赚钱不方便，就让儿子做自己的白手套。为了避嫌，他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任何正式商业文件中，以避免触犯法规。

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他儿子和兄弟利用他的地位在利益相关国赚钱，在道义上涉嫌腐败。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拜登家族却与中国有说不清的往来，很多选民因此对拜登多了一份怀疑，是完全正当的，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调查。但是总统儿子和兄弟也需要养家糊口，也有权利赚钱。在法律上，他们都是成年人，独立于拜登，互不相干。他们与乌克兰和中国做生意时，这两个国家还都不是美国的敌人。拜登家族很小心，拜登本人在法律上很可能无罪。美国防范公职人员贪腐的法规非常全面且严格，如果拜登没有犯法，按华人心理标准，他的底线其实已经很高，远不算坏人。Bobulinski说，拜登声称自己“从未与儿子讨论商业活动”不完全诚实、拜登其实了解儿子的商业活动。这也许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公开的信息中对拜登最不利的一点。即使它是真的，拜登也只算有道义缺憾，程度还不算严重，更不算犯法。常人都有不足，即使拜登有缺点，即使不如川普，也还算是很好的常人，还有资格竞选总统。

有些人担忧拜登当选后会被中国或乌克兰等国勒索或操纵，可能是过虑了。即使所有的指控都是真实的，拜登也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非常有限。又因为美国选民已有怀疑，拜登以后更有动力避嫌。未来他对付这些国家时，更可能是与之处处划清界限，而不是给予额外好处。

过去几年，美国社会也曾担心川普腐败、被俄罗斯控制。国会正式调查过，却没有发现出任何不利于川普的证据。自上任以来，川普的个人财富大幅缩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基本没有改变，于是美国选民对他的怀疑就逐渐消失了。

6.      “拜登将对中国怀柔”

川普的对华政策比较强硬。目前，中美的贸易战、对特定公司的制裁、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对峙等都还在进行，中国感到巨大压力。拜登曾讲过，如果当选，他需要中国协助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也就是说，拜登计划与中国更多合作，所以很多华人觉得，拜登比川普对中国更友善。其实不然，拜登的中国政策很可能只是川普政策的微调，总体强度将与川普的差不多，有些方面可能更强硬。

川普大幅扭转了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指出与美国为敌是中国党国的基本方针，这点已逐渐被美国两党共同接受。比如民主党内部的政策研究者承认，川普对中国的指责是正确的。民主党的两大领袖Pelosi和Schumer甚至批评川普对中国还太软弱、需要更强硬。

到目前为止，川普主要在双边贸易领域里对抗中国。拜登还没有公布中国政策的细节，但是民主党的大方向是扩大对抗中国的战场，从专注双边贸易扩大到包括国际间贸易、技术管控、人权、军控、气候等所有领域，并拉拢美国在全球的盟友们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协调打压中国。拜登治下的美国也许会在双边贸易领域软化一点，比如降低或取消川普设置的关税，但是很可能在大家目前不注意的很多领域里挑起新战火。

E. 公民对待选举的应有态度

1.      激烈竞选是民主的正常现象

很多华人受不了美国大选中的激烈纷争，觉得美国怎么这么乱、是不是要完蛋了？如果看清美国正在面临的国家战略大转变、以及相应的美国社会大讨论，就会理解政治纷争是必要的，就不会对美国政治有隔膜感和恐惧感了。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帮助大家看清美国政治背后的驱动力。这有点像外人看情侣争吵，如果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吵，就容易误解，以为他们的关系要崩了。如果了解到他们争论是为了规划共同未来，就能理解争论的必要、他们不会分手。

目前，川普和拜登两个阵营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双方言辞尖锐，支持者们也情绪激动。在这样的时期，人们尤其不该忘记，美国两党之间的关系更像两个球队之间的竞争，而不像毛泽东与刘少奇集团之间、或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那种你死我话的斗争。只要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法制的框架内、靠言语而不是杀戮来拉拢群众、吸引选票，民主制度的大框架就还完好，输的一方就不是衡输、赢得一方也不是衡赢，双方未来都还有希望重获权力，选民们也就不应该放弃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2.      在民主制度下，输的一方也有希望和未来

有选举就有输赢。如果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输了，心里肯定很难过。大选比体育比赛更严肃。比如水门事件造成共和党在1976年大选中败北，民主党卡特当选总统。他心怀1970年代左派的幼稚想法，对世界局势认识肤浅，结果让霍梅尼在伊朗上台，赶走了美国的盟友巴列维国王，从此几十年让美国遭受伊朗的各种攻击，也让几代伊朗人民受到独裁体制的压制，失去自由。

但是美国并没有从此走向衰落。美国选民在四年后选出了里根总统。里根曾被认为极端保守，当选几率极低。但是卡特的四年让美国选民看清左派的荒谬，于是给了里根新机会。里根重振美国雄风，让保守思想重返美国社会，使得美国经济腾飞、打败苏联。民主制度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手握选票的公民要永不言败。

3.      公民应该积极投入选举，捐钱、做自愿者等

球赛前，赌球者会努力估算谁输谁赢，但是参赛的球员们不应该那样，而应该做好能做的事，增加自己球队获胜的几率。球员们盘算谁输谁赢没有用，而应该坚信自己的球队必胜，因为信念可以鼓舞自己更好地准备。选民是选举中的“队员”，而不是“赌球者”，所以不需要惦记谁输谁赢，而应该努力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和党派多做事，比如捐钱、做自愿者、直至自己挺身出来作为候选人参加各级政府的选举。以前华人相对很少捐款。捐钱是表达政见的一个重要方式。候选人都需要钱，华人收入较高，应该多捐。另外，很多人与孩子和家人都很少讨论政治，造成我们的第二代不理解我们，反而去支持伤害我们利益的政见和候选人。把我们的经历和想法告诉孩子们，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既能帮助我们支持的候选人，也可以增进亲子的理解，应该多做。

图4. 上左，大陆移民自发聚集在这次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宾州，在路边为川普造势助选。上右、下右，华人自愿者挨家挨户扫街、催票。下左，美籍华人捐款制作的竞选广告牌“我们曾逃离社会主义”，照片在社交网站上广泛流传，影响范围远超过华人圈。华裔移民在这次大选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全美各地涌现出众多华人自发助选组织。大家捐钱、做自愿者，表现出负责任公民的高素质。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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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ah Manskar at New York Post, 2020/10/14, Twitter, Facebook censor Post over Hunter Biden exposé, https://nypost.com/2020/10/14/facebook-twitter-block-the-post-from-posting/

Statista, Leading countries based on number of Twitter users as of July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42606/number-of-active-twitter-users-in-selected-countries/

Statista, Leading countries based on Facebook audience size as of July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8136/top-15-countries-based-on-number-of-facebook-users/

Brandwatch, Twitter user statistics, https://www.brandwatch.com/blog/twitter-stats-and-statistics/#:~:text=Twitter%20user%20statistics&text=A%20total%20of%201.3%20billion,of%20Americans%20are%20on%20Twitter.

Reuters, 2019/03/21, Tesla sues former employees for allegedly stealing data, Autopilot source cod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esla-lawsuit/tesla-sues-former-employees-for-allegedly-stealing-data-autopilot-source-code-idUSKCN1R21P9

BRAD ANDERSON at Carscoops, 2020/4/29, Tesla Ramps Up Accusations That China’s Xpeng Is Using Its Autopilot Source Code, https://www.carscoops.com/2020/04/tesla-ramps-up-accusations-that-xpeng-is-using-its-autopilot-source-code/

ANTHONY CHIANG at Miami Herald, 2020/8/01, Heat takes knee during anthem, except Leonard. And Butler plays with last name on jersey, https://www.miamiherald.com/sports/nba/miami-heat/article244641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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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Wu a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9/9/30, Xi Jinping ‘no dictator’, American businessman Michael Bloomberg says,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30970/xi-jinping-no-dictator-american-businessman-michael-bloomberg

Biden and Harris, The Biden-Harris Plan to Fight for Workers by Delivering on Buy America and Make It in America, https://joebide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9/Buy-America-fact-sheet.pdf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集中力量办大事—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2019/12/27，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9/1227/c1003-31524839.html

Fox News, Tony Bobulinski held presser claiming Joe Biden knew about Hunter’s business deals, 2020/10/22, https://youtu.be/aiiSq7toqlQ

Devon Link at USA TODAY, Fact check: Tax returns show Biden amassed wealth since 2017 through speeches and books,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factcheck/2020/10/21/fact-check-biden-amassed-wealth-through-speaking-and-book-profits/5981003002/

HADAS THEIR at Jacobin, Bernie Sanders Lost, But He Advanced the Class Struggle, 2020/06/09, https://jacobinmag.com/2020/06/bernie-sanders-campaign-2020-presidential-election-biden-trump

Jacob M. Schlesinger at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9/10, What’s Biden’s New China Policy? It Looks a Lot Like Trump’s,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ats-bidens-china-policy-it-looks-a-lot-like-trumps-11599759286

CNBC, 2019/12/13, Chuck Schumer, one of Trump’s biggest Democratic cheerleaders on China, says president ‘sold out’ in phase one deal, https://www.cnbc.com/2019/12/13/chuck-schumer-says-trump-caved-with-phase-one-china-trade-deal.html

Bloomberg, 2019/11/2, Nancy Pelosi wants US to be tougher on China than Donald Trump by aligning with EU to pressure Beijing on trade,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3036017/nancy-pelosi-wants-us-be-tougher-china-donald-trump-aligning-eu-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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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两个星期，国内的各大权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求是》、《新华社》等，都头版刊登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前的一篇内部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并要求从中央到基层，全党都要开展相关学习。文中强调，“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这件事标志中共治国思想左转，正在抛弃改革开放后实际采取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重拾毛泽东时代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经历了马列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造成的至贫至弱，中青年时经历了中国抛弃它以后引发的经济腾飞，按理说应该对它有深入骨髓的理解。但是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糊里糊涂，并不懂得它到底错没错、错在哪，所以小富的日子刚过了没几年，这套理论竟然要回归，而且没有什么人严肃质疑或反对，让人不禁叹息。

二 理论错误

其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不复杂，错误也很明显，但是在中国思考这类国家根本问题有政治风险，一般人不敢想，更不敢与人讨论，所以理论再简单、错误再明显，大多数人还是看不懂。经济学属于我博士期间的专业，我又经过商，所以自觉有责任向朋友们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底错在哪儿。这篇文章只求用简单的语言讲关键点，不求面面俱到。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在公司里只有第一线工人创造价值，资本和资本家不创造价值，是寄生虫和吸血鬼，所以工人阶级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夺他们的财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暴力革命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掌权，资产阶级的权利都要被剥夺，整个阶级都要被消灭，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其他理论，包括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建立在其上。劳动价值论强调资本和资本家“完全”不产生价值。假如承认资本家还有一点价值，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就会站不住脚。道理很简单：

1. 如果资本对生产有一点价值，那么到底是多少价值？怎么衡量？马克思没有答案。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公平的市场通过价格衡量每一件商品的价值，包括资本的价值。所以资本家的价值就是他在公平市场中得到的回报，常见的是股价和分红，除非市场被歪曲，比如存在欺诈行为。但是马克思不接受市场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又把资本与劳动分割看待。他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衡量劳动的价值，不适用于资本。马克思完全没有衡量资本价值的标准，所以只能简单粗暴地认为资本没有价值、或价值为零。
2. 如果资本还有一点价值，就说明资本和资本家为社会做了贡献，那么主张杀掉或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理论、主张完全剥夺他们财产和权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完全排除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都失去了道德基础，也不合逻辑。无产阶级里当然也有人劳动多、贡献多，有人劳动少、贡献少。不能因为一个人劳动少就杀掉他、或剥夺他的所有权利。同理，资本家有贡献、但贡献少，也不应该被杀或被剥夺所有权利。如果资本家只是获利太多、超过他的贡献，那么可以通过社会改革，比如改变税收制度来解决，而不应该因此不让他们生存。

图1. 左图是《资本论》中文版前三卷，不包括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读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被它艰涩的语言，浩瀚的篇幅震撼，于是心里涌上崇拜感。其实一套学说是否科学，只在于它是否真实和符合逻辑。真正的科学理论需要概念明确、逻辑推理清晰，所以语言越简练、越平白才越好。右图是《资本论》网红讲师的讲稿摘录。马克思的很多关键思想后来被现实证明错误。比如他认为，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社会必要时间是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商品需要的时间，也就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假设一条街上有3家豆腐坊，每家都按同样条件雇工，每家的产能都足够供应整条街。第一家做每块豆腐需要1分钟，合计成本1元钱；第二家需要2分钟，成本2元钱；第三家需要3分钟，成本3元钱。马克思认为做豆腐的价值，也就是社会必要时间，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是2分钟，合计2元钱。但实际上由于市场竞争，只有第一家豆腐坊会存活。社会只承认最优化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是每块豆腐用工1分钟、成本1元钱，而不是平均劳动时间。社会奖励最优比奖励平均更有利于发展。马克思在这样基本的问题上思考得太粗糙，经不起推敲。

从马克思到今天的中共，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任何科学体系都必须接受现实的检验，劳动价值论却通不过这样的检验。我们每个人都与一些公司有密切关系，比如每天去商店买东西、自己和家人在公司里打工、或在公司里投资或入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余年，绝大多数老百姓对“经商”、“开公司”等典型资本家行为并不陌生。现实中大家都懂，资本和资本家对公司运行、对社会经济，都作用巨大，绝不是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最基本论点，劳动价值论违反事实，那么基于它之上的整个理论大厦就坍塌了，就这么简单。

图2. 苹果CEO库克与IPHONE生产线上的工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像这位女工那样的一线工人创造价值，所有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出资方如库克，都不创造价值，都是寄生虫和吸血鬼。而事实上，苹果工厂里的工人大概都切身懂得，如果没有工程师、管理人员、或出资人，IPHONE根本不会存在，工厂也无法生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为小资产阶级，与资本家一样不创造价值。因为如果承认他们创造价值，就需要承认脑力劳动和决策判断活动创造价值，就会自然延伸到投资人也是脑力劳动，也有决策判断活动，也创造价值，于是马克思主义把劳动与资本对立、让无产阶级仇恨资产阶级的基本论点就不成立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改革开放之后，有人提出为党工作的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但争论不止。邓小平本来有点怀柔，支持把知识分子归类成无产阶级，但是六四后他对知识分子怨恨加深，不再讲这个话题。

三 马克思主义是政见，不是科学

马克思出生和成长在19世纪的普鲁士王国。那时德国还没有成立，德意志各地正处在资本主义初期，大量贫困农业人口脱离土地，进入工厂工作，状况类似于1980、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当时的新兴工业品，比如机织布、机械工具、机加工食品等，备受欢迎，让敢为人先的资本家们迅速富裕起来。同时由于很多人争抢数量有限的工业就业机会，造成无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价格被压低，阶级之间贫富差别巨大，于是工人运动如火如荼。

马克思时代的西欧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有一点非常不一样，就是西欧工人享有更多公民权利。西欧各国政府控制工人的能力远比不上中国政府，西欧工人运动的政治能量远大于中国工人闹事，经常导致社会大变革，甚至革命。比如西欧工人经常有枪，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组织和维持军事化的工人纠察队，可以控制工人聚居区，有时连警察和军队都很难进入。西欧法庭把工人与资本家置于大致平等的地位。在政治上，西欧工人有支持自己的议会议员，也有同情工人运动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群体等。十九世纪西欧工人拥有的政治力量，今天的中国工人无法企及。

图3. 上左图是广东工人示威；上右图是防范他们的警察。一眼可见，双方装备悬殊，示威工人不可能得胜。下左图是1830年法国革命时的工人及市民，历史图画；下右图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期间的工人及市民，历史图画。在这两次法国革命中，老百姓都有枪，虽然军警装备更好，但双方的差距并不那么大。在1830年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府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收缴民间枪支。那个时期的法国政体基本上是君主专制，政府权威在西欧各国中算比较大的。但是作为社会底层的法国无产阶级手里还有抢，这在中国不可能。归根结底，这种差异是基于文化。基督教认为，即使最底层的人也与王公贵族一样，都是神的孩子，灵魂平等。这样的西欧文化赋予他们的底层工人很多政治权利，中国工人几乎无法想象。

马克思成长和活跃的时期，正是西欧社会各方面突飞猛进的时代，变化既多又快，让人眼花缭乱。拿破仑战争对欧洲的震撼开始衰退，德意志各邦逐渐靠拢、准备建国，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工潮与社会变革不断，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哲学思想与政治观念也层出不穷。马克思是个非常聪明和前卫的知识分子，醉心社会和政治活动，不满足于只做学问。他曾写道，“哲学家只是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是重点是改变世界”。他梦想投身于“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

基于这样的政治梦想，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支持社会矛盾中的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政治檄文，而不是站在中立角度、以事实和逻辑为基础的科学。作为政治纲领，支持己方、把敌人描写得一无是处，倒也无可非议，但那绝不是科学。马克思的时代，属于理性时代的尾声、工业革命的初期，新科学技术正快速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全社会崇尚科学，精英阶层言必称科学。马克思不能免俗，努力把自己的学说贴上科学的标签。这本质上是一种噱头，目的是扩大社会影响力。他的自我标榜后来被苏联继承，又传沿到中共。近200年过去了，今天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还以讹传讹地以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图4. 马克思、恩格斯与工人运动分子在一起，1864年第一国际期间，历史图画。这些工人运动分子，每天都要面对街头的军警和其他派系的棍棒，迫切需要一套能够鼓舞人心、壮大自己派系力量的政治纲领，而不是内容艰深、充满自我怀疑的科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被西欧工人运动选为政治纲领，并最终流传到中国，是因为它的政治功效，而不是因为它的科学性。其实古今中外的革命纲领都类似，比如东汉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神似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内容“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无产阶级要当家作主，世界革命即将到来，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采用很多新鲜词汇，比如“阶级”、“革命”、“共产主义”等，但其内容本质与两千年前的黄巾军口号差不多。政治纲领必须激励人心，就需要走极端路线，就顾不上客观与真实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政治纲领。它把阶级斗争看成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把阶级之间的仇恨看成人的最高感情，高过基督教推崇的爱，也高过儒家倡导的忠孝娣。俄罗斯和中国等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实实在在地把这种疯狂的意识形态付诸行动。他们以阶级斗争为名，朋友变成敌人、兄弟相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马克思主义就是19世纪西欧最极端的思想流派，为夺权而无所不用其极，早就偏离了科学性。

四 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很明显，早就有人看到了，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情，主要原因是中共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是极端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分支。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支派都批判成“修正主义”，用政治高压手段禁止一般人接触和学习。比如在1950年代，大批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打成“托派分子”，然后被整、被定性成右派、被发配到夹边沟劳改营等。中国人从此不敢自由理性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只能听从官方的诠释。

一般老百姓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听说过一点关于“修正主义”的皮毛，包括1920年代苏联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托派，或1950、60年代南斯拉夫的铁托道路，或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路线等。其实这些“修正主义”都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党内当权派为打倒政敌给对方贴的标签。这些被打倒的派系，其政见只与当权派稍有不同，经常并无大区别。比如托洛斯基在与斯大林争权的斗争中强调自己是正统；铁托不想被苏联控制，政策上有点特立独行；刘少奇本想在毛泽东之下唯唯诺诺以保命，但还是被毛整死。这些被批判的共产党政客们并没有发展出完整理论，所以谈不上什么主义。

真正指出马克思错误的“修正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伯恩斯坦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比马克思年轻大约30岁，个人背景与马克思非常相像，也是生于普鲁士王国的自由派犹太家庭，从小好学，热衷政治。他年轻时结识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成为好友，后来进入政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恩斯坦同马克思一样，也是政治家，不是以客观态度看待世界的科学家。他的思想在本质上也是政见，算不上科学。

伯恩斯坦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要求更平等地对待劳工，但是否定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伯恩斯坦认为，全面公有制会让人变懒，滋生官僚主义，使官僚阶层变成新的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专政违反人道原则，将是新的专制制度；工人阶级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与权力，将制造出新的不平等，最后自己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等等。理论上，他指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很多缺陷，否认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伯恩斯坦支持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支持殖民主义，支持犹太人和同性恋等社会少数群体的权益。他崇尚民主，认为无产阶级维护权益的最重要武器就是民主，主张在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框架内、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他不支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倡对资本主义渐进改革。

图5. 伯恩斯坦（1850-1932）语录，“（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增加，并没有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里，而是产生了数量越来越多、财富有多有少的资本家”。伯恩斯坦否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将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阶级矛盾激化”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地成功夺取政权，但是夺权成功并不代表它正确。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都陷入政治独裁、经济停顿或崩溃、社会窒息的局面。这些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从政治权利到经济生活水平，都远逊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二十世纪共产党国家普遍遭遇的大问题，半个世纪之前的伯恩斯坦等人都预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很明显，预见它们并不很困难。当年思想类似伯恩斯坦的人还有很多，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就有考茨基、倍倍尔等，只是伯恩斯坦较其他人更注重理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支马克思主义极左派敌视伯恩斯坦，称其为“从内部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并骂他是“叛徒、工贼”等。

图6.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1910年。他们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佬，改良派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他们都致力于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增进无产阶级权益、最终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而不追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主张。两人都是恩格斯的好友。遵循恩格斯遗嘱，考茨基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所以在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考茨基有崇高地位。他谴责列宁在苏联的独裁路线。列宁激烈抨击伯恩施坦与考茨基，但对后者相对留情。列宁称伯恩施坦为修正主义者，称考茨基是中间派、教条主义者。

五 总结

在每日生活中，雇工与雇主经常朝夕相处，呆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超过家人之间。在家庭里，兄弟姐妹中可能有的打工、有的开公司，都是谋生，只是方式不同。很多人的一生，在职业生涯前段为老板打工，后段自己做老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配合、相互依靠、谁都离不开谁，是天然的兄弟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资产阶级毫无益处，工人阶级应该仇恨他们，并且要拿起武器抢掠他们的财产，杀掉他们。按理说，每一个听到这套思想的正常人都应该惊叹，“这是胡说八道、野蛮残忍的想法！”但是悲哀的是，在亿万中国人中，没有几个人看懂这么明显的荒唐，更少人敢于指出这个荒唐。独裁体制下的大众真是愚昧啊！

几十年前，中国曾疯狂追随马克思主义，为此扼杀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稚嫩的民主体制，也砸烂了传统的孔孟之道，结果是老百姓极贫、国家极弱。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犯错误，倒也并不少见，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短时间内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就将天理难容了。我们这代人亲历了马列主义的恶果，也享受了资本主义在中国造就的经济腾飞，现在却要目睹国家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实在是让亲者痛！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为大家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简单而关键的错误。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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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08/15/202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8/15/c_1126371720.htm

百度百科，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5%8B%E6%80%9D%E5%8A%B3%E5%8A%A8%E4%BB%B7%E5%80%BC%E7%90%86%E8%AE%BA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写于1845年，出版于马克思死后的1888年

Eduard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A Criticism and Affirmation, Random House, 1961, trade paperback, ISBN 978-0-8052-0011-9 (成稿于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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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今天，从多个渠道传出消息，中国中央银行的某个司长在某个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人民币数字货币不能兑换黄金或外汇。不久前，央行已经声明，人民币数字货币属国家法定货币，与人民币纸币拥有同等法定地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收。前几天商务部发文称，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并且美团和滴滴等大公司已经参与了试点工作。数字化人民币的推进，顺利而快速。不难想象，在不久的未来，一般人的工资、在银行里的存款、日常买卖所得等，都将被转成数字化人民币。

众所周知，几年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人民币数字化。数字货币的概念和技术源于西方，中国却后来居上，成为官方数字货币的世界领跑者。中国民间普遍解读，中国政府甘冒技术和制度上的各种风险，急切地推动人民币数字化，是为了打破美元霸权，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弯道超车，依靠新技术让人民币抢占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但是落地的数字化人民币却不能兑换黄金或外汇，说明中国政府的目的不是人民币国际化，就更谈不上让人民币与美元竞争、打破美元霸权了。那么中国为什么如此急于数字化人民币呢？答案当然是关于国内政治、为了巩固党的统治，具体讲就是方便政府聚财，也就是夺老百姓的财。中共与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统治者类似，最大的本事从来不是与外族人争斗，而是把中国老百姓整治得既凄凄惨惨又服服帖帖。

图2. “政府要没钱了”。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从包容快速转为戒备，并计划与中国全面脱钩，让中国政府预感到未来硬通货进账将大幅减少。中国外汇储备来源于对外贸易顺差，而中国贸易顺差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

在中国有一个基本而简单的逻辑，就是不可能允许政府没钱了，但是每家老百姓都有上百万美元的财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政府就需要对老百姓夺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人民币可以自己印，不算财富；黄金与外币，比如美元、欧元等硬通货，才是真的财富。住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大城市的普通中产阶级家庭，每家的房产都有上千万人民币。在硬通货短缺时，他们用人民币买黄金和美元，就是与政府抢夺财富。即使他们不买美元与黄金，这么多可兑换成硬通货的人民币存在，威胁着政府手里有限的外汇储备，在政府眼里就是隐患。所以政府要早早计划，把威胁消灭在襁褓之中。

政府掌控数字化人民币的所有后台数据，为全面、实时、精准地管控每个人、每个公司的每一笔交易，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之门。比如不久前，成都的一个区试点把房地产交易所得的数字人民币定义成“房钱”，房钱只可以用于在规定区域、规定时段内买房，不可以做其他用途。这个政策本质上剥夺了房产和房钱的财富属性，让房地产分配回归到曾经盛行的政府配给制。利用同样的技术手段，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全面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消费品供给制。比如如果未来粮食紧缺，政府也可以定义“粮钱”，规定每个人只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买特定数量的口粮。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战略刚刚开始，很多政策还没有公布，已经宣布的政策中大多数还没有实行，中国的反制措施也还没有推出，所以一般老百姓至今没有感到大变化。但是中国政府里的决策者们看到了未来的艰难，正在做各项准备工作，人民币数字化就是关键措施之一。数字化人民币让政府拥有巨大的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支配权，大过毛泽东时代的政府权力。那时人们还可以利用黑市、走后门等办法绕过配给制度，但是在数字化货币时代这些办法很难有效。数字化货币可以让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比在毛泽东时代更严苛的管控。

有感于今日新闻，作此小文与朋友分享，也算立字留念。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 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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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战不是美国最佳选项

美国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对中国开战。比如，如果美国发现确切证据显示，中国故意向全世界释放了新冠病毒，美国必将视之如偷袭，类同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会使用所有手段打击中国，包括全面热战。这将是美国主体民意的选择，总统或任何人都很难改变。

新冠病毒已造成了大约16万美国人死亡，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总死亡数。病毒的起源还没有定论， 美国的情报界和科学界还在紧锣密鼓地研究。一般有三种猜测：自然产生、人为疏忽或渎职、和故意放毒。到目前为止，证据不足以支持故意放毒，只表明中国的疏忽与渎职，比如川普多次指责中国没有及时向世界通报病毒的流传和危害等。

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岛礁上部署军队、雷达、战机等，违反了国际法庭的判决，也违背了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奥巴马总统和世界媒体面前做出的“在南海不搞军事化”的承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美国有足够理由对中国开战，但是目前美国民意厌战，川普本人就是反战情绪的代言人，所以他因南海问题与对中国开战的可能性虽然还有，但很低。

图1，左上图是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与奥巴马在白宫南草坪发表讲话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右上图是国内媒体报道，美国几次正式询问中方，习在讲演中说，中国在南海“不搞军事化”，是不是中国政府正式见解？中方都回答“是”。左下图是南海美济礁上中国部署的苏凯战斗机，菲律宾一直与中国争夺美济礁主权。右下图是美济礁全景，可见战斗机库、雷达、跑道等。在2020年7月，美国国务卿彭培奥正式宣布，未来美国对中共的政策改为，“不信任，并要查核”。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大兵压境，就是要对中国发动战争，其实不对。美国主导现行国际体制，中国是挑战者。美国有很多合乎体制的非战争办法压制中国，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不着开战。而中国要挑战成功，就必须冲击、破坏现行体制，经常没有体制内道路可选，只好靠战争。这有点像办公室里老板与下属的斗争。老板一般不想动粗，因为他手里有很多合乎规章制度的办法来整治不服从的下属。而下属要挑战老板，经常只能走规则外道路。美国在中国家门口展示肌肉，目的不是开战，而是吓阻中国的战争冲动、维护和平。

更重要的是，美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它是否对外开战，有相对公开和明确的原则，并要顾及民意。总统通常只是这些原则和民意的代言人。在战争问题上，民主制度里的总统决策自由度远不如独裁体制里的领导人。在民主制度下，士兵和老百姓手里有选票，总统不敢轻易开战，因为选民在乎自己和亲人的生命，也在乎文明准则。伤亡多了、或战争理由不充分，老百姓就要换领导人。美国如此强大，却一直没有消灭古巴、委内瑞拉、伊朗、朝鲜等极端反美的蕞尔小国，根本原因就是美国选民不爱打仗，所以美军不能对它们大打出手。

川普不可能只因为选情就对中国开战。美国选民没有那么傻，总统出于自私目的拿国民的生命冒险，只会严重伤害他的选情。川普本是一介商人，之所以能够摇身变成总统，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的反战主张。当政以来，他排除众意，大力减少美国的对外战事，把军队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撤回国，把花在战争上的钱改为国内建设。如果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中国开战，就是在选民面前食言，就是政治自杀。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关乎亿万中国人的安危与利益。中文舆论界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显露出肤浅和偏驳，所以值得我们认真讨论。

2. 对抗中共，美国要冷战

在今年6月和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等四位高官，发表了四篇重量级中国政策讲演。他们一起勾画出美国对华新战略，明确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把中共定义为对内独裁、对外仇视自由的政治力量，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独裁与自由的对立，把中共和习近平看成美国的对手。

但是，热战并不是美国对付中共的最佳方案。美国的第一选择是利用自己在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在国际间拉拢联合阵线，在道义和政治上孤立中共，再利用经济制裁、武器与技术禁运，金融隔绝等手段遏制中共在国境之外的影响力，就像几十年来美国对付伊朗、朝鲜、古巴、俄罗斯等国那样。通常被美国遏制的国家希望利用战争打破美国的封锁，作为回应，美国则利用自己的绝对军事优势压制对方，让对方不敢轻易开战。

美国老百姓很了解美国的全面优势，所以对美国政府的要求极高。在与中共对抗中，美国人要求自己的政府不但取得胜利，还要只付出最小代价。如果美国政府做不到，美国人就会投票换政府，所以美国政府总处于巨大的民意压力之下。为了保住政权，川普将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努力减少中美脱钩对美国老百姓造成的负面影响，基本没有闲暇顾及中国人怎么想。他既不会故意保护、也不会故意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或面子。

很多中国人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希望摧毁中国、让中国四分五裂，其实不对。彻底摧毁中国对美国不利。首先，如果中国分裂、或迅速衰落，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地缘战略布局就会被打乱，比如日本可能不再觉得自己需要紧跟美国，就会谋求在政经和军事上独立于美国。类似地，台湾、南韩、菲律宾、印度等国，都会因为中国威胁的突然消失而疏远美国。其次，中国分裂或内乱后，内部的不稳定威胁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冲击美国的盟国和经济伙伴。第三，中国是核大国，内乱可能带来核武器的失控和扩散，威胁整个世界。所以，中国崩溃不是美国的目标。

美国最希望围堵中国，就是在和平情况下让中国孤立，不再能偷窃美国技术，不再抢夺全世界的工作机会，不再暗中渗透美国和盟国，不再影响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舆论和各级政府的选举，不再利用重商主义政策长期从美国赚取巨额贸易顺差，不再与伊朗等国联手反美，不再武力威胁台湾、菲律宾、越南，等等。在美国的围堵下，中国还有机会发展，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快，就像美国围堵伊朗多年，伊朗的经济和社会都有发展，并没有完全停滞或崩溃。

3. 统一台湾，中共只能热战

在现代民主制度之外，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里，所有皇帝、国王、和顶着其他头衔的独裁者们，都把战功作为自己权力的最重要基础，无论是秦始皇、凯撒大帝、拿破仑、康熙、日本天皇、还是蒋介石。马列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更是如此，比如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中国共产党公开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枪杆子。这种崇尚战争和战功的思想在中共党内和整个中国都深入人心，比如很多老百姓教训民主派，“你们有种就向老毛学习，也上山打游击，搞武装割据，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全是废话”。

习近平上台以来做了两件出格的大事。一是修宪，让自己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君王。二是在党内和国内把自己拔高到与毛泽东比肩，超越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他在中共元老们和各派系面前要求如此高的权力和地位，就需要给出非常的理由。习的理由就是要统一台湾。统一台湾需要集权，集权有利于与台湾谈判和武力攻台。几十年来，大陆的对台政策、和台湾内部民主制度的深化，都让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战争是中共可能统一台湾的唯一办法，这是全世界政治家们都心知肚明的，党内各派系和国内老百姓也懂，所以接受了习近平的超级集权。

美国是武统台湾的最大障碍。新冠疫情爆发前，很多人还怀疑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疫情之后，美国公开把中共视作敌人，美军来到中共的家门口，与台湾军队配合，一同抵御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短期内习近平不做反击，他的支持者们可以声称他在用毛泽东“敌进我退”的战术，正在等待机会反击。但是如果长期按兵不动，体制内外的国人都会觉得看破他的皇帝新衣。党内的反对派就会借机发难，“你不听劝，招惹美国。现在美国兵临城下，你却没有好办法，你的中国梦比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还要更晦。江泽民当年还敢与美国叫板，向台湾方向发射多枚导弹。你有什么资格推翻邓小平路线？你有什么资格把自己摆在江之上？你还不如北朝鲜的金三胖”。

图2，美国公开视中共为敌、美军在南海演习后，网上流传各种嘲讽的段子和图片。左图比较中美海军演习的范围，中国海军躲在雷州半岛内海进行实弹射击，主动远离美军，显得认怂。中图指中国一直嘴上对美强硬，但是美国真要脱钩，中国却哀求不要。右图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曾经坚持的各项“神圣”主张，在外交部长嘴里说变就变，显得敬酒不吃吃罚酒。习近平一天不强硬，民间对中共和领袖的轻蔑情绪就会加深一层。这种状态侵蚀独裁制度的根基。前苏联垮台前，民间的各种政治笑话泛滥，就反映类似的社会民心。

独裁者只有对外无限强硬才可能生存，即使为国家和百姓带来恶果也要在所不惜，就像斯大林二战时对抗德国、冷战时对抗美国那样。类似的赢家还有中国的毛泽东、朝鲜的金家王朝、古巴的卡斯特罗等。而那些对老百姓心存怜惜的独裁者们则被无情的抛弃，比如中国的蒋介石、苏联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匈牙利的纳吉等。习近平曾极度贬低戈尔巴乔夫等共产制度的改革者，骂他们不是“男儿”，认为他们的开明政策让共产党失去权力，由此可见习的内心想法。在台湾问题上面对美国的压力，习近平有强大的内外因要采取强硬路线，而美国也很难退让，于是为了统一台湾，习就只剩武统这一条路可走了。

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于其担心川普为了救选举而对中国开战，还不如担心习近平为了维护自己“人民领袖”的政治地位，以统一台湾为名挑起战端。

4. 中共的绝技

本文的分析都假设中国不发生突发性大事件，比如没有六四那样撼动国本的群众运动，没有粉碎四人帮之类的体制内部政变，领导人不会突然死亡，北朝鲜不会用核武攻击中国，等等。

中美对抗，美国在军事、外交、高技术、经济、金融、文化、对世界的号召力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这点，但是长期接受宣传和洗脑的中国老百姓却经常不懂。习近平讲，“我们不怕事”、“中国不怕与美国打贸易战”；中国外交部讲，“中国不怕美国制裁”；《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讲，“美国若踩到中国底线，即使热战中国也不怕”。很多人看到中共高官们这么强硬，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内幕，肯定是美国害怕中国的新航母、歼20、核潜艇等军事武器，或者美国害怕中国的稀土、产业链、手里的美国国债等经济武器。其实不然。虽然中国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有长足进步，与美国相比还是差得远。中共不怕美国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共可以全面控制社会与个人，必要时征用或没收所有个人财产，控制每个人的吃穿住行，让全国军事化；二是中国有极端强大的宣传洗脑系统，能够管控所有人的言行、直至思想。

中共对内控制能力在战时有两大表现。第一是中国远比美国更能承受老百姓和士兵的伤亡。这一点很多中国人理解到骨髓里，比如网上名嘴纪连海写道，“中国将不惜（为南海）一战，战争若真的爆发，中国即使牺牲十亿人口，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大国”。解放军少将朱成虎对外国记者说，假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开战，中国就考虑动用核武器，做好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被摧毁的准备。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提到，毛泽东在1957年国际共产党会议上对各国领导人说，“如果帝国主义把（核）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

经常有中国人嘲笑美国士兵和老百姓比中国士兵和老百姓怕死。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没有大区别，都是人，都怕死。两国的区别在于决策者对待国民伤亡的态度不同。美国决策者比中国决策者更在乎本国人的伤亡，因为美国老百姓有选票，可以剥夺美国决策者手中的权力。那些为“中国人不怕死”而骄傲的中国人，可能没有想清楚，这个“不怕死”的真正含义是，“在中国，决策者不怕老百姓死”。

图3，上图是美国海军一架大型高空无人机MQ-4C在2020年7月15日深入中国领空，不久后被几个网民利用民间航空数据库发现并揭露出来。中美官方都没有评论。左下图是美军R9X特种地狱火导弹，弹头内没有炸药，只有6刃刀片，用于定点狙击。右下图是美军无人机发射R9X，定点清除了叙利亚恐怖分子，没有伤及周围无辜。国人经常以“我们不怕老百姓和士兵伤亡”为傲，但是每次更换领袖都被认为是“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从来没有中国人说，“我们不在乎领袖被杀”或“我们不怕常委们都被炸死”。美军在南海演习期间派无人机深入中国大陆，算是无声的威胁。假如开战，美军有能力直接打击身处内陆的中共领导层。

中共对内控制能力的第二个表现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战争的起因和结果，中共都有能力让老百姓相信，中共是胜利者、也是正义一方。比如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本是金日成首先破坏和平，大举进攻南韩，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简单事实，还以为南韩和美国挑起战争。志愿军死伤惨重，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到今天还相信，在毛泽东领导下，志愿军打败或打平美军。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泽东被刘少奇和邓小平夺权，变得只管军队，于是毛在1962年发起中印边境战争，借此夺回国内政治主导权。虽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大胜，但是战后毛把中印边境有争议的领土都让给印度。毛从战争中获得巨大政治利益，但是国家和老百姓却什么也没得到。类似地，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也都是掌权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好处而无端发起战争，结果也都是中国士兵死伤严重，但是一般中国老百姓还觉得中国获胜、占理，中共的宣传洗脑系统真的强大！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这个系统借助新技术变得无远弗届，已深刻影响海外华人。

5. 中共关于战争的现实考虑

习近平凭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政治述求，把自己拔高成“人民领袖”，举国上下等待着他的作为。但是他当政8年，老百姓还没有看见多少成绩。相反，进入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传遍全国；中美开打贸易战，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失去工作或生意赔钱；中国多个地区发生大洪水，民不聊生；中国与众多邻国交恶，美军大兵压境，中共被羞辱。中国发展的势头在变坏，民怨在积累，习近平面对的压力在加重。这时他很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来提振士气。

面对美国挑战，中共至今没有大动作，原因很容易理解。美国一反几十年来的绥靖战略，在疫情肆虐期间组织大规模军力进逼中国，让中共惊讶，需要时间观察调整。再者，中国虽然一直管制国内外的人员和信息往来，但是目前的管制程度还不足以应付战争。如果中共在现有社会情形下对美国开战，战场的实情就会涌入国内，老百姓就会对中共和领袖产生怨言、鄙视、甚至仇视，战争就达不到巩固领导权威的目的。信息管制必须变得更严格，宣称洗脑系统才能在战时有效工作，中共才可以开战。

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共很可能将找到进攻台湾的有利时机。中共是战略进攻方，暂时的退缩是为了未来的进攻。美国是战略防守，咄咄逼人只为吓阻中共。防守方需要永远戒备才能制止战争，而进攻方只需要一个机会就足够。美国是民主政治，对华战略会依民意和政府更迭而波动。台湾距离美国遥远，归根结底对美国利益影响有限。所以美国总有疏忽和松懈的时候，那就是中国进攻台湾的好机会。再者，中国的选择很多，如果进攻台湾本岛很困难，中国可以夺取台湾外岛，比如台美都不太重视的东沙岛、或者距离台湾本岛和美国基地都很远的太平岛。如果大陆要倚重自己的陆军力量，还可以攻击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的马祖或金门，就像1958年毛泽东做的那样。

中共武统台湾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真的要统一台湾，而是巩固党和领袖的权力。中共可能没有足够的军力战胜美军，无法吞并台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民族统一为借口开战，然后在国内大搞战争动员，借机削弱或取消市场经济、剥夺私人财产，让国家回归毛泽东时代，让党和领袖重获曾在那个时代享有的绝对权威。对台战争可以催化这样的社会大转变。现在很多人觉得中国如此开放，怎么可能一下子回到毛时代？战争开始后他们就会发现，原来回到毛时代那么容易。

6. 超限战是不稳定因素

实力相差悬殊的两国对抗，弱国自然希望避开强国锋芒，把战场设在全新的、或被强国忽视的领域里。两位中国军人在1999年提出“超限战”概念，本质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的书曾在中国官方和民间引起热烈讨论。从20年以来的行为看，中共早已对美国开打超限战，比如中国网络黑客攻击美国，偷窃技术和其他信息；中国军人假扮平民，进入美国，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中共的统战系统利用钱、名誉、色情等手段腐蚀、拉拢美方关键人物；中共宣传机构自称中立媒体，在美国释放虚假或偏驳消息，制造假民意，破坏美国选举与正常社会讨论，等等。

很多人怀疑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场超限战，中共故意把病毒释放到美国和全世界。川普政府一直认为中国对美国疫情负有最大责任，只是现在还不确定中国是故意释放病毒，还是非故意的失职。疫情传遍世界后，习近平在党内讲话中明确把疫情看作中共扩大影响力的机会，随后中国军队加紧压制台湾和南海各国，让世界的怀疑更强烈。原香港大学病毒专家闫丽梦博士叛逃美国，提供大量间接证据，指控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军方实验室。美国正在研究她提交的证据，还没有最后结论，但是她释放的信息再一次强化了人们的怀疑。超限战经常就是不对称战争，就是让己方攻击的成本很低，让敌人防御的成本很高。敌人难以取得证据、或难以判断证据，都是防御成本高的具体表现。

美国经历过多次超限战。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民航飞机攻击美国本土，本质上就是超限战。珍珠港之后，美国向日本宣战，倾全国之力，历时四年，终于彻底打烂日本。类似地，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围剿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帮凶，在伊拉克绞死萨达姆，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锲而不舍十年猎杀本拉登，让无数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命丧黄泉。这次新冠病毒已经杀死了16万无辜美国人，远超过珍珠港和911事件，所以美国绝不会善罢甘休。如果美国找到证据表明，中共有意为之，美国就会宣战。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中共也难逃渎职责任。美国不归罪于中国人民，但归罪于中共，所以彭培奥誓言把中共作为美国民主制度的敌人。

超限战难以预测，是中美之间最大变数。新冠疫情后美国加强设防，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坚决扼杀华为和其他中国电讯制造商，不让他们的设备进入美国通讯系统，避免中共利用这些设备伤害美国；要求中国驻美官方媒体注册成“外国使团”，不再延长中国记者的签证，防止他们做大外宣；关闭休士顿中领馆，压制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遣返中共党务系统的在美人员；禁止中国产设备进入美国电力系统，等等。美国对中国防堵，未来还会有更多政策出台。

超限战与传统战争并不相互排斥，可以同时进行。超限战是中国最有可能危害美国的斗争方式，中国不会主动停止。

7. 中共经不起核战

很多国人知道，在常规武力方面中国与美国差距甚远，于是寄希望于核武，以为只要中国摆出不要命的姿态，就能威吓美国。不久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建议，中国应该增加核弹头数量到一千枚、增加东风41导弹数量到100枚。中国导弹专家杨承军大校立刻撰文严厉反驳，“按照他们（胡锡进）提出的数字增加核弹头，也不能对美国构成新的威慑”。

中国总共有大约290枚核弹头，载体有轰炸机、核潜艇、和陆基导弹。中国的轰炸机飞不到美国本土，对美国威胁很小。中国共有4艘可用的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上载巨浪2型潜射导弹，部署在山东和海南两个基地。受导弹射程限制，潜艇需要首先驶入日本海以东，才可能打到美国本土。晋级潜艇噪音较大，只要出海，美国和日本就能发现，然后指派攻击潜艇、反潜飞机和水面舰艇等全程跟踪。美日对付弹道导弹核潜艇有非常成熟的战术。早在冷战时期，美国攻击核潜艇就全程跟踪每一艘出海的苏联战略导弹核潜艇，可以随时击沉。美国海军部长就曾说过，“在战争开始的5分钟内”美国潜艇就会攻击所有苏联潜艇。中国晋级核潜艇的数量和技术水平都远落后于当年的苏联潜艇，所以对美国的威胁很有限。

图4，中国核潜艇与苏联/俄罗斯核潜艇的噪音对比。图中JIN SSBN就是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噪音比苏联1970年代制造的潜艇还大。

中国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包括大约20枚老式液体燃料东风5A和B、以及新式固体燃料东风41。东风5已经部署多年，需要在每次发射前花长时间准备；东风41导弹还处于研制期，总共大约有10到20枚，有报道称18枚，发射前也需要时间准备，但好于东风5。两款导弹发射前，美国都有可能侦测到，并有机会采取反制措施。理论上，每枚东风41导弹可以携带10个小型核弹头，但实际上要么带一个大弹头，要么最多带3个小弹头。不像美俄，中国的所有核导弹都是“非常备”(off-alert)，就是平时弹头与火箭分开储存，分别由两个不相关的指挥体系管理，发射前需要两个部门协调，把弹与箭运送到一处、再组装成一体，费时费事，并有意让其他核大国监视，所以不具备突然攻击美国的能力。中国这样做，在国内是为了防止军事政变，在国际间是为了不给美俄首先核攻击中国的理由。

图5，左图是中国的核武及相关设施分布图，右图是新建不久的海南亚龙湾核潜艇基地。一个国家的核武战略，对己对人都是生死攸关的事。很多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核武要非常备、要弹箭分离、要让外国卫星等监视、要对外保证绝不首先使用核武等。对内，中国军事部署的首要考虑从来都是防止兵变。如果弹箭合体、核武常备(on alert)，军事政变就相对容易。对外，核导弹从中国飞到美国要半个多小时，飞到俄罗斯只要几分钟。如果中国核武变成常备，美俄就必将时刻用核武瞄准中国。如果他们发现迹象表明中国即将发射核武，无论这个迹象是真是假，他们要么在极短时间内与中国有效沟通、化解危机，要么就得向中国发射核导弹报复。所以核武常备要求中国的核武指挥系统时刻保持极高的反应速度和可靠性，这对中国的武器系统、人员训练、直至国家最高决策体制都会产生严格而具体的要求。如果做不到，就不能让核导弹常备，否则美俄出于自卫，只得无情打击中国。

这个逻辑类似于个人拥枪的情况。没有枪的中国人也看过美国西部片。如果你手里没有枪，别人一般不会伤害你；但是如果你手握枪，别人就有理由突然掏枪射杀你。所以一般枪手遇到神枪手，最好的保命办法不是掏枪、上膛、瞄准、射击，反而是把手高举起来，让对方看到自己没有可能袭击对方。在核武方面，中国是“拥枪者”，俄罗斯是“好枪手”，美国是“神枪手”。中国自愿保持很小的核武规模，并且非常备、弹箭分离、保证绝不首先使用、主动让美俄监视等，本质就是在实力远超自己的对手面前把手高举起来，让对方看到自己没有可能伤害对方，只有这样自己才安全。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胡锡进等战狼式国师们却不懂，听信他们的中国老百姓也不懂。

美国依靠多层导弹防御体系保护本土，其中GMD系统在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轨迹的中段实施拦截，多次实验成功，可以保护整个美国，目前已部署44枚拦截弹。另外，美国有大量海基与陆基Aegis宙斯盾系统配标准3导弹、和THAAD萨德系统，可以在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轨迹的末段实施拦截。它们都已服役多年，技术成熟可靠，系统相对简便，可以随时随地部署。宙斯盾和萨德系统应对洲际弹道导弹有局限性，每个系统可以保护的地理范围相对小，只适合重点区域防卫，很难覆盖整个美国。

美国有非常强大和完整的核武库。回头看朱成虎少将的豪言壮语，“中国考虑动用核武器，做好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被摧毁的准备”。问题是，如果打核战，美国既可以摧毁西安以东，也可以同时摧毁西安以西，还可以同时定点清除发动核战的中国决策者。即使中国决策者轻视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他能轻视自己的生死吗？他能承受整个中国都被摧毁的后果吗？中国都没有了，他也就失去了权位。

在2018年，多个中文网站转载俄罗斯《专家》周刊的核武专家评语，“一旦发生核战争，中国面对美国坚持不了一小时”、“好的情况下中国的个别导弹能到达美国本土，但完全可能的是，没有一枚导弹能打到美国”。在中美核战争中没有真正赢家，但是中国受到的伤害将远比美国严重。美国的核武可以消灭中国，但是中国的核武还远不足以消灭美国。核战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美国核战略的中心思想是威慑，就是依靠自己的实力，让其他有核国家切身感到与美国打核战争不合算。当年苏联的核武能力比现在中国强大得多，都不敢用核武威胁美国。那些叫嚷中国用核武恐吓美国的人都是信口瞎说。

8. 中共怎样看待领土问题

中共把自己掌权看得最重要，所谓“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对保卫国家领土其实并不上心。毛泽东把长白山的一半、鸭绿江入海口莫名其妙地送给朝鲜，把南海诸岛中最大的白龙尾岛送给越共，使得世代居住在岛上的中国人从此失去祖国。江泽民当政时承认了历史上苏俄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把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久让给俄罗斯，其中包括海参崴及邻近远东地区，使得中国东北永远失去了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中共操纵领土问题，经常只是演政治戏，目的是让社会凝聚在党和领袖周围，巩固自己权力，并不真的计划获得领土或增加民族利益。比如钓鱼岛只是无人小岛，没有多少实质利益。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现实，中国基本没有可能拿回，但是每当国内有政治麻烦时，中共就抛出钓鱼岛问题挑拨民间情绪。这种行为对中共掌权有好处，但是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无理取闹，实质上降低了中国收回钓鱼岛的可能性。

习近平上台后也不敢向北方的俄罗斯提领土问题，因为俄罗斯曾是中共的大哥和金主，一眼就看穿中共的所有流氓把戏，会用同样毒辣的手段回击。于是中共就把注意力转向东南邻国和地区。这些地方都是美国的朋友，都依靠美国保护。美国的实力远超俄罗斯，并且一直对中国宽宏慷慨，从来没有侵占过中国领土，但是中共却不断谩骂美国，用流氓手段攻击美国，就是因为中共认定君子可欺。

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美国对华战略的主线是怀柔，希望中共和中国人民看到国际民主阵营的好意，逐步解除百年国耻带给中国的习惯性戒备心，从而融入现代世界。这个战略使得美国对中共的恶行长期掉以轻心。从尼克松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政府都把中共迫害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基督徒等看成是总体进步中的零星阴暗面，把中共试图吞并民主的台湾和西化的港澳看成是民族内部事务，把中共威胁南海诸国、填海造岛等看作国与国之间正常的领土纠纷。在奥巴马时代，美国甚至考虑要与中国分治世界。美国的怀柔让中共觉得美国软弱，于是鄙视美国和民主制度，觉得还是独裁体制强大、能办大事，于是更大胆地在内部压制人权，对外侵犯港澳台及邻国。中共和它的支持者们蔑视别国的尊重与平等相待，只服从拳头。

新冠疫情对中美都有巨大冲击。中共把他国疫情看成自己的“历史机遇”，趁机提高调门威胁台湾，一是为了在国内危机重重时维护习近平的权威，二是惩罚台湾否认92共识和拒绝一国两制，三是试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在大陆犯台时美国是否有决心武力保卫台湾、决心有多大、动武的具体条件是什么等，一直都备受中共最高层和平民大众的关注。中共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试探也扩展到其他地方，比如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在南海挑衅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钓鱼岛与日本对峙，在中印边界打死印度士兵等。

中共用钓鱼岛、台湾、港澳等问题在中国人中挑起对外仇恨，屡试不爽，显示国内的宣传洗脑系统多么强大。其实正是因为港澳台不受中共管辖，才使得那里的同胞早于大陆人几十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大发展，并在过去70年中有能力帮助大陆。没有港澳台的示范和帮助，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后来的大发展，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发生了也会更加艰难。最近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就是要杀掉一直为大陆生金蛋的自由香港；对台湾武吓，就是离间台湾与大陆的民心。很多人还鼓掌喝彩，不懂得中共的行为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9. 习近平会发现“打比不打好”

美国宣布全方位围堵中国，美军在台海与南海压制解放军，习近平到现在都没有做政治表态。美国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大规模抓捕中国间谍，禁用华为、腾讯、抖音等中国公司产品，习近平也任由低级官员处理，自己隐身。有些人觉得习近平服软，其实不然。向美国服软，对他是政治自杀，即使他一时糊涂，他身边的小集团也绝不可能接受。他们在观察局势，等待时机。外人无法知道细节，但是他们最后很可能发现，“对美国，打比不打好”，就像毛泽东当年决策出兵朝鲜的情况。

不打仗，党内其他派别和民间不满者就会嘲笑习近平只会内斗、对外无能。习的支持者也会觉得气馁，无言以对批评者。对于一个终身独裁者，国民这样看待他，就是侵蚀他的权力，侮辱他的人格，威胁他的政治安全。老百姓看低习近平，他的权力就弱化，就不能快速推行他的毛式路线，老百姓就有机会从国外得到更多不利于他的信息，民间对他的蔑视就会更强烈。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最后可能让他的统治崩溃，重演东欧共产党的悲剧。

如果选择打仗，即使军事上输了，依靠宣传洗脑系统，中共也可以让老百姓觉得它占理、它赢了，习近平的领袖形象就会加强，权力就会更稳固，就可以快速关闭国门，重回毛时代，老百姓就更听从党的宣传洗脑系统，对领袖更俯首帖耳。这也是一种正反馈过程，将帮助习近平和中共巩固权威。从他们的角度看，与美开战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句话里的“百拳”，无论在抗美援朝时代还是在这里，都主要指国内的各种潜在政治威胁。

图6，左图是关于新上山下乡运动的文件，中图是关于新配给制的消息，右图是上一次中共没收全国私营工商业者财产时广东的情况。现在还看不准中共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削弱或取消市场经济、剥夺个人财产，但体制内的人早有远见，已经运筹帷幄，做了各项准备，一旦需要，可以迅速实施。中共在1950年代取消市场经济和剥夺个人财产所有权，速度极快。虽然在1953年就提出公私合营的想法，但是在1956年2月中央才决定在全国推行剥夺工商业者私有财产的政策，几个月之内就基本完成了。面对中共，中国有产阶级毫无政治抵抗力。照片中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所有产业的人，甚至不敢不高兴，还必须表现得兴高采烈，最多只能在半夜无人时偷偷哭，和现在的朝鲜老百姓一样。如果中共再一次在全社会夺财，没有理由相信情况将不一样。

面对美国挑战，习近平最好的出路是打一场局部战争。按照美国对付伊朗等国的惯例，在局部战争中，美国最多会定点清除战场中的敌国将领，不会瞄准敌国最高政治领袖，所以习和中共高层大致安全。战争最好以陆军为主，可以有少量空军参战，但要避免大规模海军作战。宣传系统最容易粉饰陆战结果，空战次之，大规模海战最难。就像在朝鲜战争中，中国陆军伤亡惨重，但是经过宣传加工后，70年来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志愿军得胜。志愿军空军对美国空军的战绩，大概是除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战争之外，世界空战史上最惨的失败。但是经过宣传加工后，中国人还觉得志愿军空军战绩辉煌。相比之下，宣传系统很难掩盖大型战舰被击沉的情况。如果美军击沉多艘中国军舰，无论互联网防火墙多么严密，中国老百姓也会听到只言片语，然后很容易联想到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失败，再联想到晚清政府的无能。这对中共不利，所以会努力避免。

中国老百姓看中美关系，很容易被无所不在的宣传弄糊涂。但是如果看到现在与历史的相似、中国与其他马列主义国家的相似，很多事情就显得简单清晰了。纵观共产党与民主自由理念在世界各地的对抗，所有试图把改革、人道等元素引入马列主义国家的试尝，最后都带来同一个结果，就是人民拥抱民主理念，共产党失去权力。只有一条道路让共产党政权稳固，就是毛泽东路线，也就是北朝鲜、古巴模式。习近平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掌权后急于带领中国左转，不惜忘记他自己家族在毛统治下的悲惨遭遇。很多朋友不敢想象中国走回头路，还祈望习近平不会走毛泽东路线。习当然可以选择不让中国变成西朝鲜，不剥夺个人财产和经济自由，不取缔市场经济。但是如果他那样做，中国就可能变成下一个俄罗斯或波兰，中共就可能下台，他就变成了他强烈鄙视的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也不是“男儿”了。

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 于美国家中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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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altitude US spy drones spotted flying to south of Taiwan, 2020/07/16, https://www.thefreelibrary.com/High-altitude+US+spy+drones+spotted+flying+to+south+of+Taiwan.-a0629722119

纽约时报，中国频繁向邻国“秀肌肉”，意在对抗华盛顿， 2020/06/29，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00629/china-military-india-taiwan/

习近平于2020年4月24日在西安交大的讲话，疫情防控也是一个历史机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_cVuHBnk6s

自由亚洲电台，习近平：疫情是历史机遇　分析：中共发起党内战略动员，2020/04/24，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xi-04242020051858.html?encoding=simplified

Yahoo News, Trump suggests China won’t be punished if coronavirus was ‘a mistake’, 2020/04/18, https://news.yahoo.com/trump-suggests-china-wont-be-punished-if-coronavirus-was-a-mistake-224719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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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丽梦班农采访病毒来源解放军实验室， 2020/07/29， https://youtu.be/eLRaSzM3Dmg

杨承军，不宜在网络上炒作涉核问题，2020/05/13，《祖国》杂志社， https://dy.163.com/article/FCHJVDDL05128EJD.html

VOA，听众评朱成虎惊人之论， 2005/07/21， https://www.voachinese.com/a/a-21-m2005-07-21-voa70-57804387/1057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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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武统台湾：习近平未来的目标？2019/01/08，纽约时报，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0108/taking-back-taiwan-by-force/

《凤凰网》，团中央：3年内组织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下乡，2019/04/10，https://news.ifeng.com/c/7llMRIKasn9

新华网，供销社系统将实施“供销合作社培育壮大工程”，2020/01/17，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1/17/c_11254754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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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军事，俄专家：如中美核战 中国将坚持不了1个小时，2015/10/30，http://war.163.com/15/1030/11/B75VMRU300014J0G.html

Leslie Fong, Why we need to uncover the origins of Covid-19, 2020/04/08,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078992/we-need-uncover-origins-coronavirus-and-us-has-many-questions

民间历史，作者sdh12121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王康年冤案真相，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6&tid=169&pid=4449

李肅Hi5第一頻道，禁忌史話：劫財序幕 三反五反，https://youtu.be/TYArlkFRKUg

李肅Hi5第一頻道，禁忌史話：劫財–假公私合營之名，https://youtu.be/Ip8a9Ta99nU

Gregory Kulacki, Would China Use Nuclear Weapons First in a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Diplomat, 2020/04/27,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would-china-use-nuclear-weapons-first-in-a-war-with-the-united-states/

Hans M. Kristensen, China’s Noisy Nuclear Submarines, FAS 2009/11/21, https://fas.org/blogs/security/2009/11/subnoise/

本文的主要网上地址，包括读者讨论：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379346.html

https://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2227324.html

https://bbs.wenxuecity.com/rdzn/4493047.html

https://bbs.wenxuecity.com/military/1661525.html

http://my.cnd.org/modules/newbb/viewtopic.php?viewmode=flat&order=1&topic_id=99723&forum=2

在2015年，中美关系总体还正常，国内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身为中产阶层的朋友们都在忙于攒钱。自己的小圈子里岁月静好，大家就不觉得文革又回来了。当时很多读者的意见是，一般老百姓不在乎高层斗争，更关心自己是否受影响。即使我的文章讲得对，如果文革2.0只局限于高层，不波及社会大众，就不算“文革重来”。他们觉得，现在的老百姓信息多、素质高，像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搞不起来。即使以后会发生，也是在很远的未来，所以老百姓不用担心。

五年前我就觉得，文革2.0最终将扩散到全社会，但是我那时无法预测具体的时间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突变，我觉得中国政治将进入快车道。如果中国不发生体制外大事件，比如革命、政变等，在不久的将来，比如一两年内，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就会与中国经济脱钩。连带着，在中美之间的媒体与文化交流将变冷，在华美国人将锐减，两国将趋于对立，甚至会有军事对抗。中国将失去政治大规模左转的最关键阻力，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社会性政治运动就会回归。到那时，一般老百姓也将感到文革2.0就在自己身边。

一 美国因素

1.  美国的愤怒

截止于2020年5月18日，美国已有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9万人死亡。死亡数超过了美国在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全世界大约480万人感染，32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规则第六条（IHR Article 6）规定，“每个成员国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其境内所有可能造成世界公众卫生危机的事件”。中国是这套规则的签署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府违反了这条规定，并造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所以多个国家已经启动司法程序，就疫情向中国索赔。据法国广播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的统计，美、英、意、德、埃及、印度、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8国对中国的索赔总额就高达一百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9年GDP的7倍、外汇总储备的30多倍。疫情到现在还未结束，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疫情上，追查责任还不是重点。疫情平息后，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追责只会更紧，索赔额只会更高。

目前，美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政府曾经的行为，比如早期掩盖了武汉疫情，误导世界说病毒不会人传人，中国在禁止武汉人去其他省份后，却允许武汉人飞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等等。第二部分更重要。美国认为，从疫情发生到今天，中国一直拒绝提供实时疫情资料，拒绝美国专家进入疫区实地调查，阻碍了正在进行的美国抗疫，无视美国人民的生死，属于以美国为敌的行为。

国内的朋友普遍忽视了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违反对美国的承诺，在南海的人造岛礁上完成军事化。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在奥巴马总统陪同下，在白宫南草坪对世界媒体公开表态，“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但是不久后美国卫星发现，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了全套重武器。这个举动让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不能再相信。大国元首层级的无信外交，世界罕见，经常是交恶、甚至战争的前奏，比如1939年希特勒违反欧洲列强首脑们共同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入侵波兰，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是在2020年4月26日，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金为庆祝二战期间美苏易北河会师75周年举行闭门会谈，事后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两国要为“更伟大的事业”搁置分歧，展开合作。分析人士普遍猜测，这个“更伟大的事业”就是抗击中国。两国要像当年联手抗击纳粹德国那样共同对付中国。这次川普与普金的会谈，可能是国际关系史中里程碑式的大事，如同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联手夹击苏联的准同盟关系。

美国已经被伤害。美国调整中美关系，目的不仅要追责，还要保证类似的事件以后不再发生。中美关系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了，但是中国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内的行为，有可能决定中美将完全敌对，或只是关系变冷。

2.  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在中国存在、以及中国老百姓拥有基本的经济自由，比如老板们可以雇工、打工者可以在户口地之外找工作、私人可以拥有房产和公司所有权等，在中国被允许的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深入介入中国经济。在1978年之前的20多年里，中国没有市场经济，老百姓也没有基本的经济自由。当时的户口制度把老百姓牢牢地栓在居住地，吃饭需要粮票，老百姓要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经常需要排队数年才能等到政府发放的票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是绝对的金字塔形，对外严格封闭。这种体制的存续，要求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对其下一层拥有绝对的权力优势，否则这个体制就会内乱，就会崩塌。财富也是权力的一种。这个体制要求底层的大众最好是极弱极贫，才方便金字塔的上层压住下层，体制才安全。这就是毛时代老百姓非常贫弱的制度原因。1949年才取得政权的新政府，曾被世界发达国家集体制裁，治下发生了那么多人为错误造成的大饥荒和大灾难，信奉的主义又是人民陌生的舶来品，却非常牢固地掌握住了政权。从体制自私的角度看，在建国初期彻底消灭市场经济和老百姓的经济自由、让人民变贫变弱，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的这套政治抉择，对维护政权的统治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果没有美苏对抗，毛式金字塔形体制会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存在。但是在毛泽东统治的后期，中苏关系极端恶化。百万苏联红军压境，对中国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造成毛感到权力不稳，于是需要与美国拉近关系，以换取先进武器、粮食、技术和资金等，于是有了1972年的中美首脑会谈。不久后，毛死去，邓小平靠政变上台，合法性被挑战，于是更急于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希望以此快速获得政治成果，树立自己的威望。当时的中美关系对邓小平的政治生存非常关键，所以在1979年1月1日两国建交。邓急需美国的接纳，于是在建交后两个月不到，就不惜与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兄弟、中国的传统盟友、美国的传统敌人，越南开战，借此取信于美国。

美国的立国信条和现实利益都要求中国有市场经济和个人经济自由。首先，美国人民很难容忍一个友邦完全剥夺国民的自由、实行纯斯大林式的体制。中国要与美国做朋友，就只好妥协。其次，只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美国的商人才可能在中国攒钱；只有中国人有基本的经济自由，比如可以自由迁徙、可以拥有和买卖生产资料和房地产等，才方便美国人与中国做生意。于是，邓小平在1978年底决定推动改革开放。从此中国逐步允许市场的存在，中国人开始获得一些经济自由。

从1979年到江泽民时代，中国基本遵循了邓的经济路线。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经济自由化的大潮中没有垮掉，根本原因是“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开放，一直保持大幅度贸易顺差，让中国积累了巨量的硬通货，迅速富裕起来。钱多了，人人都高兴，掩盖了很多政治上的矛盾。但在胡锦涛时代，顶层就觉得皆大欢喜的局面将要结束，体制预感到了危险。

其实，中国政府，甚至稍懂政治的普通老百姓，都近乎本能地懂得，市场经济和个人基本经济自由的存在，直接威胁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比如陈云、邓力群等，都看得很清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经济自由化必然造成这个体制内部的冲突升级，最终导致瓦解。1989年的六四运动就是一个例子。从维护体制的角度看，邓小平的道路不可能长期有效，势必把体制带入坟墓。所以习近平上台后，就急切地抛弃邓小平理论，回到马泽东思想，以求体制的长久生存。

二 中国的未来局势

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目前已经确定的目标包括，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关键行业的产业链移出中国、减少中国从美国获得的高技术，尤其是军事高技术。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有不确定性，也就是中国还有努力空间。一是美国是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还是只寻求大规模降低关系。二是未来美国只是防堵中国、还是会借助各种手段影响中国内部事务，比如未来美国是否会努力推倒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

中美经济脱钩、或关系严重变冷之后，中国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等现象，中国的外汇收入将大幅度减少。经济的大饼缩小，中国各级政府将变穷，各个政治派系的利益都会受损，争夺当然就会变得更激烈。在广大的民间，经济变坏，很多家庭的正常生活将被打乱，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老百姓中会出现追责的声音，“到底是谁让大家破产，失业，生活变差？” 总之，中美对抗将带来中国内部的严重危机，既包括体制内各派之间的冲突升级，也包括体制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激化。

1.  当权者感到威胁

以下的分析都假设中美对抗、或脱钩比较彻底，并且体制正常运行，没有被战争或政变等冲垮。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但并非一定。我也不希望中美敌对，因为亿万老百姓将被殃及。但是假如中美决裂了，习近平会发现，如果他不发动大规模剥夺私有财产、群众斗群众的社会性政治运动，社会上的民怨就会聚集、发酵，体制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就会利用民间的不满在政治上逼宫，习自己的权力和身家性命就会受到威胁。试想，全国各地的工厂和商铺都关门，成百上千万的小老板们都赔钱，从富裕变得贫穷；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工人失业，不知以后靠什么生活。这样的社会无疑将是政治不稳的温床。独裁社会里从来不缺乏追逐权力的人。如果当权的习势力按兵不动，习的对手们就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状态为自己谋取政治势力。这既包括党内的各派，也包括党外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潜在力量。

处理这种社会局面，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一直有不败的战绩。其精髓就是，当老百姓对当权者不满时，处理的方式不是尽力提高当权者的政绩表现，让老百姓满意，而是处理老百姓，让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敢对当权者不满。让老百姓不能不敢，就要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力和社会资源。中国老百姓本来就没有拥枪权或基本公民政治权力。目前他们仅剩下的权力就是经济自由权，比如迁徙、自由雇佣等。他们最大的社会资源就是名下的财产。让老百姓没有能力挑战体制，就要终止或严厉管控市场经济、剥夺或严厉管控私有财产。让老百姓心里不敢挑战体制，就要开展社会性大规模政治运动，杀鸡给猴看，让所有人都从身边的具体事例中感到，任何反对体制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有句著名的话，“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其实就是独裁者面对这种局面时的内心感慨。要大规模夺人财，就需要杀人，还让人不敢反抗，除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几年前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其实就是预演。

图1. 左图是习近平视察武汉疫情时，各个居民楼顶布置的狙击手。右图里的黑衣人都是便衣军警。当时，武汉老百姓都被要求呆在室内，不许出家门。习近平经过的地方基本没有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又不可能有枪，但是习的保安如此大阵仗，要提防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体制内其他有枪的势力。一般中国老百姓习惯性地把体制看成一体，不太理解体制内各派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就像很多独裁体制下的领导人一样，习被体制内部多个政治力量夹在中间，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如果他让体制整体的利益最大化，他的权力和生存才最有保障，这就需要侵占和抢掠体制外老百姓的财富和自由。（照片来自网络）

2.  历史先例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蒋介石，与1949年刚刚取得政权的毛泽东，都遇到过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他们应对的战略不同，结果也是天壤之别。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作为战时领袖，在全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当时中央财政空虚，民间百废待兴。全社会缺钱、缺粮、缺工作，怨气高涨。蒋介石在美国的影响下，希望用怀柔来取悦老百姓，比如在1946年通过民主宪法，然后在全国组织大选，等等。结果工商业觉得中央无用、指挥不力；打工者觉得自己艰困、政府没有帮忙；学生觉得政府可欺，比如交大学生竟敢劫持火车；退伍军人觉得战争结束了，自己却丢了生计，对领袖怨声载道。所有人都不尊重政府，都骂蒋介石。蒋的最大政治对手，共产党，就利用这样的局面，乘虚而入，在社会中添乱、在政治上争权、然后在军事上直接挑战。只三年时间，蒋政权就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战略与蒋有根本不同。在国力极弱的情况下，他敢于挑战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盟友和靠山美国，让自卑的中国人感到骄傲，让毛迅速成为国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再利用民气，在国内展开大规模政治运动，短期内剥夺了老百姓手里所有的政治权力与财产。毛利用党和军队的铁血组织力量，杀了很多人，以推进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文艺界思想改造等极残忍的政策。到1956年底，在中国消灭了市场经济，剥夺了全国所有地主的土地权、以及工商业者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对平民实施城乡户口固定化，剥夺他们自由迁徙的权力，粮食和关键日用品供应票证化。在毛全面消灭市场经济并剥夺人民的权力后，中国老百姓不但没有实质性反抗，还开始集体性地崇拜毛泽东。与蒋介石向老百姓让权让利后的结果相反，中共的统治从此扎了根，当权者开始高枕无忧了。

3.  非基督教文化国家的艰难现代化

不但中国如此，北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和以前的利比亚等，都类似。它们在外交上对美国极端强硬，无论自己多么孱弱，以此唤起国内老百姓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以及对独裁者的敬畏；对内则无底线地剥夺老百姓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变得极贫极弱，使他们无力挑战独裁体制。这个残暴战略的成功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在内部，这些国家都属于非基督教文化，老百姓崇尚暴力和基于暴力的权力，相对轻视人人平等、真实、正义等原则，所以他们崇拜敢于挑战美国的领导人，无论他多么恶贯满盈，并容忍他压迫人民而不知反抗。在国际上，美国对其他国家没有领土企图，不愿看到美国士兵的伤亡，相对不愿意为国际政治打仗，所以美国对这些敌对国家经常采取“遏制战略”，就是把它们与自己隔绝，只要它们不直接伤害美国，美国就不会军事干涉它们国内的事务。于是，这些对老百姓极端残暴的独裁政权就生存下来了。

相反地，有些传统独裁者希望国家逐渐民主化、现代化，对老百姓怀柔、让权让利，反而造成老百姓鄙视他们的西化倾向，轻视他们的权威，让他们败给手段更毒辣的势力，失去权力、直至生命。比如中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每个都曾试图让国家西化，但都输给了手段更下作的对手。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共产党政变之前的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和之后的达乌德汗政权，等等。这些现代化失败的例子，大多集中在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家里。它们的人民都缺乏现代民主制度需要的思想基础，比如人人灵魂平等的观念。他们经常把政府为政治原因杀人、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等行为视为正常，把贫富差别当作造反的正当理由。在过去几百年里，这些国家看到了基督教文明的伟大成功，它们的人民也见识过一些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好处，比如西方医学、言论自由等，于是憧憬民主化和现代化。但是，这些国家的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政治手段是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关键，而不懂得需要改造社会文化和人民的内心思想，所以他们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努力，屡试屡败。

在基督教文化里，主流社会信仰“人人灵魂平等”，所以才会有一人一票的选举、男女平权、富人不可侵犯穷人的基本权利等现代文明规范；人民信仰理性和不滥杀，所以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社会才可能坚持依靠选票、而不是暴力来决定政治大方向；人民信仰“不可贪图别人的一切所有”，所以社会才尊重个人财产权，市场经济才能高效运行，穷人才不会总想着抢掠富人，阶级之间才会和平相处；人民信仰“不可做伪证”，所以司法体系才可能公正，社会讨论才可能真实理性，等等。而在非基督教文化里，人民经常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太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需要外力帮助，来产生和维持现代民主制度。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拥有较成功的民主制度。基督教并不是它们的社会主流。民主在这些地方存在，美国的深入介入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美国，这三个东亚文化之地都不可能建立民主。如果美国势力撤出，大陆会在短时间内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北朝鲜也会严重威胁南韩。日本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比较深入，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很可能快速抬头，压倒民主主义，日本的政治可能回到二战之前的样子。东亚文化把忠诚于民族、国家和领袖看成最高原则。这样的文化主导政治，国家很容易变成独裁体制。

图2. 照片内容体现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他们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就是只要我穷你富，我们就是敌人，关系就是你死我活。这种民众心态与现代民主制度不相容。民主制度下，各个阶层需要和平相处，共同面对外部挑战。民主制度所要求的民众思想，根源于基督教。关于财富分配，基督教要求信徒们不可贪图别人的财富、不许偷窃、不许杀人等。但是很多中国人相信阶级斗争，觉得穷人可以用暴力和政治手段打击富人，剥夺他们的财产，直至杀掉他们。这种社会心态是第一次文革的民众基础，也完全可以造就第二次文革。（照片来自网络）

4.  习近平很可能采用毛泽东的思路

假如中美经济脱钩比较彻底，中国将迎来一个危机时代。当权的习近平集团总结蒋介石政权的失败、毛泽东政权的长久，再看看北朝鲜、伊朗、古巴、阿富汗等国的历史经验，自然会从自身的安全和体制的生存角度出发，选择毛泽东路线，就是在外交上对美国无限强硬，比如在台湾、香港、和南海等问题上寸步不让，以此在国内占据民族主义制高点，取得底层老百姓的支持。在内政上，国家将剥夺或彻底控制老百姓的自由与财权，尤其针对中产阶层，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动荡时期里没有社会资源撼动当权势力。简而言之，中国将变得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现在的北朝鲜、伊朗、或委内瑞拉等国。

习近平和整个当代领导集体，都属于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他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盛行时期长大的。总体讲，他们内心信奉权力和权谋，而不是自由、民主、科学之类。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是他们唯一熟悉和相信的政治操作模式。他们年轻时看惯了用暴力和政治手段剥夺他人的权力与财产。习近平的个人经历尤其如此。他的整个人生轨迹都被父亲的政治地位决定。出生时，他父亲身居高位，他享受了高干家庭贵族式的生活。他十岁左右，父亲被打倒，他在高干子弟群体里变得低人一等，初中没有毕业就被发配到贫穷的河北乡下。他上学很少、读书更少。他青年时，父亲重登高位，他直接从田间地头走进名牌大学的校园，毕业后进入权力核心圈工作。他深深地懂得，有权就什么都好、没有权就什么也不是，这也是毛泽东看待人生的态度。毛曾严酷迫害习家，但是毛却像神一样存在于习近平和他同辈人的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大概是习近平唯一熟悉的政治思想，并且他深深地体会过这套思想的实效。从个人角度看，习近平选择走毛泽东的路线，也是顺理成章。

另外，在毛泽东思想里，对内政策的本质就是，找个借口把人分成不同阵营，然后让他们互相斗，达到削弱和控制他们的目的。如果老百姓激烈反抗，或集体抵制，毛路线就会成本升高，政策就走不通。当权者感到得不偿失，也就不会用了。但是总体讲，中国人特别吃毛的这套。比如土改让乡亲斗乡亲。他们几乎都有血缘关系。按理说，中国人重视亲情，但是斗起来却极端冷血、毒辣。文革时儿子斗老子比比皆是，虽然中国人以孝为先。中苏交恶，毛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崇苏转变成仇苏，于是胡同里的老太太们也假装愤怒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其实连很多大学教授都不太懂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毛再一拍脑袋，“批判水浒”，全国就以批判宋江为名斗起来了。中国老百姓，尤其是精英阶层，受到过很多毛路线的苦，但是他们的警惕性和抵御能力却没有提高。看看重庆人对唱红打黑的态度就明白了。现在的老百姓比毛时代更有钱，自我保护的能力却不长进。在当权者眼里，压榨他们，投资低、回报高，比土改时斗地主还合算，何乐不为？于是，毛路线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

图3. 未来总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避免预测细节。但是我们永远可以通过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数以亿计的自由流动人口，在独裁者眼里是巨大的威胁。如果经济危机到来，这些人可能以多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冲击权力。在毛泽东时代，控制人口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户口制度。新时代的技术更先进，现在可以利用电子监控技术更实时准确地控制每个人。在新文革中，政府可能会用新技术手段替代旧式的户口制度，来达到同样的控制效果。（照片来自网络）

图4. 房产是老百姓手里最大的一笔财富。在1950和60年代，中共剥夺老百姓房地产时采取了强行没收或廉价赎买的办法。由于技术进步，未来政府剥夺和控制老百姓房产的办法也可能会不一样。最近出现了一种政府和业界都心知肚明的可行办法，就是政府发行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持有者的情况对政府完全透明，政府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人和任何交易都可以定点、定人控制，造成政府拥有对个人财富的实际控制权。左图中有人披露，成都试行卖房所得必须数字化。卖房人拿不到现金，只能得到数字货币形式的“房产券”。政府规定此“房产券”只能用于定点购买房产。房产所得不能变现，实质上消灭了房产的财富性质。右图是河南永城市取消所有私人房产中介，全部改由政府做中介，使得政府完全掌握老百姓的房地产交易。这两个地方的办法，目前都属于试点性质。政府在观察社会反应，取得技术经验。如果两种办法结合起来然后推广，政府就可以短时间内剥夺或控制中国老百姓手里的所有房地产财富。在1950年代，毛泽东为了控制民间财富，取消了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在新时代，政府可能利用新技术手段达到同样的目的。有人把这种新的统治方式叫作“高技术下的奴隶制度”。无论方式如何，本质都是要“弱民”，就是让老百姓手里没有资源保护自己的权利，无法抗衡当权者。（照片来自网络）

三 老百姓无力抵抗文革2.0

1.  对比现在与1950年代

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人比1950和60年代的人素质高多了，所以文革搞不起来”。这是不理解历史。1950年代的成年人，小的时候大都接受过民主制度的全套公民教育，见证了符合现代民主标准的1946年版《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并且参加过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1948年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他们作为交战国公民经历了反击法西斯战争，很多人扛过枪、参加过实战。受过教育的人都曾有机会自由严肃地思考和讨论精神信仰，很多人信奉基督教。现在的中国人缺乏类似的人生历练和自由的思想交流经验。

中国的极权体制源远流长、思想深邃、功力强大，对付中国老百姓极端高效，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上海有很多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大学教授、律师、和商人等，从思想到做派都非常西化。上海的经济和社会也与西方同步，紧追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潮。那时的上海可能比现在的上海更国际化；那时上海人的素质和信息灵通程度都不输今天的上海人。但是，在1949年政权更迭前后，有几个人能想到，世界闻名、历史悠久的上海股票市场，一夜之间就被关掉；在短短几年内，通过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有的私人公司、房产、美元、黄金等，都被国家没收；本来受社会尊重、生活舒适的精英们，不久后就经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政治整肃运动，被杀、被逼跳楼、被劳改、被收监，剩下的一个比一个卑贱，争先恐后地对迫害自己的势力表忠心，大肆揭发、谩骂和批斗同事、朋友、父母、和自己？所以，类比地想一想，今天的大众恐怕也想象不到五年后中国的政治形势。

试想，假如你回到在1950年代初的上海，看到街上商店鳞次栉比、霓虹闪烁，男人们都想着赚钱、美女、喝酒，女人们都想打扮、嫁有钱人、住豪宅，你能够想象到几年后，每个人每周都要政治学习，对领袖表忠心，相互告密和批判吗？你能够想到那些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和城市小市民，会齐刷刷地站成阵仗，高喊口号“每亩万斤”吗？你能够想到那些靠吃美国救济粮才活过二战后大饥荒的上海市民，会义愤填膺地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吗？还有那些觉得上海洋气、看不起中国其他地方的上海人，转身就喊“打倒美国”、“打倒英国”吗？这些人说来好笑，他们也不想想，所谓上海比外地洋气，就是因为上海的美英气息多一些。同理，你看到2020年中国大城市里鳞次栉比的商店、霓虹闪烁的街道，你有能力预见几年后的中国吗？总之，中国的极权体制非常强大，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大多数中国人变成凶蛮的动物。那些认为“现在中国人素质高，文革搞不起来”的人，不理解中国的国情。

2.  “天塌下来，个高的顶着”

我五、六年前回国时，与朋友们谈起文革重来。我们谈到，财产可能被抢掠、自由可能被剥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移民？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欢迎中国的技术和投资移民。朋友们都还处在壮年，移民比较容易。但是他们支支吾吾。我们就讨论起现实问题，比如朋友们关于工作、财产、家庭、孩子等等的顾虑。我问，“是不是即使文革真回来了，你也不想离开？”几个朋友思考后都承认是的，并且解释了他们的具体思考，于是我慢慢懂他们了。其实大家都很聪明，早就从身边的环境中，包括从家庭历史经验里，总结出了一套应对文革式政治运动的实用生存法则，大原则就是“自己藏在人群里，让别人去倒霉吧”，虽然他们都没有说得这么露骨。

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每年都有政治运动，每个运动都有整人、害人的数量指标，但是被打击的人只占总人口数的十之二、三。所以一般老百姓的应对战略就是，自己不出头，希望被整被害的事都发生在别人身上、自己属于那安全的十之七、八。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漠视倒霉的同类，不去想他们的命运、只关注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这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倒霉，所以我就安全”的处世态度，就是“蝗虫战略”。有人把它上升到哲学层次，叫“中庸原则”。无论中庸在儒学中的本意是什么，老百姓嘴里的中庸，就是让自己躲在人群中间、让别人去倒霉的“蝗虫战略”。邓小平个头矮小，曾风趣地说，“天塌下来，个子高的人顶着”，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天花板掉下来，谁最高谁被砸。所以有人喊“天花板掉了”，大家都马上趴下。同理，在人人相信“天塌下来，个头高的人顶着”的社会里，当威胁来临时，大家都选择趴下。这样的人民，数量再多也软弱无力。这就是为什么常有人感叹，抗日战争时一个日本兵可以押送几百个青壮年中国人去刑场枪决，竟无一人反抗。这也是为什么在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三年灾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那么多中国人被不公正地杀戮和迫害，社会却异常稳定，没有大规模的反抗。这样的民族心理，让当权者发动下一次文革的成本很低，所以文革重来的机会很高。

3.  灵魂破碎

我的朋友们大多支持民主思想，算是社会里的开明派。再看国内中产阶层的主流，思想更扭曲。如果新文革到来，他们更可能为虎作伥，而不会成为抵抗的力量。其实，他们能在中国成为中产阶级，就是因为他们主动为当权者着想，不为老百姓着想，也不为自己的阶层着想，甚至不为自己的亲人和家族着想，所以权力才允许他们在社会里爬升。我见过很多人，自己的爸爸被打倒、爷爷被枪毙、外公被饿死，哥哥被打成右派，但是他们看待这些明显的不公与冤屈，却不是想着为亲人伸冤昭雪、追究作恶的人，而是站在政权的一边，为恶行辩护。他们认为，如果不把自己的亲人冤杀掉，政权就不稳了，所以无辜的亲人就应该被杀。思想如此扭曲，世上罕见，他们冷血如动物。

这些人都有较高的智商，教育程度也不低。他们撇开良心、撇开亲情，因为要在中国获得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就必须这么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在自己身边的具体环境里发现，紧抱权力的大腿是向上爬的唯一通道，比如做生意要发财，就必须攀附当官的，于是他们就把良心和亲情放在权力之后，就变得卑鄙和冷血。这就像唐末时期的南汉朝廷，政府规定做官必须首先阉割，于是很多读书人为了做官，就自愿阉割了。在今天的中国，精英们自愿阉割掉的是正义、真理、良心、诚实、爱心，等等。这么毒辣的体制设计，其背后的原理就是《商君书》推崇的“利出一孔”，属于强君弱民总体哲学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长期存在，社会精英们就学会了只为权力者着想，忘记了自己只是老百姓、是人民的一份子，于是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就自相矛盾。比如很多在国内混得好的人，拼命让孩子移民到美欧等西方国家、把资产换成外币放在海外，但是在中国人聚集的场合，他们卖力地表现自己很爱国，维护当权者，大骂美国。这些人的灵魂已经破碎。

图5. 上图是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向中宣部部长周扬秘密告发另一位著名艺术家徐海粟的信件。中国的顶级精英们，内心同样对权力卑躬屈膝，为谄媚权力无恶不作。他们本质上都是奴才，内心丑陋之极。（照片来自网络）

中美走向对抗、文革2.0到来后，大量的中国普通商人、中产阶级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原因是他们人数众多、每个人都比较有钱，所以他们的财产总量巨大，压榨他们可以获利丰厚。就像在传统中国，地主就是社会精英。土改运动瞄准他们，根本原因是他们手里的财富，压榨他们获利丰厚。现在精英阶层里的成员经常不为本阶层着想、不为老百姓着想，却处处维护当权者，自然造成阶层作为整体，非常软弱、任人宰割。他们就像一群肥羊，把最想吃掉自己的狼当作领袖，却仇恨自己唯一可能的救星，美国。我见过很多人，在 1970和80年代时还只能谋温饱，因为中国对西方开放，他们才被允许做生意、变成私人老板，或在外资企业里上班、进入中产，现在却高喊，“厉害啊我的国！我们有产业链了，美国人离不开我们！中国现在不怕美国了！中国应该与美国打一仗”等等，让人唏嘘。

中国人还远未觉醒。觉醒的人首先要有正确的信仰。拙文《浅谈“神造人”的意义》讲到，人性是二元的，包括神性与动物性。不信神的中国人，人性被动物性占领，怕死怕被打，只服从拳头和枪炮，所以他们崇拜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却漠视真理与正义。社会遇到大的挑战或处在关键变革时，最需要精英们表现出高贵的美德，却发现他们的本性暴露出来，原来他们与动物大体无异，比如把良心与亲情都抛到九霄云外、比如信奉“蝗虫战略”，等等。精英们如此卑劣，民族就颓废，文革这类悲剧就会重演。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还任重道远，其中的关键一步就是要改造国人的内心。只有主流中国人信仰代表真理与正义的神之后，文革才可能远离我们，中国才有希望。

四 结束语

1.  中美传统友谊的终结

在1980年代，美国曾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民主榜样和理想国。但是在1989年六四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抛弃了民主理想，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于是主流中国民意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记得在1990年代中期，我遇到一位在美国探望儿子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总体态度是，留学生在美国可以多学一些东西，以后中美对抗时会对中国有用，让我很惊讶。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很多中国年轻一代兴奋不已。当时多次听说国内的人通过互联网或打国际长途电话联系在美国的朋友，讨论美国灾难的细节，并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我所在的美国大学里，一位从上海复旦来的、正在美国读MBA的女同学，还用英文在校刊上发表长篇文章，盛赞劫机撞楼的的伊斯兰圣战者们多么镇静勇敢，指责美国咎由自取。校刊在显著位置全文发表，让我感叹美国人的宽容。最近几年回国，在高铁上、在朋友聚会时，经常遇到中年成功人士高谈阔论，认为美国阻挡了中国的崛起，指责美元霸权、美国干预台湾和香港事务等，骂中美贸易的实质就是，美国用废纸换取中国的宝贵资源，其中的“废纸”指的是美元。他们中的很多人公开讲，希望中国与美国赶快“打一仗”，打掉美国的霸气，打出中国的国威。

相比于中国人对美国的关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肤浅。他们不太知道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却对中国人民怀有巨大的同情和友谊。这种好感的根源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同盟或事实同盟关系。一般中国人不太知道、更不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比如最近在中美两国都热播的美国电影《中途岛》中提到，1942年从航母上起飞的美军轰炸机首次空袭东京，之后很多飞机燃油不足，只能飞往中国。其中很多降落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被当地的中国老百姓发现并冒死保护。这段往事体现了两国人民为了共同的伟大目标、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可歌可泣。历史上，日军曾因为此事严厉报复，在浙江和江西一带发动军事扫荡，大规模折磨和屠杀中国老百姓。目前被广泛采信的估计是，总共杀了25万中国人。这段故事在现代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但是美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出版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和严肃的影视节目。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和各届美国政府，明知中国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在世界舞台上联合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等反对美国，却依然支持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因为美国希望中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由于中共在中国的地位牢固，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用行动表明自己接纳了中共作为领导者，于是美国也接纳中共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希望中共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民主思想。美国主流政治家们不懂得中国人崇拜独裁者、信仰独裁体制。他们错误地认为，历史上民主在中国不成功，是因为中国缺乏理解和实践民主的机会，所以他们为中国创造这样的机会。但是这次武汉疫情改变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病毒从中国传向全世界，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普遍漠视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的死亡。他们基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把老百姓的生命损失看得低于国家形象。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出于自己狭隘的政治考虑，封锁疫情数据，拒绝美国专家实地考察，就是对美国人民见死不救，跌破了美国人的底线，美国不能容忍。于是，中美转眼之间就走到了义尽情绝的边缘。

用大白话概括中美关系，美国人民非常厉害，把美国政府逼到发疯；美国政府也非常厉害，会把中国政府逼到死角；中国政府也非常厉害，会把中国人民逼成朝鲜老百姓。在美国人民、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四个政治角色里，三个都非常厉害，只有一个软弱，所以这个软弱的角色就会成为整个系统的终极提款机。那些对中国不熟悉的美国政治家们，看到中国有14亿人民，正在日益变得富裕，受教育程度也不低，就依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人民会政治觉醒，主宰中国的未来。他们不懂得，如果中国人不经历内心再造，典型的中国人不为中国人民着想，而只为中国政府考虑，站在独裁者的角度看世界，所以中国的人口再多、再富裕、受教育程度再高，中国人民作为整体还会继续沉睡，软弱可欺。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深刻理解、最大程度地利用、并不断强化这一点，才能够长期独霸权力。

2.  我的朋友们

一只家鸡与一只野鸡是朋友。家鸡住在养鸡场里，羡慕野鸡的自由。有一天阴差阳错，养鸡场的大门没有锁，于是家鸡和野鸡可以面对面。野鸡想当然地说，“你一直羡慕自由，现在大门开着，你赶快跑呀！”没有料到，家鸡退缩了，站在大门口不想挪动，说，“真要离开了，以后就没有定时的饲料了。再说，我这个年纪开始靠自己找食，还行吗？会不会被别的动物吃了？”野鸡也愣住了，“是的，自由确实伴随危险，还要自己找吃的。如果爱自由，就会甘心情愿。但是家鸡没有那么爱自由，如果离开养鸡场，它很可能自觉得不偿失，会后悔”。于是为朋友着想，野鸡闭嘴了。但是养鸡场终究是养鸡场，最后要杀鸡。过了一段时间，野鸡发现养鸡场又要杀鸡了，就迟疑要不要告诉朋友。也许这次只杀十分之一，不会轮到朋友，也许朋友现在要逃跑比以前更难，告诉他也没有用。我就像野鸡，国内的朋友就像家鸡。推迟过几次后，我还是觉得应该把我看到的前景告诉国内的朋友们。万一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信息做点准备，避开未来的灾祸呢？如果我现在不说，事后朋友倒霉了，我可能后悔自责，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

其实国内的很多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文革2.0就要来了。他们把家族中爷爷辈、父辈和自己的经验串在一起，早已参透了社会的本质，变成了非常敏感的政治动物，尤其是那些爬到一官半职的人。我看到一些让人不齿的人，在国内高喊反美口号，坚决支持中美对抗，因为他们希望借助未来的政治大潮再捞一把、更上一层楼。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把孩子送出国，让孩子不要回国，再私下里把财产换成外汇，存在海外。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灵魂断裂。其实，他们的灵魂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诚实，对自己也不诚实。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图6. 最近，国内盛传因私护照突然停办。图片上的时间是2020年5月16日。我无法验证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但是这样的消息涌现，说明很多人内心明白，中美关系变坏后，中国官方有原动力加紧控制老百姓的出国旅行。类似地，也有人报告国内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老百姓换外币、把外币汇出国越来越难。独裁制度要加强对内控制，就不会容忍一大批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国境。老百姓有这样的自由，就是对独裁制度的威胁。经济变坏，政府也缺外汇，就只能与民争抢，所以换外汇才变得困难。（照片来自网络）

更多的朋友们避免极端，嘴上不多讲，其实心里也有准备。面对可能的新文革，他们本能地求助于“蝗虫战略”，希望自己不出头，不被伤害也不伤害别人。但是他们在骗自己。中国的当权者非常会对付这种中庸的中国人。比如土改时斗地主，经常是杀人夺土地。很多普通农民也希望行中庸之道，不吱声不选边，置身事外。于是土改干部就强行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地主身上打一棍子，造成大家都是共犯，事后无人可以声称自己没有参与杀人。政治运动到来时，无人可能躲过。要生存，都要说违心的话和害人。假如运动要求批判美国，即使你心里喜欢美国，你也得批判；运动要求打倒某个人，比如打倒薄熙来，即使你同情薄熙来的主张，你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他。中国社会里的所谓“老实人”比造反派那样的坏人善良一些，但是他们的区别只是“度”的不同，本质类似，都是灵魂破碎的人。比如六四后每个人都要写检讨批判民主运动，大家都违心写了，性质类似于土改时每个人都要打地主一棍子。事后有些老实人夸自己“没有揭发别人”。他们也许没有揭发身边那几个熟悉的人，但是他们写违心的检讨本身就伤害了天理，伤害了还在坚持原则、为民主奋斗的人。虽然这些少数为大众坚持的人在监狱里或海外，不在老实人的身边、与老实人也不熟悉，但是伤害遥远的人与伤害身边的人，本质一样。只是遥远的人没有机会反击，而身边的人有很多机会反击，所以一般人趋利避害，选择伤害遥远的人，而躲避招惹身边的人。

张爱玲在1950年参加了一次中共主持的文艺代表大会。这个会的本意是安抚知识分子，所以气氛客气，远非不久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反右时那样恶毒。但是会程里的几个细节让年轻的单身小女人张爱玲看清了新政府的一些本性。1951年底，中央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张爱玲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不久，她找借口匆匆离开上海，只身前往香港。她抛弃了已经到手的荣誉和地位，从此形单影孤地流亡海外，做了彻底的普通人，换来的是不用说违心的话、不害人或被害，保住了一个平常人的德行底线。单独看张爱玲的选择，本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把她放在那个历史大局里，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就觉得张爱玲了不起了。当时的一大批文人，比如吴晗、钱钟书杨绛夫妇、巴金、范长江、傅雷、翦伯赞、上官云珠、杨朔、冯雪峰，等等，其实都极端聪明，也完全有条件看清、看懂新政府的本性与用心，但是他们选择加入新政府、帮助新政府。他们都知道新政府会残酷地杀人、整人，却都没有试图阻止。他们希望自己站在新政府一边，是杀人整人的人，而不是被杀被整的人。但是他们的聪明算盘打错了，千算万算还是把自己变成了被杀被整的人。中国知识分子经常看似聪明，实际极端愚蠢，因为他们的思想基础错了。与他们相比，张爱玲就显得出类拔萃、近乎伟大了。

张爱玲后半生的作品不多，生活也平淡，所以很多人不推崇她的选择。她从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里读书，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在思想上她与那些沁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文人不一样。历史巨变时，张爱玲看清楚了大局和自己的位子，决定为保住做人的底线而抛弃现实利益，我很欣赏和佩服她这点。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三日于美国家中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相关资料

骆远志，2015年3月，“文革重来？”，

   北美网址：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57482/201504/184.html

   中国网址，速度慢： https://lyz.com/culture-revolution-again

骆远志，2015年5月，“浅谈神造人的意义”，

   北美网址：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57482/202005/22889.html

   中国网址，速度慢： https://lyz.com/creation

CDC, Cases in the U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ases-updates/cases-in-us.html

RFI，2020/04/29，世界现有8国向中国索疫情赔偿775万亿 北京怒斥，
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429-%E4%B8%96%E7%95%8C%E7%8E%B0%E6%9C%898%E5%9B%BD%E5%90%91%E4%B8%AD%E5%9B%BD%E7%B4%A2%E7%96%AB%E6%83%85%E8%B5%94%E5%81%BF775%E4%B8%87%E4%BA%BF-%E5%8C%97%E4%BA%AC%E6%80%92%E6%96%A5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2020/4/23，全球疫情：法国总统称秋后算账，抗疫是当务之急，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0-04-23/coronavirus-global-updates/12175744

The White House, 2020/4/25,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f Russia Commemorating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Meeting on the Elb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president-donald-j-trump-president-vladimir-putin-russia-commemorating-75th-anniversary-meeting-el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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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又说，“神是精神”、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综合这些表述，神造人的意思是，神按照自己的精神造了人的精神。人心中都有的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要信神”。这个问题简单明了，但是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神造人”的教义可以帮助人回答这个问题。神造人就像父母生孩子。神是人在天上的父。神的国就是人的精神故乡。所以人信神，就是心灵回家。

朋友们的问题

很多朋友问过我为什么要信神。一般来说，回答任何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只可能有两类答案。第一类是陈述表面事实型，第二类是挖掘思想根源型。比如A问B，“你和C为什么成为朋友？” 第一类回答可以是，“我们曾同上一门课，我先和他打召唤，他友好地回应说‘你好’，于是我们就开始熟悉起来了”。这个解答描述了二人成为朋友的具体步骤和过程。第二类回答的一个例子是，“我们都喜欢打桥牌”。实际上，这是省略版三段论。其中的大原则，在三段论里也叫“大前提”，是“我愿意和喜欢打桥牌的人交朋友”；具体条件，也就是三段论里的“小前提”，是“C喜欢打桥牌”；而结论就是“我和C成了朋友”。

绝大多数还没有信神的朋友询问基督徒，“为什么要信神”，其实希望得到第二类挖掘思想根源型的答案。比如我听到过的具体问题包括，“你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信了宗教？”、 “信神有什么好处？”、“耶稣到底能为你做什么？”、“信神有什么用？”等等。大多数提问人没有深想过，所以他们的表达方式经常不准确，但是我可以察觉到他们真正的问题。他们想知道，我信神后是否得到了具体的好处？比如神能保佑我健康不生病、让我事业发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等等吗？他们假设我信神是某个三段论的结果，他们想知道这个三段论中的大原则或大前提，也就是我信神背后更深的思想根源。

信仰，从来没有其他理由

非教徒想知道，“为什么要信神”，非常自然和正当。但是他们没有看清一个关键点。神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人思想中最基本的大原则，是所有其他思想的基础。所以，信神不可能基于其他更大的原则。在信徒的心里不应该存在比信神更深的原则。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为其他原因而信神，那么神就不是他真正的信仰，而那个他“信神的原因”倒可能是。比如在国内上学时，我们都听过老共产党员解释自己为什么信仰共产主义。常有人说，“解放前我很穷，发现入党就可以有饭吃，所以我就信仰共产主义了”。这样的人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建立在“有饭吃”的基础上，就说明共产主义并不是他思想的最根本基础，当然也就不是他的信仰了。他最根本的追求是“吃饱饭”，所以他的信仰其实是功利主义，就是要满足自己的身体需求、感官享受、和其他物质欲望。也正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们并不真信仰共产主义，而是信仰功利主义，所以当年邓小平实质性抛弃共产主义、实行以扩大私有制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时，以及目前中国抛弃邓小平思想、大力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时，社会上的阻力才这么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就远离了共产主义信仰。

任何真信神的人，都没有第二类“思想根源”型原因，而只有第一类陈述过程型的解释。比如摩西在何烈山上第一次遇到神、圣保罗在耶路撒冷城外见到神等，《圣经》里都只给出详细的过程而已。很多人讲到，自己在信神之前有过冥思、顿悟、受神召等经历。这些都属于信神的过程，而不是更深层的思想根源。我自己的经验也类似。在六四后，我在心里听到神的声音。虽然当时我不知神、之前也从没有听过任何人讲解神是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我要跟随代表真理、正义的神，而不是任何人、人的团体、或自己的利益考虑等。神在召唤我。我觉得只有跟随这个陌生的召唤，我才可以继续尊重自己、与自己和平相处，即使我会因此在社会上倒霉；如果不跟随它，我觉得自己将长久地内心煎熬、憎恶自己。于是我就跟随了它。这个决定背后并没有其他更深的考虑。相反，我后来人生的其他重要选择都是基于这个决定。

记得在认识神之前，我一直在思想里苦苦探寻，却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所以经常心神不宁。自从1989年我认识神以后，就感觉笃定了，觉得找到了精神归宿，神成了我心灵的起点和终点。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系统地读《圣经》，思考其中各个教义的深意。根据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神造人”最重要的含义就是，人来自神、神是人的精神之父；人可以理解神，因为孩子可以理解父母；人的精神有源头、有故乡，就是神的国；人皈依神理所当然，就像失散后的孩子重新找到父母；信神后人就会内心和平、释然，就像小孩子与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很多当事人都有类似感受，从不信神到信神，觉得“事情本来就如此，只不过以前不知道”、“我一直都是神的人，只是过去没有想透，所以糊涂”等。总之，人信神就是心灵回家。

人性的二元论

神是信徒的神，也是非信徒的神。还没有信神的人有权问，“如果神是主宰、掌控一切，为什么他让我和周围的人都不懂他？”、“我现在不信神，我还有希望找到神吗？” 基督教的回答是，你现在不懂神，你也是神造的。你不信神，因为神出于爱给了你自主意志。你或你的先人在过去受到了不良思想的诱惑，比如懒惰、贪婪等，做了错误的选择，远离了神。《圣经》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就是所有不信神的人或民族背离神的过程的缩影。亚伯拉罕、摩西、保罗等和整个犹太民族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人，都在远离神之后又重新找到神。同理，你和你的家族或民族也可以重新找到神。无论你现在对神多么无知，神都还是你心灵的最终归宿。神造人，代表人的精神来自神，曾完完全全属于神。所以人永远有希望回归到神的国。要把这个希望变成现实，你应该自省、忏悔，发现自己在什么事情上偏离了神，然后纠正自己。

从不信神到信神，人要做什么改变呢？《圣经 罗马书》中讲到，“顺着肉体的人，思想属肉体的事；顺着圣灵的人，思想属圣灵的事”，圣灵就是神。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套思想，它们在不断争夺。其一是神，其二是“肉体”。这里的“肉体”就是“人的动物性” ，是广义的，包括所有功利欲望。所谓人皈依神，就是人接受神作为自己的精神主宰，在心中把神置于功利欲望之上。基督教也承认，皈依神之后，人在现实中还会时不时地偏离神，所以信徒们要时刻警惕，经常自省、忏悔，然后纠正自己，重回到神指引的路上。而非基督徒们还没有承认神是自己的主宰。他们理所当然地让功利心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人可能想法精细复杂，甚至上升到了功利主义的程度，但是本质都一样。他们的那些欲望，比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攒钱、提干、出国、性吸引等，究其根源，都来自肉体，属于人的动物性。他们可能比动物更聪明，但并没有本质区别。

人与动物的区别

基督教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人的想法更多、更复杂，而是人有能力认知和跟从神。动物不可能理解代表真理、正义、和爱的神，只有人可以。这才是人最宝贵、最独特的地方。我们读书时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人能够制造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论点似是而非，可能并不符合事实，但是也没有什么人认真验证过。退一步讲，就算它符合现实，这样的学说也只是从外在功能的角度看人，没有看到人心的根本。基督教看人，最看重他的自我意志，而把他的物理性，包括身体和技能，看成次要。而唯物主义强调人的物理性，把他的自我意志看成是他的物理性的衍生品。在人与动物之间，基督教认为人独特，因为只有人是神按自己的样子造的，动物不是。而唯物主义认为，人就是一种动物，只是比其他动物更聪明能干。

唯物主义思想家们，比如德国的马克思，犯了最根本的错误，就是不接受神是自己精神的主宰。他们从这样的角度看人就自然觉得，人认知和跟从神的能力根本不重要，甚至是愚昧的、不算是一种能力。他们抹杀了人与神的特殊关系，也就抹杀了人最核心的特征。于是在他们的思想里，人与动物就没有根本区别了。这些理论家们的思想基础错了，但是他们确实很聪明、有预见性。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那些一辈子受唯物主义灌输的人，经常完全不知神，虽然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智商也足够高，但是经过半生后，他们由衷地发现，自己和身边的其他人，确实与动物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追求“过得舒服”，判断政治制度的最高标准就是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认为爱情就是性欲的延伸、爱情的根源就是荷尔蒙，友谊的目的就是为了有利于双方在社会上的发展，等等。是的，人不知神、不信神，就降格成了动物。不崇尚神的人类社会，只可能是动物庄园。

神造人与进化论永远不矛盾

神是精神，“神造人”是指神按自己的精神造了人的精神。至于人的肉体，《圣经》说来自“地上的尘土”，也就是物质世界或自然界。《圣经 罗马书》中讲到，人头脑里有两部分思想。那些基于肉体的感觉和想法，即使再精细复杂，本质上还是属于肉体的。只有人心中对神的认知和跟从，才源于神的形象。所以我从不觉得神造人与进化论矛盾。进化论只研究人的肉体和基于肉体的感觉和思想，并不涉及人心中属神的那部分。而这属神的部分才是“神造人”的关键点。因为讨论的对象不同，所以神造人与进化论如同行驶在不同轨道上的两列火车，不会撞车。

罗马教皇方济各于2014年在梵蒂冈教宗科学院发表演说时说，“生物进化论本质上与神造万物并不矛盾”。我很同意和支持教皇的说法，因为现代科学和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意思就是，真实的世界是神造的，凡真实的都来自神、并体现神意，所以不可能违反神。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的一些基督教修士们为了更好地理解神，在教廷的鼓励和支持下，利用最新技术研究天文和人体等自然现象，促成了现代科学的诞生。现代科学继承了基督教的精神，视真实为基本原则。只有当科学家违反了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的结论才可能与神冲突。遵照这个原则而获得的科学结论，永远不会与神矛盾。进化论已经有百余年历史，经过了严肃的推敲和验证，所以它的主要结论不会与基督教冲突。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日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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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NBC News, 2014/10/28 Pope Francis: Evolution and Big Bang Theory Are Real,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pope-francis-evolution-big-bang-theory-are-real-n235696

骆远志，2018/9/18，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欧、不在中国？https://lyz.com/modern-science/

Date: 2020/05/11

Subject: Racism and Victim Mentality

Hi Kids,

I have a golf buddy who holds many beliefs that are more liberal than mine. He is a very smart guy and thinks a lot about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We enjoy golfing together and often have heated discussions on the course. One big topic is racism in America. He sometimes openly, and other times implicitly, argues that I should support his liberal ideas because I am Chinese and must have suffered a lot from racism in America.

Yes, I did. During my years in university and in the business world, I met a few people who consciously did not like Chinese, as well as many others who thought they were not racist against Chinese, but they actually were. By racist I mean that they believed I could not be good enough for a position or for getting a contract just because I am Chinese. For example, during my 2^nd year in the Ph.D. program, a chaired professor told me face-to-face that I should quit because my paper would “never have a chance to be published,” but one of his political rivals skillfully leaked to me that the same professor said in a closed door meeting of professors that my paper was “even publishable in the current form.” He meant that the paper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and so must be written by someone else. He suspected that my advisor wrote it for me. The claim was, of course, total baloney. Politics in academics can be crazy.

That Ph.D. program admitted about 10 students in my year, and I was one of the only 2 who graduated in the normal 5-year period. The other one already had a Ph.D. degree in a related field from Western Europe before entering the program. I later published my paper in the most prestigious journal in my field, which was very rare for new Ph.D.’s. It was a total vindication. To my advisor and others who supported me, the publication was a definitive proof that they were right, and the chaired professor was wrong. To me, it cleared my self-doubt after the chaired professor declared that my research was not good enough. He was obviously a dishonest and two-faced lowlife, even though he was accomplished in academics and held many big titles.

After graduation, I heard from multiple sources that the several important professors in the program were known racists and had low respect for Chinese. The chaired professor was one of the worst. Under his long-term leadership, the Ph.D. program forced all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out without a degree before my time. I graduated in early 2000s and became the program’s first Chinese Ph.D. It is unheard of that a well-known American Ph.D. program never had a graduate from mainland China up to 2000s. After knowing there had been many other Chinese students wronged before me, I considered suing the school for discrimination. There seemed to be ample evidence, but the plan did not materialize in the end. At that time, I had four babies, a new career on Wall Street, and a paper needed to be polished for publication at a top academic journal. Later on,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and became even busier. There was too much on my plate, and it was just physically impossible to start a long and consuming legal fight. It is one of my biggest regrets in life.

Racism was, and still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U.S., and my kids will probably suffer from it down the road. Of course I am strongly against racism. Racism is morally wrong and is very personal to me. It hurts minorities as well as America as a whole. I am forever grateful to those civil-rights pioneers, like Martin Luther King. They dared to stand out and fight back when minorities were oppressed. Their brave fights against racism make America great and help me and my kids. However,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liberals on racism because they support Affirmative Action (AA) as the alternative to the old-fashioned racism. Instead, I support the original American ideal of “equal protection of all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race,” which means race-blindness. In my opinion, race-blindness is the only right alternative to racism, and AA is not, because it treats people according to racial quotas, and that is unmistakably racist. For example, the ideas that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team must recruit a certain number of Asians and a top private university must admit a certain number of African Americans are obviously racist and equally absurd. The Supreme Court right now supports AA as a remedy for racism, but I think AA should only be a temporary solution at best, and the Supreme Court should clearly stipulate a sunset plan. In a few cases, for exampl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the Court implies that AA will eventually phase out, but the language is too narrow and vague.

AA often makes things worse than the old-fashioned racism can ever do. In my experience, a real-life racist typically believes that a minority is inferior on the job. But if the minority shows he is good, racism will be proven wrong for one more time, and the racist has a chance to change his mind. Things do not always happen in this desirable way, the process can be slow, and people can be wrongfully hurt during the time. As human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flawed, but they do have their ways to correct themselves and mitigate racism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or example, i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Italian Americans and German Americans were targets of discriminations but were later assimilated into the society largely in such natural ways. In contrast, AA allocates soci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racial quotas dictated by the government or large institutions. AA does not encourage its beneficiaries to work harder and makes others rightfully resentful because it is fundamentally unfair. Hence, AA often exacerbates the racial divide rather than heals it. Moreover, AA gives the quota-setting discretion to the government or large organizations and takes away power from the people. Thus, AA makes America less free and less efficient. Both the old-fashioned racism and AA are racist and morally wrong, but if they were the only choices, I would rather pick the former.

Racism is the sor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but after 20 plus years in this country, I am still very optimistic about her, because I have found that, with hardworking and excellence, most minorities can overcome the old-fashioned racism in America.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about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many jobs in China require local residential permits. It is basically a government-dictated quota system on steroid, and no matter how hard you work or how good you are, you cannot overcome it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give you the quota in the first place. AA is also a quota system. Expanding AA in America makes America more like China, where I tried so hard to leave. I oppose AA out of my deepest belief that, even if people are imperfect, it still makes a nation better off to give power to the people than to the government. In real life, AA is especially bad for Asian Americans, because they are clearly targets of discrimination but are almost always excluded from AA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I experienced racism but do not want the victim mentality to dictate my thinking, because America is still a place full of hope, and my own experience is a testimony. For example, the chaired professor in my Ph.D. program discriminated against me because I am Chinese, but after I produced a good paper, other professors stood up to him, and his opinion was discounted, even though he held the highest position. If it were in China and some high-up wanted to hurt me, I would have a much harder time to vindicate myself, no matter how good my work was. So, after my Ph.D. experience, my faith in America actually grew. This country still leaves power to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by and large still believe in God and uphold basic Christian values. Many years ago, I decided to forgive the chaired professor, because I believe in God and Bible says, “As God has forgiven you, so you also must forgive.” Besides, he yielded in face of my paper at the end and did not invoke more dirty tactics. He was two-faced but still better than many bad people I met in the past.

My kids will start to work soon and will likely face racism too. I hope they will keep their faith in God, love America, and reject the victim mentality. They are masters of this great country, and they need to learn how to behave as masters, just like a prince learns how to behave as a prince. If they regard themselves as mere victims of racism, they lower themselves to the level of guests or servants in their own homeland.

Love,

Dad

其实这些熟人大都属于国内的精英层，有的本身就是资深的医生。他们经常出国，对美、加、西欧等地很熟悉。疫情之前，他们都自然地觉得，西方国家远比国内先进，包括医疗条件，所以孩子在国外他们很放心。但是最近国内媒体和网络把西方疫情描述得很可怕，好像武汉发生过的情况在西方国家都发生了，而且比武汉更严重，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新冠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都远比中国高。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疑问，难道美国的疫情比中国更危险、纽约比武汉更糟？本来对欧美很熟悉、很有信心的人也动摇了，不知所措。

我并没有医学背景。熟人们找我询问意见，只是因为信得过我，觉得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并且也有孩子在上大学，还是在美国疫情较严重的地方，所以认为我应该了解美国的疫情。与这些家长交谈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他们的问题都类似，而且我的回答也逐渐定型。既然他们觉得我的话对他们有帮助，我就想写出来，也许能帮助更多的人。在以下文字中，我主要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比如加拿大、英国、德国等，与美国的情形大同小异。

 中美在同一起跑线上

首先，新冠病毒对于全世界都是崭新的，所以中国与美国大致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到目前为止，两国都没有特效药物或治疗方法，也都在研究和实验一些新药，比如Remdesivir、氯喹等，但都还没有成功。无论孩子在哪一国，都可能染上新冠病毒，都可能发展成重症、甚至死亡。所以在疫情期间，孩子无论在哪儿都有风险，都要特别小心。如果不幸真感染了，在目前状况下只能靠自身免疫力抵挡病毒，不能指望医药的力量。医疗体系只是给予辅助性的服务，比如为你测试病毒、给你一张病床、监视你的病情、在状况加重时为你提供呼吸机等。总之，在技术层面，孩子呆在中国或美国得到的医疗服务相差不多，中美都没有决定性优势。

两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美国的医疗体系相对普惠，老百姓与达官贵人接受的服务差别不大。而在中国，一般人与高干或有关系的人相比，境遇天差地别。老百姓在平时也会看病难、医院里一床难求、看不到专家、不受医生重视等。有特权的人得到的服务则与美国比肩。中国的疫情爆发时，多地出现过医疗资源被挤兑，尤其在武汉，使得大量病人得不到医疗照顾，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人也可能因此丧命。中文媒体和网络盛传，美国在疫情初期也有很多骇人听闻的情况，比如纽约的新冠病人因为得不到床位而躺在医院的走廊里、医护人员因为缺乏防护设备而穿着垃圾袋工作、危重病人得不到急需的呼吸机等。但是后来证明这些传闻都是假的。即使在疫情最坏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出现病人得不到正常医疗服务的情况。所以，出身于大陆内地老百姓家庭的留学生，如果不幸感染上病毒，在美国更可能得到正常的医疗照顾。但是如果孩子来自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家里有地位和关系，回中国抗疫可能更好。因为这些大城市有良好的医院和医生，如果父母是高干或与医院有特殊关系，孩子可能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

图1 微信中曾传说这是纽约市医院里的情况，病人得不到床位，躺在医院走廊的地板上。其实，这是西班牙马德里医院里的图景。西班牙在疫情早期出现了医疗系统被突然出现的大量病人挤兑的情况，与疫情早期的武汉类似。但是纽约和整个美国的医疗体系基本承受住了疫情的冲击，没有出现病人得不到正常服务的情况。

图2 这是纽约殉职护士Kious Kelly。右图是他与同事们在疫情期间穿着垃圾袋工作的照片，曾被全世界各大媒体刊登。他死后，他的亲友们曾呼吁全社会捐赠医用防护设备。在微信上，很多人用他的故事做例子，声称美国医院缺乏基本的防护设备。后来，他所在的医院官方澄清，这张照片中的三个护士都穿戴着医院提供的全套防护设备，医院里也没有出现过医护人员没有防护服可穿的情况。Kelly生前有严重的哮喘病，而新冠病毒对哮喘病人的危害极大。他的死疑似与他的哮喘有关。

图3 疫情期间，在武汉和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呼吸机紧缺、危重病人得不到呼吸机的情况。微信上曾流传说，纽约和美国很多地方严重缺乏呼吸机，危重病人因此面临不必要的生命危险。在4月15日之后的这几天里，美国疫情停止增长，社会紧张程度缓解。白宫疫情工作组在每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结说，即使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出现新冠病人得不到正常医治的情况，尤其是每一个需要呼吸机的病人都得到了呼吸机。

中美的数据对比

大概每个关心疫情的中国人，甚至世界各国的人，都惊讶于以下的中美疫情数据对比：

图4 中美疫情数据对比

与我联系的那些家长朋友们，正是因为看到这样的数据，才开始怀疑美国的医疗体系，找我商量是否让孩子赶紧回国。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造成了违反常识的中美数据剪刀差，一是两国的统计方式不同；二是中国出于政治动机故意造假。这两个原因相互联系。中国采用目前的统计方式，背后的关键动力正就是政治考虑、而不是医疗要求。

关于统计方式的不同，首先，没有测试就没有确诊。美国测试了大约400万人口，远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没有公布确切的测试总数，但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测试数量低于韩国。韩国测试了大约55万人，中国的测试量应该低于55万，而且很可能远低于这个数，因为韩国一直坚持对国民测试，而中国早已停止了大规模测试。被测试的人口多，确诊的人数自然就多。美国的总测试数比中国多了很多倍，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的确诊数远比中国高。另外，有做医生的朋友讲，国内的很多医院已经不用测试盒了，转而主要依靠透视办法筛选病人。这样确诊的病人都是新冠感染已经发展到严重的肺炎阶段，自然就排除了绝大多数轻症或无症状新冠感染者，人为地大幅度降低了确诊人数。

其次，关于死亡人数，美国广义定义新冠死亡。如果病毒感染对患者的死亡或急救有影响，就被计入新冠死亡。例如，在我居住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位老人在家里摔倒、伤及大脑，在抢救时发现他已经感染病毒。他死后就被算作新冠死亡，因为医生认为他的感染影响了抢救。而中国狭义定义新冠死亡。病人的感染转化成新冠肺炎，肺炎再严重恶化，造成病人死亡，才算是新冠死亡。其实，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转化成肺炎；在新冠肺炎患者里，又只有很小一部分严重到丧命。美国的医生发现，在需要住院治疗的新冠重症患者中，90%的人患有其他严重疾病。也就是说，很少有人只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成为重症患者。德国的研究人员解刨了在汉堡的全部44位新冠死亡人，发现他们都死于并发症，没有一个纯粹死于新冠病毒。他们原来都有严重疾病，比如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等，并且几乎都是老年人。即使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他们也将不久于人世。因为西方的新冠死亡定义很宽，所以他们都被纳入。如果收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可能不算。定义的宽窄强烈地影响官方的新冠死亡人数。

美国对疫情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定义，符合国际通行标准。中国相对应的两个定义，更接近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而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新冠肺炎是新冠病毒感染的极端形式，占比很低。类似地，美国统计流感疫情，也遵从广义定义。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网民们开始关注美国历年的流感统计数据。美国国家疾病控防中心CDC官方公布，每年大约有数万美国人死于流感。很多中国人被这个数字吓住了，根本原因是他们不理解美国的统计方式。美国人并不比中国人更容易死于流感。实际上，我和熟悉的朋友们从中国来到美国，都感到美国的环境远比中国清洁、大众接种流感疫苗也远比中国普遍。我们在美国感染流感的概率比在中国时低很多。那些“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几乎都死于流感与其他疾病的并发症。一般中国老百姓觉得“流感是小病，不死人”，甚至经常不区分流感与感冒。比如老年人在秋天得了流感，在冬天死于多器官衰竭或败血症。中国人会觉得他的死因是多器官衰竭或败血症，想不到归咎于流感。但是在美国，他会被计入流感死亡。中国人习惯和接受了狭义的“因病死亡”概念。按照这样的标准，流感在美国也一样“不死人”。

关于政治力量影响统计数据，这在中国是常态，人人都知道。但是具体细节是机密，老百姓无从知晓。我能看到的都是公开的部分，最多算是冰山一角。比如在疫情期间，“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统筹全国抗疫。其人员组成偏重“维稳”，完全排除了医生或医疗系统的人员。在“维稳压倒医疗”的政治大气候里，武汉政府在疫情高峰时把测试盒的发放权从医院和医生手里回收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是行政部门，最高原则当然是对上级效忠，而不是救死扶伤。他们控制测试盒发放总量、以及发放给谁。有记者报道，很多病人的新冠感染症状明显、病情严重、甚至死了，也没有得到测试盒，所以从没有被计入疫情统计。这样的死亡，也只能算成普通肺炎死亡，不被计入新冠死亡。再者，疾控中心为了压低新冠死亡率，选择性地把测试盒发给疑似感染、但病症轻微的人，造成一段时间里虽然每天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大幅上升，但是病死率永远保持在2.1%的统计奇观。疫情高峰过后，中央鼓励全社会复工，于是各地的政府内部文件流出，显示各级政府直接压制、威胁医疗部门，不许后者上报或公开新的疫情。

小结

武汉和纽约的疫情有很高的可比性。两者都是大城市，前者的人口密度比后者还高。武汉在去年12月初出现新冠死亡，到1月23日才封城，病毒有近两个月的时间自由传播。纽约在3月14日出现第一例新冠死亡，3月20日就全城开始居家抗疫，中间只相隔一个星期。另外，武汉出现了医疗体系被大规模挤兑的情况，很多病人得不到正常医治，这是最容易造成大规模死亡的情况。而纽约的医疗体系基本容纳了所有正常的医患需求。按理，武汉的疫情应该远比纽约严重，但是公布的数据正好相反，并且差距巨大。很容易看出来，武汉的疫情统计被严重扭曲。但是很多人还信以为真，并为武汉的抗疫成果骄傲。这种情况很像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万斤”，旁观者很容易看出荒唐，但是当时的全国人民都信以为真、引以为傲。几乎所有位居高位、有头有脸的人都加入吹捧，唯恐落后于人。比如钱学森还一本正经地发表了“科学论证”。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大众总是争先恐后地顺着权力信假相、说假话，却极少有人敢于违逆权力探求真实、说真话。总体讲，中国人尊重权力远胜于尊重天理。

由于中美社会的不同特点，平民出身的留学生更应该留在美国，享受美国医疗体系的普惠；而特权家庭的孩子更应该回中国，既可以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与父母团圆。但是这几个月以来我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些父母位居高位、经常出国，并且家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留学生，相对更愿意留在美国应对疫情。大概因为这类家庭看得清世界大局，所以更信任美国。反而是那些来自内地中小城市，父母是小业主、基层公务员、或普通业务、技术干部，家里没有特权或关系的孩子，经常以为疫情中的美国很可怕、中国更安全，着急要回家。也许在这样的家庭里，思想更容易受国内宣传的影响，让他们看不懂中美两个社会的深层区别。总体讲，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躲避疫情的并不多。而且有趣的是，有些父母平时在网上高调爱国反美，在疫情期间却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孩子留在西方、不要回国。

最后，我希望把这篇小文送给所有留学生家庭，愿大家都平安度过疫情！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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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不像教科书。教科书里的内容即使艰深，一般都有很好的架构与节奏，每一节讲一个道理，之后还有练习题。初学的人读完一节，学到一个道理，然后利用习题加深理解，就觉得有了阶段性收获，对学习也就有了信心。《圣经》也有章节，但是很多初读的人即使逐字逐句地读完一章、一部书、或整本《圣经》，也经常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细节，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深意，于是就疑问，《圣经》内容如此混乱繁杂，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被亿万人顶礼膜拜的书呢？

读《圣经》像读名著

依我的经验，读《圣经》有点像读文学名著。初中时我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像嚼蜡。它们采用元末明初的文白混杂风格，让现代人读起来吃力。其中的一些故事更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甚至荒唐透顶。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刘安要招待刘备吃饭，一时找不到荤菜，就杀了自己的妻子，取她身上的肉，烧熟了给刘备吃。刘备知道真相后，不但没有觉得刘安是个畜生，还觉得他非常够朋友。后来曹操听说此事，竟然也觉得刘安干得好，赐给他一百两金。“赵云救主”和“关羽千里走单骑”被广泛传颂。在新野大战中，大英雄赵云冲入敌方地盘，寻找刘备的夫人和儿子。刘夫人跳井自杀，赵云把她埋了，抱着刘备的儿子杀出重围。关羽单枪匹马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一路逃出曹营投奔刘备。记得我读完后就在心里疑问，这些事迹都不是坏事，但也算不上伟业，为什么被吹捧得那么高？我们从未听说过哪一位华盛顿手下的大将军凭借保护华盛顿的家庭而被推崇成美国英雄。这样的故事也没有发生在汉尼拔远征罗马、或斯特凡大公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

《水浒传》讲了一伙土匪占山打劫的故事。我小时候在东北，社会上有各种流氓团伙，以现代水浒兄弟自居，学一百单八将，拜把子，排座位，占地盘，敲诈勒索等。我当时疑惑但无处可问，为什么这么有名的文学著作歌颂流氓？书中讲到张青和孙二娘夫妇开黑店，用蒙汗药杀无辜的人，然后做成人肉包子卖钱。如此伤天害理，书中却把他们称赞为好汉。他们本来也要杀武松，被武松识破。结果双方几句寒暄和相互吹捧后就和解了。大英雄武松完全不计他们的恶行，与他们称兄道弟，好像忘了他们刚才还要杀自己。这是多么糊涂和没有原则的一伙人，却被后世推崇，我不理解。

《三国演义》里的战争故事吸引人，但是它们与其他世界古代英雄事迹，比如汉尼拔施险计、斯特凡大公以少胜多、华盛顿指挥民兵打败英国职业军队等，并没有根本不同。类似地，《水浒传》宣扬的绿林英雄除暴安良，与18世纪的佐罗在加利福尼亚行侠仗义、以及13世纪的罗宾汉在英国劫富济贫，也同出一辙。这两部文学名著让我感到特别的地方，是它们宣扬的几个信条：一，人要对主公彻底忠心，就像刘安、赵云、关羽对待刘备那样；二，流氓武装打劫、占山为王，就成了好汉，就像梁山一百单八将那样；以及三，兄弟义气高于一切，就像武松与孙二娘那样。当年我记住了这些内容，但难以接受。

成年之后，我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才开始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名著。比如年轻时的毛泽东，教育程度并不高，却熟读这两本书，并把他们运用在真实的政治运作和战争中。他在井冈山上建立根据地，本质与梁山好汉占山为王一样。当时的林彪只是一个低级军官。毛泽东有一次听到林对手下说，“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于是就觉得林懂得武装割据的道理，有政治头脑，与自己的主张一样，两人从此开启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他们在井冈山和延安等地实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其实就是杀人夺财、敲诈勒索。外加种鸦片卖毒品，他们的德行底线比梁山好汉们更低。不但毛林如此，过去2000年来的中国领袖们大多采用类似战略。袁世凯小站练兵、孙中山和蒋介石设立黄埔军校、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朱元璋与徐达在安徽老家招募新兵等，实际都是武装割据、占山为王，而不再像远古中国或欧美日的领袖们那样，依靠血统、信仰、或道义的感召力。不但最高权力层如此，在不那么引人瞩目的中级权力层也类似。比如落马的沈阳市长慕绥新，就在身边聚集一大批流氓，形成帮派势力，依此攫取职位，一步步上升。

领袖层靠《水浒传》式无底线的占山打劫成功，将相层则学《三国演义》里刘安式无底线的拍马上位。林彪把自己的座右铭写在日记里，“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这就是他一生言行的真实写照。林彪亲信李作鹏总结林彪对待毛，“老毛对的时候拍（马屁），老毛错的时候我也拍，反正你的马屁我是拍定了”。不但林彪如此，最近几百年来几乎所有混得好的中国官员们都这样。比如周恩来、郭沫若等，都是毫无底线的马屁高手，与刘安相比并不逊色。王朝时代也一样，几乎所有名臣都把对主人的忠心放在个人廉耻和道德伦理之上，比如纪晓岚、李鸿章、小德张等。民国时代有一些宪政的影子，所以情况稍好。但是蒋介石手下的何应钦、陈诚等，也都很会讨主公欢心，虽然没有像林彪、周恩来、郭沫若等那么过分。

于是我开始理解《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受人推崇，因为揭示了中国人的精神本质和中国社会的根基。刘安式的忠心，就是中国精英们的人格内核。水泊梁山式的武装割据，就是中国最高权力的基础。两本书放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实用的统治哲学，非常适合治理“只服刀枪不服神”的中国人。朱元璋、努尔哈赤、毛泽东等人利用它，迅速从平民登上大位。这套邪恶、残忍的统治术，至今还是中国国家政治里的显学，并且没有迹象表明，它在中国的地位将会下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字最流畅、或故事情节最引人入胜，而是它们挖掘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活中最深刻和最重要的道理。

以“犹太人出埃及”为例

就像理解文学名著那样，初学者要理解《圣经》，也要把它的内容与现实联系起来，才能懂得它的深意。每个人的头脑里都积累了经验和思考，就像一座原始资料的“水库”。而阅读《圣经》的一个个段落、理解它们的字面意义与行文逻辑，就像建造一条思想的“渠道”。如果这个渠道不能与头脑里的水库相连，建设渠道就显得没有意义，人就觉得枯燥。如果渠道与水库相连，人就会觉得头脑中的瘀滞被疏通，就豁然开朗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读《圣经》如嚼蜡，就代表你还没有把《圣经》与你认识的世界连在一起。有一天你看清二者的联系，你就会感到《圣经》的伟大。

我理解著名的“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就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这个故事在《旧约》里占了开头五部书中的四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犹太人原来在埃及做奴隶，神差遣摩西带领他们逃离，历时40年后在迦南地建立新家园。这是犹太民族独立的开端，在《圣经》中地位重要。几十年来我读过很多遍，但对故事的总体印象就是远古的奇闻异事里夹杂着神话，囫囵的一大块，似懂非懂。直到一次与同学谈起，他说他有一位犹太教徒朋友认为，犹太人花了40年才从埃及走到迦南地，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奴性。做惯了奴隶的人缺少建国所需的精神力量，所以必须等他们死掉、新一代自由犹太人长大成年，才可能建国。这寥寥数语让我心头一亮，觉得一下子理解了出埃及故事里暗藏的主线。

故事的梗概

犹太人在埃及做了400年奴隶。埃及人无情地逼迫他们做苦工，并且为了限制犹太民族的人数，埃及法老用野蛮手段对犹太人实行“计划生育”，要杀死每一个犹太家庭的第一个男婴。摩西出生在犹太人家，被埃及法老公主收养，从小在皇室里长大，但他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成年后，一次摩西看到一个埃及人欺侮犹太人，就仗义勇为杀了那个埃及人。其他犹太人不但没有帮忙，反而威胁要向埃及人告密，于是摩西赶紧逃到邻国。在那里摩西受到神的感召，要解救犹太民族。在神的帮助下，他用各种办法逼迫法老允许犹太人离开埃及。最后法老不得不应允。于是在距今3500多年前，全体大约200万犹太人离开埃及，奔向神应允的迦南地，大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

刚离开埃及时，犹太人觉得逃离了奴役地位，奔向自由和独立的未来，所以听从神和摩西的指挥。但是自由和独立从来都伴随艰辛。犹太人在路途中遇到困难，就开始后悔、对摩西抱怨，“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他们开始怀念原来做奴隶时的安定生活，“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事埃及人吗？因为服事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神是犹太人奔向自由的精神支柱，但是在面对现实压力时，犹太人背信于神。当摩西把来自神的《十诫》宣布给所有犹太百姓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神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并歃血为盟，以示决心。但是他们不久后就违背誓言，重新祭祀旧的宗教。这些犹太人虽然嘴上言之灼灼、形式上庄重严肃，但他们从没有下定决心跟随神。

在沙漠中游走了一年多，犹太人面临关键时刻。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外围。摩西派12个先遣队员混入迦南侦察敌情。他们归来报告，迦南确实是肥美之地。但是其中十人说，犹太人肯定打不过迦南人，因为对方都身高力大，犹太人和他们相比就像蚱蜢一样不堪一击。只有两个人说，敌人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应该进攻，足以得胜。其实，那十个报忧的先遣队员害怕打仗，所以夸大了敌人的力量。人都差不多，不存在巨人。犹太人与任何人相比都不是蚱蜢。

听了敌情报告，犹太百姓吓破了胆，大哭大闹，“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神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他们叫嚷着要推翻摩西，拥立一个新首领，带领大家回埃及去。摩西与助手据理力争，呼吁大家不要恐惧。但是众人不听，还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会懦弱。在压力下，懦弱就会转变成邪恶。单靠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也不能纠正。犹太人的懦弱与丑陋彻底激怒了神。神发誓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飘流四十年”。

其实，迦南距离埃及很近，直线距离大约只有200公里。正常人步行，5到10天就可以走完，但是犹太人却花了整整40年才完成，违反常理。《旧约》中的道理经常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基督教相信，神的旨意都是通过现实展现出来的。所以按我们今天的语言，犹太人在沙漠中徘徊40年，因为他们做惯了奴隶，没有勇气为自由而战。就像前文中那位犹太教徒总结的，只有当新一代犹太人抛弃奴才的思想、敢于战斗，他们才可能进入神应允的美好家园。

古今一脉、中外相通

与朋友交流中偶尔获得了新视角，让我看清了“犹太人出埃及”故事中的主题思想。它讲述了不信神、或信神不坚定的犹太人怎样违反神意，处处碰壁，伤害自己。其中很多情节让我看到现代中国人的影子。三千多年前的道理也一样适用于今天，所谓“古今一脉、中外相通”。

首先，没有坚定信仰的人，其实都崇拜暴力和以暴力为靠山的权力，因为那是人的肉体本能、也就是动物本能。动物都害怕被打、被杀，所以它们服从棍棒或拳头。谁的棍棒或拳头最硬，它们就听谁的。犹太奴隶们臣服于埃及人。比如摩西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辱犹太人，就觉得不公平。但是周围的犹太人却不觉得，因为他们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看到主人欺辱奴隶，觉得理所当然，不但不反抗，还要告发摩西。那时的犹太人也信神，但是很不坚定。而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神，所以对暴力和权力的崇拜更甚于犹太奴隶。比如我曾遇到过很多人，他们的父亲、兄长、爷爷、或外公等，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只因政治原因就被杀掉或迫害。按常理，这些人应该牢记骨肉的冤屈，努力为亲人伸张正义。但实际上他们大都漠视亲人遭遇的不幸，其中一些人还把责任推到被害的亲人身上，为专制体制的野蛮和强暴辩护，令人扼腕咂舌。这样的人在精神上被权力和暴力打垮了，变成了彻底的奴才，比普通人更支持专政制度，还不如当年的那些犹太奴隶。

第二，懦弱的人经常把自己的懦弱美名为善良。他们只顾自己的小日子，假装看不到别人经受的不公，不管天下事。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直接做坏事，与人无争，于世无求，所以就是好人。其实不然，这样的人把本该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推卸给别人，所以不能算好人。懦弱本身就是罪。当社会面对危机时，一个人的懦弱可以直接伤害其他人。就像那些在进攻迦南地之前退缩的犹太人，大喊自己宁愿回埃及重新做奴隶。他们可能以为，我宁愿过原来的生活，自己承担后果，与他人无关，有什么错？实际上，埃及法老的军队在追杀犹太人。如果一部分犹太人投降，民族就将分裂，埃及人就可以各个击破。如果这些懦弱的人得逞，整个民族就危在旦夕，那些为民族的未来赌上生命的人，比如摩西和约书亚等，就会被置于死地。所以神对这些看似与世无争的犹太人暴怒，发誓要杀了他们，让他们为自己的罪买单。这就像现在的很多中国人，面对维权律师被关押、揭露毒奶粉的记者被消失、报道武汉疫情的自媒体主持人被判刑等，却宣称自己不关心，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自以为是温良的顺民，实际上是正义的逃兵，对神犯了罪。在《圣经》中，神不允许那些懦弱的犹太人进入迦南地。在现实中，这些怯懦自私的中国人也正在损害中国的未来。

第三，《圣经》里有一句犹太人抱怨时的原话，用词传神，让我印象深刻。他们逃离埃及后，最初的兴奋逐渐减退，冰冷的现实呈现在面前。大漠漫漫，缺吃少喝，前途茫茫。他们开始害怕，于是后悔离开埃及，抱怨说，“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他们忘记了在埃及受到的压迫、自己的孩子被杀戮等。对比新旧生活，他们的着眼点不是从前的被奴役与当下的自由，而只记得做奴隶没有风险、不用战斗、还有肉吃。于是，他们计划违抗神，背离自己的誓言，杀掉冒死带领大家逃离虎口的摩西，然后重返埃及。

没有坚定信仰的人都沉溺于低级的肉体需求，不关注高尚的目标，所以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摇摆不定，自相矛盾。很多移民到美加的中国人，有的曾在国内被迫害、有的被不公平地限制发展、有的被计划生育等。他们曾经不顾一切地出国，散尽家财，背井离乡。但是逃离中国后，他们在北美也要面对激烈的竞争。于是，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开始后悔、抱怨。他们对比新旧生活的标准经常是饭菜是否合口、住房是否大、攒钱是否多，找男女朋友是否方便等，而忘记了在国内的不公遭遇，不知感激当下的自由与人权。很多人开始“爱国”，比如加入美加国籍后还宣称自己最忠于中国、利用新获得的言论自由去支持独裁制度等。他们中有人试图在中美两边通吃，有人甚至仇恨慷慨地接收自己的新家园。比如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有人扬言要“买光美国的口罩，不给美国人留一个”；有人到疫区旅游，不顾及对社会的潜在危害。神严厉地惩罚了那些想回埃及重做奴隶、违反誓约的犹太人；今天这些在原则性问题上出尔反尔、恩将仇报的新移民，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在现实中也会被人唾弃。

小结

常有人说，“读书的功夫在书外”。年轻时读名著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第一次读的时候感受不到其中的深意，只有在很多年以后，自己有了生活阅历，再回想读过的名著，才理解它们在讲什么。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常人不容易领会的、世界上重要的道理。《圣经》是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书，是名著中的名著。它揭示的道理比一般的名著更深刻和重要。一时读不透《圣经》是正常的，大概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没有读懂，所以需要不断钻研，需要与其他信徒讨论、切磋。我的经验是，努力理解人生与社会对理解《圣经》最有帮助。基督徒认为，现实世界与《圣经》都来自同一个神，是神写给人的两本“书”。它们都包含真理，相辅相成，理解一个就能帮助理解另一个。其实，理解《圣经》就是探寻真理。这是永无止境的过程，贯穿每个基督徒的一生。

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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